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写出信任的希望与灵魂

发布时间:   作者: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沈念,湖南华容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学》主编。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八分之一冰山》《灯火夜驰》《夜鸭停止呼叫》、散文集《大湖消息》《世间以深为海》《时间里的事物》(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等。历获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高晓声文学奖、三毛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毛泽东文学奖等。

  

    沈念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以洞庭湖为背景,洞庭湖是您的文学地理还是精神领地?

沈念:都是。我出生在洞庭湖畔,学习、成长、工作也都围绕着这里,直到35岁才离开。即使离开,依旧每年在重返。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就在处理洞庭湖这片河汊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

文化艺术报:从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大湖消息》到新近的中篇小说《渔火》,大湖凝聚了您哪些写作理想?

沈念:从本质上说,我对湖的认知,是因为与那里的鸟兽虫鱼的相遇而打开的,也是与渔民、保护工作者和志愿者的相遇、相识、相知而加深的。多少次“归去来”的经历,既是回溯光阴往事,也是体察时代变迁。以前我们看到、听到的是人与水的斗争,人从水中的索取,今天的“退田还湖、生态修复、十年禁渔、守护一江碧水”,已经成为人的自觉与自省。水的内涵远比我们见到的模样要丰富、复杂。我带着敬畏、悲悯、体恤,沿着水的足迹寻访,见识了不同季节和生态下的大湖景致,在大湖人身上看到比湖更广阔的性情、心灵。我和他们一样,从水流之中获得力量。关于写作上总体的思考,我写湖上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也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有情有义的水世界,写人对生活与自然的领悟,也是写我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

文化艺术报:《大湖消息》之前,您的小说创作已卓有成就,为何会转向散文写作《大湖消息》,能否谈谈写作《大湖消息》的初衷?

沈念: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擅长的文体,或者说在外界被认为写得好的文体,所以才会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之别。也有几种文体能兼顾的作家,但大家心中也只会突出出色的某一点。作为愿意挑战或写作题材与手法宽泛的作家来说,显然都想成为兼顾多文体的人。我也想尝试,或者说是挑战。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导师阎连科有次批评同学们没有野心,这种野心其实是指竞争之心、挑战之心。我写作之初,写过诗,后来放弃了,现在主要以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来写作,介入不同的题材。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作家在一直不断探寻和解决的问题,这两方面没有轻重、先后。它会考验你对文体的认知,考验你的生活、知识、思想、情感储备等。

《大湖消息》是献给我故乡洞庭湖的一本书。这次创作的缘起,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到了我的家乡岳阳,提出“守护一江碧水”的要求。2020年下半年,疫情稍有缓解,湖南省启动“青山碧水新湖南”的创作活动,我把写作提上日程,集中时间回访洞庭湖和长江,多数篇章是在2021年上半年的时间里写完的。写了一年左右,也是写了很多年的湖区生活经历,是我在洞庭湖畔所有生活、情感积淀的一次“放血式”写作。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写作原因,2014年调到湖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又去中国人民大学求学三年再返回时,我的创作理念与年轻时发生了位移,目光更多专注到现实,也是有意识地专注到故乡洞庭湖区的人、物与命运。大湖之上的一切,让我对写作和生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他们让这片广袤的大地变得深沉厚重,我也从注视中获得内心的洗涤。有时间我就会到湖区的乡村走动,特别是秋冬季节,湖水退去,洲滩横卧,世间寂然,仿佛走进一座埋藏着秘密的殿堂之中。殿堂非常阔大,我走入其中,变得充满激情,热血沸腾,有了叙说故乡的欲望。

文化艺术报:大湖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沈念:因为写大湖,这些年我不断返回。从起初的懵懂无知,从直觉的对错判断,到一种浓郁的生态忧患意识弥漫心中,到以生态整体观来观照笔下的万物生命,如同一场心灵之旅,终在荒漠中找到甘泉。我突然抬头发现,当下写作者聚焦自然生态的目光和笔墨越来越多。多了是好事,但滥了就很糟糕。一个难题横亘眼前,面对兴衰变化、原始状态与人工修复,站在审美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孰重孰轻,又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就会成为写作的难度。遇到且挑战难度的写作者,其实是幸福的。我的疑虑被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创始人利奥波德解答,他在《沙乡年鉴》中谈到人与大地和谐相处时说:“你不能只珍爱他的右手而砍掉他的左手。”于是,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我的悲悯也是属于大地上所有事物的。

我没有想过要专注自然生态的书写,但我通过这次创作提升了对自然生态书写的领悟。写作中永远要处理好一生“所见”的问题。怎么看,是方法与路径的必经之路,也是问题与意识所在。比如说,我在湖洲上行走,我睁眼闭眼就能看到水的波澜四起,听到水的涛声起伏,水的呼吸所发出的声音,是液态的、颤栗的、尖锐的,也是庞大的、粗粝的、莽撞的。我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没有边界的,飞鸟、游鱼、奔豖、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区的人,都会把水带走,带到一个我未曾想到达的地方。我在湖区看到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鸟,鸟儿不为天空歌唱,但会为身旁的水流唱鸣。我仍然存有诸多疑难,直到梭罗告诉我:“问题不在于你看见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看和你是否真的看了。”那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点、思维模式和认识角度,轻易不会发生位移,但我们必须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必须去撬动那些上了枷锁的观点——也许你不是在看自然物,而是在看人类自己的影子。

文化艺术报:《大湖消息》被批评家贴上了生态文学的标签,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沈念:近些年,中国确实出现了一阵生态文学热,很多地方也都在组织生态文学论坛和创作活动。我并没有做太深入的研究,所有的写作都是面向世界面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生态。我的理解是,所有关于生态的元素和精神内涵,进入到文学之中,归根到底落点还是在个体的人身上,在人活动的时空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不可能均等的取与舍。从这个意义出发,每一位投身自然生态文学书写的写作者,必然要去直面欲望带来的责难,要去书写反思与自我拯救。而我就是要从水流、森林、草原、山野以及大地所有事物之中“创作”一个未来,那里有对大地上、人世间最坦诚的信任和依赖。每一种写作、每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大湖消息》亦如此。我在自然书写和人文呈现的过程中,展现了强烈的悲悯情怀,展现了人与自然作为共同的生命体的内在逻辑,引发当代人现实的和精神上的思考。我的本意并不单纯是写一部生态文学作品,而是朝一种更适合这一题材与写作对象表达的方向努力,至于达到怎样的程度,那是评论家研究的事,作者要做的只能是用心用情写好每一部能写好的作品。当下生态写作如何回应时代现实,也许《大湖消息》给出了有点意义和价值的答案。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创作谈中谈到南方写作的文化性格,这几年,很多南方作家都在重提南方气质的深邃繁复。您在洞庭湖边长大,是个地道的南方作家,您是怎么理解地方性经验与个人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沈念:我写水,写湖,写湖区万物,写散发出的许多气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鱼腥味”。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也是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也许写作者深挖精耕在一隅一地,不离不弃,可能一辈子白写了,但也许又生成了其他的意义。好作品的点睛之笔、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因为这种个人性(鱼腥味)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创造)出来的。

大地是一张网,人永远只是网中的一根线,编织一张完整的生命之网是永恒的梦想。我们对待这张网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写作者真正地身心融入自然,才能知道抽取哪根线,才会找到线所在的具体位置,或者就是安心做一条线。

文化艺术报:相比于小说,散文是您更擅长的领域吗?结合您自己的创作经验,可否谈谈散文写作相比小说您有哪些优势?

沈念:我在对自己体验感受深入的领域,会用散文表达多一些,需要打开更多想象空间的时候,会青睐小说的形式。所以说我在散文驾驭上的优势,还是在体验深切,因为深切的体验,更容易引起读者共情吧。

我早期写散文,开始是给报刊投稿,很快我就意识到要做一些散文创作的探索。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古人已经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散文篇章,“五四”时期又达到了一个散文的高峰,并确立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框架。我们依然还在仰望高峰和在框架之内进行写作,这几年有了突破边界的感觉。有人会讲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实际上文学史的更新就在于变化,任何的探索都会有失败,但你要创新就必须探索。

西方现代主义、现代派小说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疏导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干扰,但把它捋清晰了,就会帮写作者重构一种表达。当下语境下,我们的散文书写也应该进行现代叙述意义上的写作。如果说,依然按照过去的路子、话语系统,就会陷入一种传统、经典没法超越的境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还是个人性的呈现,没有个人性的东西,就没法标识出你的创作特征,可能就是所有人在写同一本书,那你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是我很警惕的。可以说,我在散文里的探索比小说写作走得更远一些。

文化艺术报:《大湖消息》出版的同时您又出版了散文集《世间以深为海》,可否谈谈您对散文的理解?

沈念:刚开始写散文,我在写作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是习惯由“我”引领读者历览世间、周游世界、感受人生冷暖,以至在后来的虚构叙事中,这个“我”依然被我强调,叙事结构和叙述口吻看得出清晰的影像,甚至变得自觉。我不敢说这种自觉是好的,但它是个人性很强的。它的形成,与写作者介入生活与写作的方式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关联。它与我对世界、生命的认知也是相互联通的,我看重的写作,并不是你去写什么,而是你在写作中所呈现的发生、发现和发展,是所写作的对象与个体精神空间之间的融合交织、患难与共。也许是因为你带着这样的要求,自然而然,叙述的结构和调性,就有了一定的风格,这种风格也就成为一种自觉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体有一种文体的渐变与丰富。当下语境里,现代性叙事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已经越来越为人所跟随、认定。如果依然按照过去的路子、话语系统,就会陷入一种传统、经典没法超越的境地,或者进入公共话语体制下,就失去了个人性。表达现代生活的复杂经验,说别人没说过的言语、感受、逻辑,才会有真正意义上个人性的呈现。没有个人性的东西,就没法标识出你的风格特征。对于读者而言,可能就是所有人在写同一本书。这样的创作是必须警惕的。

文化艺术报: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散文作品?

沈念:无论是主题、题材的选择还是文体形式、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是创作的重要元素,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才是作品的最好呈现。这首先要求作家要熟悉生活,熟悉所写的对象,只有十分熟悉了,才能挖掘得深刻,表现得有力量,才能创造出有艺术魅力的新人物和文学样本。比如书写乡村,熟悉了乡村现实和变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才会栩栩如生;不回避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发出对乡村未来命运的思考声音,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接地气、有温度、见深度的文学特征。现场有神明,总而言之,今天的写作者,深入到火热的社会实践现场,在人群中找心灵感应,在现实中找鲜活的生活,加上富有艺术性的写作手法,作品也就有了筋骨,有了属于人最真实的喜怒哀乐和情感情怀,也才具备了好作品的基本品质。

文化艺术报:您是一个关注当下的作家,关注现实的写作源泉和动力来自哪里?

沈念:这种源泉和动力,是在故乡,是地方性写作所带来的。我在洞庭湖畔生活了很多年,过去并没有深度思考我和湖和水的关系,人过中年,内心逐渐清澈,回望故乡,也是在归去来的过程中,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水给了这片土地灵性、厚重、声名,也给了人刁难、悲痛、漂泊,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

文化艺术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文学的?

沈念:青春期。我的青春期多是在图书阅览室度过的,因为有了阅读的陪伴和滋养,我的青春才充满了多样的声音和色彩,众声歌唱,五彩斑斓。突然有一天,我从阅读中领悟到一种更大的向往,开始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样,锲而不舍地向一座座文学高原攀登。

我曾在洞庭湖边一所纺织厂子弟学校工作了十年,教语文,创办了文学社和校园刊物《太阳雨》。二十一世纪初的大型国企,文化氛围浓厚,单身青年宿舍住着许多文艺青年,青春的萌动,情感的迷茫,让年轻的我一头扎进文学里,逐渐开始创作。

文化艺术报:哪些前辈作家影响过您的写作?

沈念:你的提问一下把我拉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参加工作后疯狂阅读的那段时光。那时我是一名小学老师,租居在一幢旧楼顶楼,老房子是工厂的那种“扁担房”,20平米,却被划豆腐块似的整出卧室、餐厅和厨房,楼顶板非常单薄,丝毫不能阻挡太阳的炙烤。整个暑期,我就在无比酷热中读着博尔赫斯小说全集度过,身体内的水分以从没有过的速度往外奔跑。与博尔赫斯在酷热中相伴,是我至今为止有资可谈的一次阅读经历,我感受到自己像一只忙碌的蚂蚁,整日整夜地在他的世界里奔波,就像搬动着一个个强大于身体数倍的悬念,追逐着阅读中高潮带来的快乐。

我的阅读偏西方的作家作品居多,我的阅读史也是写作的成长史,那些西方经典作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照亮过我的暗夜。这个名单是很庞杂的,如果一定让我梳理,印象最深的是博尔赫斯、鲁尔福、马尔克斯、卡夫卡、福楼拜、福克纳、卡尔维诺等。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也滋养过我,比如鲁迅、沈从文、废名、彭家煌、阎连科、余华、格非、韩少功、张炜等。阅读中有时带来的是雷电交加,让人深受打击,没有信心再去写作;有时是金光万丈,仿佛自己可以驾驭世界毁灭前的唯一诺亚方舟,就是在这种自信心的摧毁与重建中,我向着文学的来处一步步靠近。

如果像剥笋叶一样地剥掉那件毛茸茸的外套,我的青春时光拥有过的美好,最后残留的核心,最激励我鼓足人生勇气的就是阅读。阅读像一条泾渭分明的河,划分了我的白天与黑夜;它又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体内的杂物剔除,让一个年轻的身体在阅读中成长。阅读是消弭我人生孤独的一种修为,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喜怒哀乐,只要回到书房里,我就立刻可以获得安宁。人过中年,已经非常真实地明白,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做自己热爱的事,享受这件事过程中的欢欣和苦闷,我已经非常知足。

文化艺术报:媒体从业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意义?

沈念:从事过记者工作的人,我有一个认知,他们的视野和胸襟会更开阔。我不后悔记者生涯中的忙碌和写作上的停滞,也没想过主动逃离,但是当可以回归文学的机会降临眼前时,我毫不犹豫放弃了记者这份有光环的工作。一个人有自己的宿命,无论我身处何种环境,我的理念是坚持做好自己,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很多故事不可能成为我的新闻作品,但成为了我的文学。

文化艺术报:中国作家大都有长篇小说情结,您是否已经在写长篇小说?

沈念:已经有长篇的计划,也在逐步实施中。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并不着急。洞庭湖是我的文学原乡,我希望能以小说的形式,创作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为它立传。

文化艺术报:对自己的创作您有何期待?

沈念:当然是越写越好。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抱负,但有时也是无奈。有的人出道即高峰,但有的人是酿酒,越陈越有味道。我写了二十多年,现在有意放缓节奏,有时间就在阅读和走访,想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辽阔些,认知能力变得更深远些。希望自己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家,您有话要说吗?

沈念:我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是懵懂的,是执拗的,也是顺其自然的。当经历过创作中的平淡、寂寞和收获后,如果让我再经历一次,依然希望是懵懂、执拗的,不希望是功利、走捷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作家是时间里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作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就是在创造新的时代与生活的文学记忆。我的下乡经历、记者工作,不仅为我的写作,也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我在这个窗口盼望,我们看着外面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看着走过的足迹和擦肩而过的众人面孔,愈加会从心底告诫自己,认真对待你笔下的文字和眼前的世界,写出岁月不居中的真善美,写出值得钦佩的道德勇气,写出可以信任的希望和灵魂。

另外,年轻人有创新精神,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不发表,因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不是守旧。文学创作必然要汲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让其在心中生根发芽,长出独属自己的风格,更要不断地创新发展,站在传统的基础上,生成新的传统。树立对写作的正确认知,走对了路才能走得更远。

文化艺术报:湖南是文学大省,名家辈出,会不会有些压抑?

沈念:我从没有过压抑感。每一个在湖南生活的作家,都应该说得益于这片厚土滋养,得益于文化的一种熏染。我是很幸运的,比我年长的作家们对我很关注,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给过鼓励、协助,我也是以他们为榜样和骄傲的。他们中优秀的品质、优秀的作品,都刻在我心里,时刻提醒我要做好自己。我一直觉得,一个写作者身处任何环境,或者是一个人,该不该去比较呢,当然是需要的,最关键的是与自己的过去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进步,而不是与他人作肤浅的比较。所以与名家前辈在一起,我会虚心听取他们的交谈,从他们身上发掘值得我学习的东西,从不会比名气、比财富,更多的是汲取精神内涵中的养分。

文化艺术报:您的创作历程是怎样的,还记得您的处女作吗?

沈念:我是十五六岁就开始模仿着写作,写诗,写小散文,第一次在当地晚报副刊发表了一篇五百字的短文《过去是否会再》,时间是2016年11月23日。对文学的兴趣起先不是特别明确,身边有一些比我写得好的同学,比我的发表也早,我也是被一种虚荣心鼓舞着,悄悄在写作上发力。我报名参加学校的青果文学社,我第一次参加活动是夜里,老师来得迟,我坐在一群年长的同学中,大家都在认真看书,或者是埋头疾书,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也没人与我说话。我就挑了一本杂志在看,居然打了个盹,后来是被身边的响声惊醒的,我们的指导老师来了。这些年过去,我就记得文学社叫吴穷的女社长和一个后来不知所终的诗人。诗人姓蓝,他当时就颇有诗人气质,一头蓬乱的头发,文学社的活动中,他喜欢朗诵自己的诗作。大概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一点一点地埋下文学的种子。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我进了一家厂矿学校当老师,这个工厂里有一座文化楼,二楼是阅览室,我那时经常去阅览室看书借书,玻璃柜里摆了很多新的文学刊物,我给许多杂志的投稿地址,就是从那里抄录下来的。当了十年老师后,我调去当地的党报做时政记者,一下变得忙碌起来,写作的时间和数量骤降。2014年是个写作的分水岭,调入湖南省作协创研室,算是又回归到了写作的大道上。201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读书学习,与阎连科、梁鸿、张楚、孙频等师友在一起交流,对我写作上的启示和鼓励都很大。

文化艺术报:您有多年当记者的经历。毕飞宇说他在《南京日报》当记者的时候,跑的是法制线,他坦承自己不是个好记者,他老想着写小说,您是不是也这样?

沈念:我没有,我现在一直对报社的八年经历很纠结,不知如何去评判。我当时调入报社时是想去副刊部,但社长安排我去新闻部,说多接触社会,锻炼一下。结果一干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时政记者,中途除了自己跑新闻,还要编评论版,写社评。因为你在从事一份与文学没关联度的工作,所以必须先把这份工作干好。前不久有家刊物约我做了一个创作年表,在报社这几年的创作发表量是很小的,每年就一两个,而且作品质量也没什么可以言说的。我唯有每天深夜下班回去,在临睡前翻读一下书。有许多作家有过类似的记者从业经历,我记得作家须一瓜说过一句话:末条新闻,头条小说。我曾经自我调侃:我是写头条新闻,没有小说。

我是个敬业尽职的记者,但不能算好记者。记者身上应该拥有的对社会问题“扎针式”“打破砂锅式”的品质我没有,但这段经历是我个人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它让我去经历纷纭的社会各个层面,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应该说,记者生涯是帮我完成生命的成长,继续这种成长才在后来的岁月里慢慢转成文学的生长。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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