贾平凹为《文化艺术报》柳青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专访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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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作家庞洁，相约于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馆，庞洁出现时妆容精致，葳蕤生光。看得出来，这个时常将自己调侃为“段子手”的女诗人，对于生活与诗歌，有着同样极致的追求。
访谈时，她思维敏捷，一个个游离于生活与诗歌之间的词汇被她信手拈来，却又恰到好处。诗集《从某一个词语开始》获得第五届柳青文学奖，让庞洁对于现实主义有了更为深邃的思考：既书写“我们”，也关心远方的“他们”。
柳青文学奖授奖词里，认为她的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特性。这些特性似乎来源于她对《诗经》里诗教传统的遵循，于“兴、观、群、怨”中探寻这个世界的隐秘和真相。作为女诗人，她的思考在细腻之余更为冷峻——审视自我的局限，重申写作的生命立场。
这些思考和呼声，与她公众号里一张个人照片仿佛有着某种意外的契合：樱花落英缤纷，她从容走过，独自呢喃：盛大的春天就要结束了。
文化艺术报：诗集《从某一个词语开始》，从时间跨度来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收录了您十多年来的百余首诗歌作品。在这部诗集里，我们从这些诗歌里窥视一个诗人的成长历程，或者说揣摩她对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日臻成熟的理解——从某一个词语开始，将要抵达哪一个词语？
庞洁：《从某一个词语开始》是我两年前的诗集，很荣幸被读者重新“看见”。写作跨度十余年，对我来说，也是我个人成长非常重要的十年。随着年岁增长，智识与阅历的积累，渐次探索“我感——我思———我问”的深入之道的，真正的转变大约从2013年开始。“从某一个词语开始”并没有特指，是一首诗的名字。我觉得但凡有主动而自律的诗歌追求的写作者，都善于透过“词语”直观的表象去抵达事物内部，这要建立在对世界独特理解的基础上，而始终葆有真与善的胸怀。“开始”恰恰在强调首先须放弃词语的炫技，历经人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后才能与世事“相逢一笑泯恩仇”。写作中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让词语的外壳和广袤深远的哲学命题遮蔽了对粗粝生活及生命真相的探讨。诗歌写作的原动力就是持续追问世界，探询世界的隐秘和真相。我觉得优秀的诗人向来善于抵达属于人类整体命运的部分，而这部分是远远超越“词语”的，乃至大于“诗”的。
文化艺术报：我知道您目前在写解读《诗经》的文化随笔，打算把《诗经》里的诗歌以现代的方式展开。包括在柳青文学奖授奖词里，也指出您身上的“知识分子”特性，那么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文学表达中，您自己更注重哪一个向度的表达？
庞洁：当代诗歌题材虽宽泛，但经典性的想象与诗学的自觉、自省与情感的淬炼等方面依然有相当的局限与不足。身为一个诗歌写作者，也会面临当代诗歌写作的伦理困境等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力不从心”，我个人的方式就是回到古典。今天诗人们想要表达的各类情感，诗经里基本都有了。这也是我起初想从自己的视角来读《诗经》的原因，那些遥远的万古愁，那些孤意和深情在今天依然生生不息。“兴观群怨”来自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在当下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对当代诗歌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也罢，民间也罢，对我而言，这几个向度是密不可分的，遵循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非常重要。今天，有些诗歌丧失了对公共事件的参与，流于小我的无病呻吟，人们关切的社会话题很难在诗歌中找到回应。当下部分的诗歌作品离艺术标准远，离庸俗大众消费品近，琐碎化、同质化的表达，表述的是泛泛之情、虚伪之情，就像朋友圈没有深情多是点赞之交，如快餐手纸，用过就扔。诗人们过度强调“诗意”，而诗歌写作甚至连最基础的捍卫语言纯净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重申写作的生命立场空前重要。
文化艺术报：在读您的作品时，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分裂的“庞洁”，《朋友圈已关闭》里是有些冷峻戏谑的调侃，在《我爱你》和《在人间》又充满了女性的温情，在《夜读王维》和《杜甫在秦州》里又有一种徘徊于历史之间的孤寂和悲怆，哪一个形象才是文本之外、真实的庞洁？
庞洁：这几首诗都是我近两年写的，并不在诗集里。可以说，近年诗风还是有些转变的，更多自觉地关注与切入日常，把写作的着力点逐渐朝外，尝试与所有困顿的生命共情，并在他们身上捕捉人性的光明与温暖。很幸运我也属于因“自身的缺憾而被文学庇护”（略萨语）的那一类人，即使我只是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中表达“我”，但每一种表达都至少是真实且真诚的。生活、真理、诗，有时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字。是不是被叫做“诗人”并不重要，写作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看见与省察自我，这是我在柳奖获奖感言中讲到的，也是我切身的体会。
文化艺术报：《杜甫在秦州》这首诗里写道，“今天的诗人们，或口若悬河，或惜墨如金。大都迷恋隐喻和象征，大于热爱土地与人间。”您的诗歌中，部分也有口语诗的倾向，我能否认为这些诗句里隐含着您的诗学观点？更确切地说，在您眼里什么样的诗歌才是美的，您的诗歌美学观点是什么？
庞洁：《杜甫在秦州》是我在天水参观杜甫流寓秦州时栖身修行的东柯草堂后所作，著名诗人梁平老师曾点评这首诗说“‘杜甫在秦州’这首‘大诗’还远未完成。”我很认同梁老师说的“未完成”。我觉得诗人表达“诗观”的时候也一定要审慎，在自省中逐渐获得表达自己内心隐秘的通道，进而发现我与“世界”的微妙关系，而“发现”不是一个完成时，只要在写作，就会一直在“发现”。诗歌的尊严来自它的精神品格。我相信好的诗歌既是觉醒又是召唤，既是揭示又是安慰，既是疗愈又是拯救。另外，您提到的“口语诗”很有意思，本身我对这个提法是存疑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单一的“抒情”或“口语”不能解决诗歌的独立性问题，最重要的是冶炼语言的独我性与经验的提纯。那些未说出的部分，才是一首诗最生动的部分，唯有多义、神秘才能抵达丰饶。
文化艺术报：有一篇关于您的评论文章，标题是《她以词语为子弹，射向这个作秀的时代》。当然，这个题目概括得很精到，而我的思考是，在文学已然被边缘化的当下，诗歌的生存环境更加堪忧，诗歌与当下生活的关系，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和文学编辑，您是如何理解的？
庞洁：这是著名学者刘绪义教授给我写的一篇诗评，或许因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刘老师不吝以“过誉”的方式鼓励我。至于文学“边缘化”问题似乎已经论及了很多年，我觉得其实并不成立。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文学也是一切艺术形式之母，尤其在当今建设文化强国的大好势态下，亟需文学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繁荣，亟需培养更多的文学杰出人才和创造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无论从写作者本身还是从文学编辑这个角色来说，我从来没有对文学对诗歌的现状感到“堪忧”过，唯一要做的是审视自我的局限，这倒是最值得“忧”的地方，而文学的被“边缘”很多时候是因为写作者本身的精神萎缩和审美退化造成的。
文化艺术报：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扎根生活的精神，影响了陕西很大部分作家，作为一名诗人，您从柳青身上汲取了哪些精神养料，对未来的诗歌写作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庞洁：近几年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文艺界如火如荼的实践活动，仿佛这是一项重新恢复的悠久传统，每次看到“现实主义”这个词，都会想到柳青，一直以为他当时下乡去“深扎”应该是文艺界彼时的大潮流，但其实这只是个错觉。像他这么做的人，并不多。相比于对现实主义的践行，更触动我的是柳青先生高度的自省。我觉得，一切写作，其实都和现实有关。现实不是描摹的纪实，不是愚蠢的顸实，而是最深的真实，和最高的诚实。只要作家们能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深入生活的内部底蕴，既书写“我们”，也关心远方的“他们”，而不是流于小我的无病呻吟，才能打动读者。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