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村
我一直以来主张诗歌写作诗人一定要在场，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境遇，什么形制，只要诗人有足够多的时间停下来，理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置妥当人与自我的关系，让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客观的逻辑关系，转化为形而上的语言关系，从而有效地说出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本我的那一部分。我是要说，诗人从来都不会负责全部，只要说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
就以我不久前完成的长诗《向北的高墙》为例吧。它首先是一首大诗，大得足以让阅读者心惊肉跳而喘不过气来，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发展史、再造史相互交织而成的一张诗性之网，被我张开。
其次，才是一首长诗。长诗写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有的选项都指向一个鲜活的对应物，而这个物，它是具有物的客观性和可感性的，只有当物性与心性融合贯通了，才可以抵达更高语境的诗性，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一个事关诗歌写作的话题，即如何贯通、如何抵达？
我的长诗《向北的高墙》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迫切付诸于行动的一次写作尝试与自我考量。全诗由九首长诗和五首小长诗组成，九首长诗围绕着高墙这个物象，敞开了多民族在黄河几字形大湾里相融共生的伟大的史诗画卷；五首小长诗，分别以轩辕黄帝、赫连勃勃、李元昊、成吉思汗、李自成为主线，对他们在高墙南北叱咤奔腾的历史，进行诗意的还原与理性的复述，以期抵达一直以来，我们难以进入的庞大的华夏民族的心灵史、再造史、成长史的核心版图，进而廓清所谓的学者们主观臆测的地域性误判与想当然的史学假定，让我们最终明白一个朴素而简单的道理，即我们今天的宽泛意义上的汉民族究竟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我能想象，这个一再被大儒们有意省略或淡化的话题一旦经由一个诗人说出，将是一个多么惊人而愉快的事件。这是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诗人必须深潜其中，与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遗传或增生的基因发生直接关系，并按照诗歌的逻辑，说出其中极小的那一部分，即使是某一事件某一人物在某一时刻的某一次沉寂与活泛，我都要作为诗歌的生成元素，进行必要的挖掘与重组，最终以有限的语言说出文明的无限的可能性。整个过程，我既是目击者、游历者、替代者，也是发现者和言说者。
想写这部长诗的念头由来已久，只是不到火候，不便轻易下笔而一拖再拖。直至疫情卷土重来，我被迫居家，才开始写这首长诗。准备工作大概集中用了一年多时间，写作用了一年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三年的居家生活，恐怕长诗《向北的高墙》的写作还要推后一些，至少不会这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
现在，就让我说一说这首长诗吧，它在我长达四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史上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与我以往的诗歌写作相比，有多大的变化，它们的差异性何在？首先，写作的动因不同。在此之前，我比较在乎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内在的自省与感受，写作的侧重点放在诗歌的表现方式和语言结构的精心打磨上，仅仅满足于让自我在语言的抚慰下变得放松、坦然、自洽。后来，我就不那么热衷于个人的小抒情了，开始把眼光放在群体或社会大众普遍存在的隐忍、焦虑、无助等方面，为了能更好地说出这些既是自己的同时也是他人的非必要生活，我选择了由内向外的转变。其次，写作的方式和方法不同。以前我一门心思要写出空灵的句子，而有意回避了对现实的关怀，大概是受了那个年代的写作风气的影响吧，写了一些看上去似是而非的东西，特别是当我不得不正面与现实生活交锋时，就觉得过去的写法有些力不从心或出力不讨好。现在，终于有了大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任我挥霍。我可以静下心来细心研读外国的当代诗歌，也可以认真梳理我们的古典诗歌，我发现二者都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特点，就是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从来都不会对抒情与叙事厚此薄彼，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在一首诗里和睦相处、休戚与共。就是这个意外发现，促使我的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深水区，对事与史的诗性再现与陈述，能够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态下完成。第三，写作的主题和主体不同。以往的写作，我关注的主题，大都是一些生活的日常与个人的小觉醒、小意思，现在不同了，我极为注重对宏阔的具有正大气象的人和事进行理性的史诗性书写，《向北的高墙》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完成的一首长诗，它是我这几十年诗歌写作的重要收获。与此同时，写作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诗歌写作中，诗人的在场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许多场合，我都会反复强调诗歌是人与诗合二为一的语言艺术，作为诗歌写作者，在动笔之前务必要提醒自己。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年轻的时候，诗人在诗歌中的位置格外显眼，所写的内容都是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总担心读者不能领会其言外之意，要多说上几句，反倒因为诗歌的空间塞得过满，让读者读过之后，觉得太堵。现在，我已进入中年，自然会淡化个人在书写中的角色意识与琐碎的日常，也保持着一个诗人应有的适当的距离，并主动去拥抱每一个需要仰望才能看清楚的无形大象，整个写作过程，体现了我对一个新的未知世界最后的向往和敬意。
如果，我再继续深究下去，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差异性被我发掘出来，那样我就会口水滔滔而成为一个话唠，遭人厌烦。截至目前，我都没有在这些诗学问题上浪费太多时间，作为一个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进行一些适量的自我反省是非常必要的，但一味羁绊于写作之表的是非曲直，肯定是本末倒置了。我对那些年纪轻轻就暴得大名却低调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大师们，敬若神明，无论多么匆忙，我都会投以真诚的一瞥，他们对诗歌的发现与言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最后的蝶变，他们在无垠的星空闪烁着，是否能看见我这个在茫茫人群中不辞辛苦的夜行人，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耗时三年写成的长诗《向北的高墙》，和他们的诗歌相比，可能还有一些地方不够完美，也可能有一些草率，甚或由于自己修行不足导致笔力不逮，而伤了我与诗歌之间的一团和气。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来就大同小异，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件物不是抱残守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愿我的诗歌，能说出被时间一再遮蔽了的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