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61)

发布时间:   作者:穆涛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冬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后汉书·孝桓帝纪》),“书名王府”的意思是,把个人资料信息输入王府公簿,以示永不录用。

168年正月,汉桓帝继位,刚十二岁,还是个孩子。九月,再开杀戮,“中常侍(东汉官职,宦官首领)曹节矫诏(假托皇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后汉书·孝灵帝纪》)。陈蕃、窦武、尹勋、刘瑜、冯述,还有前边提到的李膺,均为当时的文坛领袖,“皆夷其族”,即满门抄斩。第二年十月,又一批名士“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妻儿老小发配边陲),诸附从者,锢及五属(殃及五族)”。

汉代儒学是核心,是显学,一枝独秀。读书人讲求“经明行修”,以忧国忧民舍生取义为己任。党锢之祸是一个分水岭,自此后,中国的文学开始与社会政治疏离,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魏晋的道学,以及再之后的佛学,兼容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成了儒释道一锅煮的局面,做实了孟子的那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在汉代,读书人无论达与不达,都是以兼济天下为先的。后来宋代振兴的儒学,已是理学,升腾到哲学层面。而汉代的儒学,在社会学范畴。

《古诗十九首》是伴着这场文化浩劫相生的一组文学作品,与汉代文风最显著的分别是,文人们不再言志,文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文学人生隐入日常也守常。《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十九首诗名字放在一起,实在是一座高耸的锦灰堆。在汉代,太坏的政治,彻底革了一把中国文化的命。 


老政治的痛点


  酷吏是速效政治的畸形儿。

酷吏只讲目的,只讲成败,甚至为了政绩和政声,而不择手段。比如土地,能高产的就是好地,只是一味地求连续增产,却不养护土地;再比如果树,长出大果子的就是好树,不问果子的成长过程,也不问果子的品质。

班固的《汉书》记写了十四位酷吏,严延年是其中之一。

严延年是东海郡下邳人,今江苏邳州一带。年轻时崇尚法家,研究刑名学。法家治世之道的核心是三个字,利、威、名。以得民为“利”,得民不是安定民心,而是得影响,一块石头扔进湖里,要能听到扑通声音,水的波纹也要广泛散开。说白了,就是要政声。“威”指执政的霹雳手段,要有耸听的威言,要有震慑力的威行。“名”是法家的终极理想,不是简单的名望、名誉,而是名分与社会实际相呼应融合,把社会治化成一个不发异声的铁桶。

严延年初入政道便栽了两个大跟头。他的第一个职务是监察官助理,旧称“侍御史”。汉代的纪检干部权力很大,上可质询天子,下可劾责百官。严延年给汉宣帝上奏章,连续弹劾两个重臣,一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重臣,一手带大汉昭帝,到汉宣帝时已是三朝元老,大司马兼大将军,相当于一国总理;一是财政部长兼农业部领导田延年,旧称“大司农”。

后果可想而知,严延年以死罪入狱。但不知用什么方式,后来从牢中逃出了,《汉书》里没交代,只写“延年亡命”,并且“会赦出”,遇到皇帝大赦,重新出山做官,“诣御史府,复为掾”,到御史府报到,再次成为监察官属员。

严延年栽的第二个跟头是因杀无辜被免职。重新为官不久,被汉宣帝任命为平陵邑令,平陵是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园,汉代有陵邑制度,在帝陵一侧,建邑城,从全国各地选迁人口居住,能够移民陵邑的不是普通人家,均是各地的大户,以及社会各界代表人物。陵邑制度的目的是“强干弱枝”,壮大首都地区,削弱地方势力。担任平陵邑令是汉宣帝对严延年的赏识和重用,但“杀不辜,去官”,严延年因暴力执政,再次被免。

严延年仕途的转折点是从军,参加西羌平叛,后因军功卓著被提拔为涿郡太守。涿郡在今天的北京一带,郡治在涿州,与匈奴交邻,民风蛮悍,社会治安极差。郡内有两个大家族,均是黑社会性质的,当地流传有一句民谚,“宁负二千石(郡守级),无负豪大家”,可见这两个家族的嚣张。严延年到任后,首先斩了一名看风向办事的官员,接下来,从重从快诛杀两大家族各数十名负罪者,快刀斩乱麻,社会秩序转乱为安,“郡中震恐,路不拾遗”。

三年后,严延年转任河南太守,河南郡郡治在洛阳,也属于首都长安延伸的京畿重地。严延年的执政思路是除霸、除恶、安民,“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但他执法没有标准,“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在大家看来,应该处死的,突然有一天无罪释放;可以从轻处理的,却莫名其妙被杀掉。严延年精通法律条文,又写得一手上乘的断案文书,法律在严延年手里,不是天秤,是猴皮筋。他想处死的,没有人可以活下来。每年的冬决时候,各县的死囚统一押至行刑地,经常是“流血数里”,河南郡百姓送他一个恶称,叫“屠伯”。

严延年对下属官员极其苛刻,俯首听命的,“厚遇之如骨肉”,反之则人生多叵测。他的副职中有一位老臣,常年生活在惊恐之中,有一天自己卜得一个死卦,以为灾难将至,便私自跑到长安,给皇帝上书列举了严延年的十大罪状,为证明不是诬告,之后服药自尽。皇帝下诏严查,严延年被处“弃市”,斩首示众。

严延年的痛点不是手段的严酷,而是内心深处的暴戾与不仁,究其根子,问题该是出在法家身上。

  

(未完待续)

编辑: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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