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是大帝，尚儒崇武，重文轻商，文治武功，皇皇伟业，但不可仰承之处也是有的，比如好大喜功，不太心疼百姓。汉武帝时期国强民不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任用酷吏多，酷吏就是暴力执法的野蛮干部。《史记》《汉书》记载的酷吏，武帝一朝占着多数。也不太心疼干部，仅以丞相为例，武帝一朝有十三位丞相，依任序是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十三人中仅公孙弘、石庆、田千秋善终，老于任上。田蚡病死，但晚年精神失常，田蚡死后，武帝说过一句话：“使武安侯（田蚡）在者，族矣。”（《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田蚡要是还活着，我要满门抄斩。卫绾、许昌、薛泽被罢免，李蔡、庄青翟、赵周自杀，窦婴、刘屈氂被诛，公孙贺父子同诛，灭族。
探讨中国传统文学，不能回避传统政治，也回避不开。《史记》和《汉书》，基本上是当朝人写当朝事，司马迁写到汉武帝为止，班固生活在东汉初年，写西汉全过程。两位史家不仅心明眼亮，更是遵守着史家的良心和良知，说实话，说真话。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去看，一个朝代里的文人，如果只是文学家在发声，而史家沉默着，这个时代的文心成色是不够的。
刘邦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
刘邦是率性而为的皇帝，不待见读书人，甚至见到儒生的穿戴都烦。起兵之初，有儒生上门投附，要么避而不见，要么直接出手把冠帽摘下来当尿壶。“通儒服（叔孙通，汉初大儒），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汉书》记载这些细节，用笔不忌皇帝讳，用心却大器深远，就是这么一位性格不羁的领袖，身边却吸引团结着多位重量级文化人物。汉定天下后，武将的命运多有不测，但文化人受到尊重，讲真话讲实话的，不仅不压制，还受到重用。“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陆贾是汉代“文化治国”的最初顶层设计者，因是近臣，顶撞刘邦也多，最典型的一次是，刘邦骂他：“老子是在马上得到的天下，和《诗经》《尚书》有狗屁关系!”“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不慌不忙地说：“在马上得到的天下，还要在马上治理么?古代的贤君明主，均是文武并用。假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行仁义，法先圣，陛下是没有机会得到天下的。”刘邦听后“有惭色”，说：“你把秦朝失天下，以及古来治国成败之道全部写出来给我。”陆贾写一篇，刘邦认真读一篇，这就是陆贾所著《新语》（十二篇）的始末。据传《新语》这个书名，是刘邦所赐，对他而言，这些“老货”都是新鲜话。
叔孙通是大儒，学问在陆贾之上，原为秦朝博士，是秦二世的文化顾问。他第一次见刘邦时因穿戴儒服遭到冷遇，但之后被刘邦封为奉常。奉常，后改为太常，位列九卿之首，主管国家意识形态，兼管教育、文化、礼仪工作。再之后，兼任太子太傅，做太子刘盈的老师。汉初的朝廷礼仪、政策条例多由叔孙通牵头修订，并且带出了一个三十人的工作团队，均是他学有所成的弟子，这些人被刘邦任命为郎中，分派进入朝廷多个部门，成为汉代初年首批专职文化干部。叔孙通还有一个贡献，制定并实施征书令。秦始皇公元前213年下达禁书令，焚书范围包括各诸侯国史书，《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汉代建国不久，即颁行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整理文化典籍。“汉初，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这项工作，被长期坚持下来，几乎终西汉一朝，至西汉末年，共修复整理书籍六个门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三十八种，约计一万三千多册书籍。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著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整理出来的。
张苍是天文学家，“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史记·张丞相列传》），也通数学，增订、删补《九章算术》。张苍原为秦朝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则主四方文书”（《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被刘邦重用，任为“计相”，主掌国家计簿（人事、赋税、户口）。汉初的历法、音律均由张苍主持制定。张苍在汉文帝时任丞相十余年，进一步完善典章制度。张苍长寿，享年一百余岁，但晚年牙齿全无后，主食人乳，成为后世人的褒贬谈资。“苍之免相后，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史记·张丞相列传》）。
刘邦实际在位七年，汉五年称帝，汉十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刘邦个人没有文化，不按规则做事，长于打破各种框框，但识人，“能听”，善于吸纳多方有识之见，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转“打破”为“建树”，章程和制度建立后，他带头遵守，不反复，不出尔反尔，为西汉一朝扎实的文化生态预留了宽阔的空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