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两次文化座谈会
一次叫石渠阁会议，一次叫白虎观会议，都是由皇帝主持的。议题基本一致，研究探讨“五经” —— 《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讲议五经同异”。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召开的，在甘露三年由汉宣帝刘询主持。石渠阁是皇家藏书馆，在未央宫内。“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参会人员均是当时大儒，萧望之做学术主持。会后辑录《石渠议奏》。据记载，收入议奏一百五十五篇，今此书已佚失。白虎观会议是东汉初年召开的，在建初四年十一月，由汉章帝刘炟主持，这次会议时间长，“连月乃罢”，开了一个多月。参会人员也不限诸儒，“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会后由班固辑为《白虎通义》，“顾命吏臣，著为通义”（《后汉书·儒林列传》）。此书侥幸还传在世间。
汉代自武帝始，将文化建设视为治国之重，“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书·武帝纪》）。武帝时，常年备博士五十人。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延续这项制度，并扩而大之。五代帝王不懈推进文化建设，打下了扎实的文明国家的基础。到成帝末年，增至三千人。遥想当年的长安城里，汇集着来自全国的三千“五经”研习专家，那时的政府，真的可称作重视文化工作。
“五经”学术研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汉代重视文化建设，重视“五经”的研究和学习，并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也不搞“形象工程”，是以“五经”作为基础材料，建筑社会公共文明的大房子。古代人以“五经”为抓手，深入解剖，整理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作为行为规范，用以指引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的“礼教”就是这么出台的。
“以礼入教”，礼是规矩的总称，在家，在社会，在各个行当里，在朝廷上，各有一系列具体的规矩，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以礼入教”是中国古人探索出的专制状态下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制造。在中国以前的旧农村，哪怕是文盲村，没有人念过什么书，但“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核心东西是深入人心的。这都是“以礼入教”的教化成果。
汉大儒董仲舒还创立了“天人感应”说，核心的话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君与臣、民共戴天。国家发生地震、涝灾、旱灾、大瘟疫，还有日食等，是天对君王的言行不满造成的，于是天降灾难，以示对君王的惩罚。“天人感应”的价值在于对皇帝专制的制约。
汉代的史学，是前沿学科
汉代的史学是显学，也是时尚，是前沿学科。
《史记》《汉书》既是中国社会观察与考察的大成作品，在文体上也有开创之功。汉以前的文章，都是囫囵着去写的，自这两本书始，才有了体裁类别的讲究。以今天的眼光看，《春秋繁露》《新书》《新序》是历史学专著，董仲舒是《春秋》研究的大家，晚年以讲学为主业，《春秋繁露》是他讲学的核心要义，这本书中贯通着《春秋》和《易经》，由史及文，以中国人的思维构筑中国哲学。贾谊的《新书》和刘向的《新序》是当年呈给皇帝的奏书。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基本材料，向皇帝阐述当朝时政的要务。“以古刺今”“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进而“以戒天子”。
一个时代的文学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品质，一个时代的史学成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看一个时代是清醒沉实，还是虚化侈靡，看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史学作品就知道了大概。
汉代史学走强，是有社会成因的。汉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期，是国家转型期，由分封建国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大一统”自秦朝开始，但寿命太短，仅十五年，成型却未定型，类于交响乐的序曲，也像高速路的辅路。新型国家的根本所在，是建构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
秦代实行“焚书坑儒”，此种文化酷政之下，民间藏书基本上绝迹了，但当年的国家图书馆还有，也允许博士官存书，但公元前206年项羽那一把火，所有存书随咸阳城化为废墟。不好的政治对文化的连续伤害，对文化是灭顶之灾。
汉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国故，继承并弘扬传统的，以“六艺”（《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为主轴，依靠文化老人的记忆，重新挖掘整理出大量古代文献著述，进而打通了中国文脉。汉代的民间和政府，敬重读书有成的人，汉代的政府重视读书，创立了以书取士的选官制度，甚至多年未被提拔的官员，“通一艺……迁滞留（升职）”（《汉书·儒林传》）。民间读书讲学风气随之浓郁，在汉元帝时期大师专家达到一千人以上。
历史观，是观人心，也观我心，以观者的利益利害为出发点是不可取的。恨一个人便编造证据去诬陷，去诋毁；爱一个人则没有根据地编造，去制造。写历史，或写历史题材的文章，要守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底线，“以史制君”“君史两立”的旧话不宜讲，但“以古鉴今”是要因循的，讲历史是为了今天的时代清醒。因而那类“以古悦今”“以古媚今”乃至从史中找乐子戏说历史的文章还是少写为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