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丁：在孤独的写作中，自由地活着

阿丁，1972年生，小说家、画家。著有长篇小说《无尾狗》《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短篇小说集《厌作人间语》《寻欢者不知所终》《胎心、异物及其他》，随笔集《职业撒谎者的供述》等。

《厌作人间语》，阿丁，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

阿丁画作《圣胡安·鲁尔福在科马拉》

历经麻醉医师、报社编辑、出版社主编等职业后，阿丁以作家的姿态成了自由职业者。与之同行的，是与他者的距离，无论物理上还是精神上的，都有些疏远。这是他对生存状态的选择，是对现实不妥协的决定，因此保持了生活和创作上的自由和独立。

如今，他住在通州宋庄艺术区租来的房子里，写作，画画。房子有几扇不小的向阳窗，天气好时，阳光就铺洒进来，映亮满墙油画。常来往的几个朋友相聚时，他会指着墙上新添的一幅，说说创作想法，问问观后感，随后喝酒聊天，尽欢才散。得空了，他会回保定几天，看望父母。他喜欢这样的日子，尽管有时感到窘迫，但满足。

不适合当医生

寻找相对自由的行当

十七岁，阿丁到保定一家医院当了住院医师。随后的近十年，他的职业表现很受认可，具体说就是手法精准，可将麻醉剂毫厘不差地送到患者身上的任一确切位置。后来有人用这点来形容他的小说，很精当。不过在那时，他还没想过写作这回事。得到认可的好处，是让他成为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即便做最保守的想象，也可说前途平坦。但出人意料，他最终决定离开。

理由很简单：不适合。整日坐在那里给人看病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有趣，更不自由，而这两点是他天性里的东西，他说，天性里有些东西是职业限制不住的。于是，1999年，阿丁辞去医院的工作，琢磨找份“相对自由的行当”。写东西正符合这一要求。

作为甲A联赛的球迷，阿丁在和父亲开诊所的同时写起球评，感到快乐。“在电脑上敲字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快感，把脑子里的所思所想敲出来，快感就加倍了”，就这样，阿丁慢慢迷上写东西。

2003年左右，开始写小说。

在新书《厌作人间语》的跋中，阿丁说到外婆。老人虽过世多年，他“还能轻易地从芜杂的记忆中辨析出她的声音、腔调和讲故事时的神态”。老人讲述的“农村老太太的故事”让他与文学初次相遇，并扎根在他的记忆中，成为文字烙印，无法摆脱。“这是一个成年人讲的睡前故事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一直可以延伸到你真正成为一个作家。”因此，外婆和小时候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一同成为他文学的启蒙老师。后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像一道亮光，让小说真正进入他的视野。

当时，阿丁已去《重庆青年报》当记者。此后又到天津《每日新报》和北京《新京报》做编辑。回顾其工作经历，像专门在为写小说做准备。历史上，由医生或媒体人转行为作家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大师，前者如契诃夫，后者如海明威等。个中缘由，与两个职业的属性有关。

共情、真实、客观

写小说的三个重要准则

“作为医生，你对生死的概念应该比一般人更强烈。那些生死虽然不是你亲人的生和死，但他是你认识的人，而且跟你建立了医患关系这一神秘联系。这些人的死亡尤其能刺激你，让你不得不思考。这些东西最终施加了影响到你的写作上。”

说到这儿，他讲了一个“哥哥哭弟弟”的故事。兄弟两人开着拖拉机，后面拉了一车直径半米多的圆木。弟弟下车检查绳子捆没捆紧，一根圆木正巧滚下，“脑袋被砸成了勺子”。哥哥跑进医院，疯狂给医生磕头。任谁瞧上一眼都清楚，人没救了，不过，哥哥乞求的举动引起了阿丁的共情。“那一瞬间我就置换了，我把那个哥哥置换成我哥哥，而死的那个是我自己，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种悲伤是没法用语言来说的。”回忆结束后他说，现在哥哥脸上悲痛的样子，甚至哥哥当时给主任医师磕头时脊背的那种耸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东西你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强烈的共情是作家的必备“技能”，上述经历无疑让阿丁更敏感。2014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中，阿丁用第一人称胜任了五个角色的叙述，由此构成一个庞大家族绵延八十年的历史。实现这种高难度叙述很不易，但在“置换成他人”这件事上，阿丁在年轻时已有多次经验，他善于此道。

此外，“医生”也常出现在阿丁的小说中，让他的小说不时飘出福尔马林的味道。“疾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可被看做对社会的隐喻，“医生”也不单单只是职业上的称谓，但读后的第一直觉，还是那股福尔马林味儿，合上书仍久久不散。

至于媒体生涯，带给他的东西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他说，这个行业给我的最大财富就是真实。做新闻行业训练了我对真实的观察力，让我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很清晰。同样在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胎心、异物及其他》中，《死党》《高考》《口吃的人》等篇目都有真实事件的影子。这是他用文学处理现实的一种手段，简单、直接，把世间的某一角落完全揭露给你，真实得让你很容易想到自己身边的人，想到自己。

除了真实，媒体行业的训练还让阿丁深谙“客观”之理。“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怀着同情也好，仇恨也好，在写作时，你都得变得像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上帝视角，上帝的悲鸣是不干预。所以你写任何一个人物时都不能带感情，而且不能去摆布他们。”就像他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师傅、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那样，给小说中的人物名字、身份、性别以及一个时代大背景，让他／她在其中自生自灭，这样一个人物才能有血有肉，丰满得足以让人听到他／她的呼吸。他认为，客观是一个尺子，最能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能以上帝视角去写一个故事，甚至一个时代。

这些关于写作的看法，从一开始就在他的写作实践中显露出来。2012年出版的首部小说《无尾狗》成书于2007年，由于所谓的“内容灰暗”，遭到几家出版社退稿，五年后终于出版。面对书中的主人公丁冬，就像看到赤条条的一个人，正毫不掩饰地回看你，像在彼此照镜子。他有时市侩、贪婪、无耻，有时天真、害羞、正义，这个看似由一堆悖论构成的人，满足不了你的英雄幻想，也无法带你去乌托邦，他把现实烙下的肮脏印记再为你展示一次，让你愤怒，让你脸红，却无法反驳。

离开人群拥挤之处

对现实不妥协

《无尾狗》有两到三成作者自己的经历，这点从丁冬的职业（医生）、年龄（上世纪70年代初）可见端倪。有时，阿丁在个人公号发文，会说“贪婪如我”这样的话，每每看到，知道这多半是一个作家的自谑，但还是会下意识想到丁冬。也许，丁冬的精神困境正是当年阿丁的精神困境。他思考善与恶，并在小说中超越它们，形成俯视的角度，对一切投以悲悯。然而在生活中，他疾恶如仇，用作家王小山的评语说，就是侠骨柔肠。

至今，朋友间仍流传着六年前他和人大打出手的故事。两个年轻小伙在小区里贴小广告，一位老大爷前去制止，年轻人便骂骂咧咧着，推搡老人，被阿丁看到。那是在夏天，天很热，阿丁穿着拖鞋，疾步上去，将那两个年轻人拉开。两人仗着人多，开始动手。最终两人一个被抱摔，一个被侧踹一脚，跑掉了。那时，阿丁不到四十岁，还经常踢人形沙袋。

后来的几年，生活和工作上都不顺利，踢沙袋的习惯也渐渐被搁置。期间，他曾短时间接触过剧本，但这种要跟众人妥协的事显然不适合他，对他来说也毫无乐趣。唯一可喜的，是几本小说陆续得到出版。但稿费有限。

2015年春，阿丁开始画画。

他在其中找到了类似写作的乐趣，而且更松弛。更重要的是，他发现文学带来的收入不能糊口，画画或许可以。他画自己喜欢的作家，画小说中的经典情景，也画脑子里突然一闪的奇思妙想。2016年8月，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名为“画布上的小说”。现在，他的画挂在Artand平台上，还得了“2016年度跨界艺术家奖”。

从未学过一天，仅靠自己摸索，他把想画的都画了出来。画不精致，没规则，有稚拙之气，从中可窥见自由。作家徐星评论说,美是自由催生的，而非其他。

写小说，画画，用自由的方式，并因此得到乐趣，这是阿丁的法则。对那些不自由又无趣的人和事，他避之不及。

去年夏天，他从南城搬去宋庄，以虚构为生，也以此消解孤独。他对现实依然很关注，依然用小说表达这个善恶交杂的世界，但已不喜欢身处拥挤之处，熙攘扰人。他屋里有棵盆栽的竹子，到秋天，叶子枯了，在书桌旁落了一地。他不去扫，觉得好看。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进

编辑：惠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