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西 《祖孙四代》 纸本设色 119cm×96.6cm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
刘文西 《沟里人》 纸本设色 169cm×133cm 1982年
文/张雨哲
刘文西作为当代中国画坛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画家，在近70年的艺术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解决好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在创作什么、反映什么、提供什么的问题上做到了旗帜鲜明，从而创作出大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多年来，学术界对刘文西个人的艺术成就研究颇丰，逐渐形成并建立了一套完备科学的思想体系，在范式营造、画派创立、体系建构、社会影响、思想引领上体现出强大感召力。
刘文西艺术思想的成因及演变
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用革命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武装自己，自觉地用正确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指导自己的文艺道路和文艺实践，最后成果则沉淀为艺术思想。可以说，刘文西的前半生是用世界观、艺术观来滋养艺术实践，后半生是用艺术思想来滋养艺术生命，坚定的社会主义文艺观和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很快便能发出炫目的艺术思想之光，而艺术思想的长期沉淀则让他厚积薄发，老始功成。因为绘画，不仅是手艺活儿，更要修养，更要人格，更要学识和思想。
1950年，17岁的刘文西走出浙江嵊州，到上海育才学校插班学美术，无意中接触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著名段落，从此对陕北老区心向往之。1958年，刘文西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怀揣那本上海育才学校发给的《讲话》，主动要求到西安美术学院任教。从年轻时起，他就下决心到普通大众中去获得人民情感和创作激情，心甘情愿地为人民而创作，要一辈子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去实践、去创作，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了解人、熟悉人，了解生活熟悉生活。可以说，《讲话》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艺观，指引了刘文西一生的文艺道路和艺术实践，从未动摇。他从18岁以后就选择了陕北，从此一头扎在陕北直到86岁去世。68年来他上百次到陕北深入生活采风写生，在陕北画了上万张速写、几千张创作。他是唯一的一个长期根植于陕北的艺术家，直到去世前还在继续坚持深入陕北采风、写生，党的文艺方向、方针和政策他践行了一辈子。
刘文西曾强调：“现在党的文艺标准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思想性、艺术性要和观赏性结合。只有观赏了才能表现出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全面，过去是高度的思想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加了观赏性，面积更大，文艺要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味道都要有。就像吃菜一样，不是只单调地吃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艺术性不讲究是不行的，要全面。艺术家要有宽松的生活，容纳了很多生活，表现出千变万化的风格，老百姓才喜欢。要有严肃艺术，也要有轻松艺术，对人们心理休闲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文艺思想的发展。”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很想看到的形象，看到会有一种鼓动力量。刘文西在艺术实践中，长期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是他的艺术思想并不是完全遵循新的口号，而是在深入研究后注入了一种情感，有非常扎实的生活基础。所以，他笔下的农民形象神形兼备，富有艺术感，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新中国成立后当家作主的喜悦。从刘文西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与情感和陕北人民息息相通。正因为如此，他的真情实感，才能在笔下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创作出了大量的关注社会、关注人类、关注生命的艺术作品。他笔下的所有人物无不洋溢着幸福的喜悦，积极而乐观，给观者一种充满活力和无限生命力的感受，作品中洋溢着画家对于革命年代及新时代生活的由衷赞美。因此，他的作品普通人民大众容易接受，也容易受到鼓舞。
刘文西艺术语言风格的特征
从艺术的语言风格与形式特征来看，刘文西绘画艺术独具个性的样式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青年时期（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其作品主要偏重于革命题材和领袖人物的创作，以形神兼备作为自己最高的艺术目标，通过形象思维，追求“迁想妙得”的艺术效果，他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结合起来，在造型上吸取西画中素描和色彩的精华，加进民间艺术中清新健康的朴素格调，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创作了一大批神形兼备的代表作品。如《毛主席和牧羊人》《同欢共乐》《知心话》《奠基礼》等，同时他也创作了一些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如《祖孙四代》《支书和老农》等。而《祖孙四代》则奠定了他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祖孙四代》作于1962年，据他本人回忆，当时他和西美的几位老师到延安采风、写生，在延安的安塞县，看到几位围坐在田间地头吃饭的农民，便有了创作的念头。“最初的草图是画村上的书记和队长在地头，望着即将收获的谷子。陕北的秋天很美，地头坡上五颜六色都有，黄的谷子红的高粱和绿色的蔬菜等等。第二张草图就是一家人，有的草图一家人坐在大树根上吃饭，又有坐在拖拉机后面的犁上，还有在家里的炕上等等。构了十几个草图，最后草图就是一家四代站在地头，像纪念碑式地把四代农民形象树立起来。画了不少草图，又画了近十次正稿，最后完成《祖孙四代》的创作。”他的绘画非常注重人物个性的描写，画中出现的人物都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但又比原型更美更强烈。在表现手法的运用上，“当时我刚刚参观了茂陵石刻，一种提炼、概括、整体、雄伟的艺术效果给了我启示，所以在《祖孙四代》的创作中吸取了这些营养”。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质朴，造型概括而略有夸张，在表现技巧上大刀阔斧，运用笔、墨，线、色与块面的结合，使画面产生出雕塑般的磅礴气势，洋溢着一种新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的豪迈情调。和这种表现方法相同的作品还有《牧羊人》《炕头夜话》等。值得一提的是作于1963年的两幅《牧羊人》，无论是在构图方式上，还是在线条的勾勒上，都和《祖孙四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中一幅落款为“一九六三年二月文西写陕北一社员”的《牧羊人》，虽然仍然采用《祖孙四代》顶天立地式的“金字塔”构图，但在笔法上却明显要轻松许多，牧羊人墨色羊皮袄的一挥而就与大片空白背景形成的虚实对比、脚下黑色羊只和近景野草寥寥数笔的勾画，可以看出刘文西对传统绘画表现技法的理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
《同欢共乐》《知心话》和《奠基礼》是刘文西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不同阶段的三幅表现人民领袖和群众在一起的重要作品。从画面可以明显觉察到刘文西绘画语言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如果说《同欢共乐》中更多地吸收了年画的手法，在表现上还比较拘谨的话，那么在《知心话》和《奠基礼》中，笔墨得到加强，宏大的场景描绘，以及对现场气氛的刻划，众多人物主次得当的安排，尤其是对领袖神情的恰到好处的把握，显示了其对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高超驾驭能力。这一时期，他以领袖人物为题材的重要作品还有《毛主席在大生产中》《枣园桃李》《毛主席到陕北》《毛主席和青年人在一起》《关怀》《毛主席和小八路》《毛主席在抗大》《毛主席转战陕北》等。可以这样说，在当代画坛，用中国画的艺术形式表现领袖人物作品数量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如此生动、如此传神、如此成功，无人能与刘文西比肩。因而他也就成为“刘家样”最突出的标志人物。
中年时期（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以《沟里人》《陕北秋收》《山姑娘》为转折点，刘文西将绘画题材的重点开始转向描绘陕北黄土地上的劳动人民。这一时期在他的绘画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新的变革、一种新的力量在生成，绘画的本体得到更多的关注，笔墨的含量被极大地强化了，线条变化更加丰富，写意的水墨韵味十足，而色彩趋向概括。体现了刘文西所强调的“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的艺术主张。此外，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解放区的天》、巨幅长卷《安塞腰鼓》《黄土情》《唱支山歌》《黄土地上的老农》《东方》等。
《沟里人》以异乎寻常的饱满构图塑造了三位陕北农民的形象，画面人物形象健壮结实，以巨大的体积和力量横亘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种阳刚雄伟的“崇高”之气。那些像山一样压在他们肩头上的血红血红的谷物，似乎暗示了陕北高原人民生存和收获的艰辛。虽然他们的面容已被岁月刻划成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沟壑、他们的双手已像老树皮一样粗糙，但他们的神情依然是那么自信和坚毅，没有丝毫怯懦，让人产生出一种“自我扩张的突然涌现”“一种惊心动魄”、一种“狂喜与崇拜常常与敬畏混合在一起”的心情。
《山姑娘》是这一时期刘文西的另外一件代表作，也是最能体现刘文西人物画造型特点的佳作。他以独到的视觉和审美描绘了陕北劳动女性的形象。画中姑娘们乐观自信、健康活泼，尤其是微微上翘的眼角和嘴角，体现出刘文西绘画语言“用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视觉、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脑子和眼睛去观察认识生活，要有区别于他人的独到之处”的艺术特色，已成为“刘家样”的一个重要特点。
相比之下，《日本小姑娘》则以淡墨轻毫简洁地勾画而出小姑娘姣好的形象，她那微翘的眼角、嘴角和精心晕染的粉里透红的脸蛋，体现出了“刘家样”的一贯特色，让人爱不释手。刘文西这种塑造女性人物独特的风格样式在他的《这是我的家》《唐舞》《金秋》《白纻舞》直到《小卓玛措》等画中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老年时期（1990年代中期至去世）：刘文西开始注重艺术创作中对“永恒”主题的挖掘，他的以黄土、黄河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如《湾湾黄河滩》《基石》《陕北牧羊人》《黄河汉子》《黄河纤夫》《黄河子孙》《黄土旋风》《黄土人》（巨幅长卷）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追寻民族文化根性的意味。而且越是后来，这种对文化根性的追寻越是显得急迫。同时他还在绘画语言中更多地融入了主观意识，进行典型化的思考和提炼，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高度完美的统一。以《基石》为分界线，刘文西绘画的人物造型开始显现出适度的夸张特征，表现方式上从以线性为主的造型方式向以点性为主的造型方式过渡，画面组织趋向团块化，画面背景更加单纯，但体积感和质量感比之以前有很大增强。他以苍劲有力的浓墨、刀凿斧斫般的“颤笔描”为基本造型手法，勾划出众多黄土人物形象，成为“刘家样”的又一显著特色。
《基石》是刘文西绘画中比较典型的英雄现实主义的作品，画中以近乎仰视的构图，刻画了黄土地上老、中、青三代石匠改天造地的壮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画中，刘文西选择了运用干笔中锋，以墨为骨、笔墨并用的方式，塑造了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绘画主题中的六位人物。从他们镇定神态中和坚定动作中人们似乎可以隐约感觉到那不可阻挡的肌肉的爆发力。由于点性笔触的大量运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浑然一体，在视觉上显得格外雄浑苍茫。
《陕北牧羊人》描绘的是陕北佳县黄河岸边的画面，与20世纪60年代所画的牧羊人不同，这幅作于1998年的巨幅画作，一改过去“典型化”的塑造方式，非常注重画面气氛的烘托，人物、场景的处理上更为复杂。牧羊老人脚下巨大的黑色石块和山坡、石崖上两组羊群、身后的远山以及对面远处的佳县香炉寺，都具体地交待了故事发生的环境。老人背上斜倚着的小女孩为画面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使得这幅画作显得格外亲切。
借用诗人艾青的两句诗，作为对刘文西绘画艺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艺术风格特征最终成因的总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结论
黄土精神，是扎根于人民的精神。黄土地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正是由于扎根于人民，我们党才发展壮大，才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文艺的道路跟革命事业殊途同归，唯有扎根广袤的大地，才能根深叶茂；只有与大多数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了解他们、感受他们，艺术作品才不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会变成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从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汲取营养，才能创作出厚重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刘文西，这位“黄土画派”奠基人，结合自己扎根黄土68年的艺术实践经验提出了：“给人民画画，为人民创作，扎根于人民，才能创作出有深度、有灵魂的作品。”我们透过他的艺术思想的历程、艺术宗旨和绘画语言特征，能清晰地看到他对党的崇敬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也展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和人生轨迹。
（作者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