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田莉
摘要：《先秦士人与司马迁》（增订版）一书，是近年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新成果。该书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从本质上探讨了司马迁对先秦士人文化模式、人格模式、思想模式的吸收和承继。论著将宏观的历史社会研究与微观的文化心态分析相结合，纵横交错，是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突破。
关键词：《史记》研究、司马迁研究、《先秦士人与司马迁》（增订版）、王长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人，他就是司马迁；在中华文明宝库中有一部永远璀璨耀眼的巨著，它就是《史记》。司马迁的人格堪为世人楷模，他所撰写的《史记》，也成了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丰碑。从古至今，研究其人其文的论著浩如烟海，但溯源探流、条分缕析地分析先秦士人对司马迁的影响的专著并不多见，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又很少。《先秦士人与司马迁》（增订版）1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先秦士人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对先秦士人的接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一、视野宏阔 解读系统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增订版）立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宏阔视野，将先秦士风与司马迁个人创作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本质上系统探讨了司马迁对先秦士人文化模式（精神传统、史传传统、道义传统）、人格模式（理想人格）、思想模式（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吸收和承继。论著上篇从史学继承、创作动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根植于先秦士文化沃土的思想体系。
首先，将司马迁的“史学继承”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史官文化、先秦士人理性的人格精神、先秦士人史鉴教育传统、褒贬分明的史论传统及其编撰体例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司马迁对先秦士人的创造性继承。作者认为，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官的历史文化观念，并将历史记叙的视角从以往对巫祝、鬼神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注，从而确立起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这不仅表现出司马迁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开始从巫术宗教文化中脱离出来，转而进入礼乐文化的社会现实。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最先觉醒的先秦士人开始对人生哲学和现实政治进行理性审视和哲学建构，司马迁正是站在先秦士人理性精神的逻辑起点上，探索天道与人道、自然与社会、兴衰与成败之关系及其规律，进而确立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宗旨。此论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揭示了先秦礼乐文化对司马迁著史宗旨的深远影响，视野宏阔，解读系统，可谓睿见。同时，作者指出，殷商的灭亡催生了“史鉴”意识的萌芽，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史册载籍也传达出了“史鉴”的社会功用。在先秦士人“著史明鉴”意识的基础上，司马迁形成了“志古自镜”的思想观念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方法，并力求实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探寻的现实功用。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现实功用，他在撰写《史记》时，不仅沿用了《春秋》的“一字褒贬”的著述传统和“实录”精神，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的创作精神，而且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春秋》《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古书之体，形成了囊括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例的纪传体通史。此论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寻《史记》的体例及其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与中国古代史官书法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视角新锐，剖析深刻，实为卓识。
其次，在“创作动因”中阐明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力因素。其一是先秦士人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激发了司马迁的爱国意识，加之自己身受宫刑的悲惨处境和为了完成父亲修史的遗愿，从而“发愤著书”；其二是先秦士人“诗书言志”的创作传统孕育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精神；其三是先秦士人的“不朽”意识催生了司马迁追求“成一家之言”的创造性人格。这些都成为司马迁著书的强大动力。
再次，在“政治思想”中论述了司马迁对先秦士人“重德”思想、“民本”思想、“法治”思想的吸收借鉴。又在“学术思想”中系统解读了司马迁对法家“严刑峻法”的治国主张、儒家的“仁义”学说、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杂取各家之说，司马迁认识到了著史的现实功用。因此，他在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观的前提下“究天人之际”，在坚持“承敝通变”的历史发展观的前提下“通古今之变”，以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创作目的，达到“整齐百家之语”的治世效用。
最后，在“哲学思想”方面着重阐释司马迁的批判意识源于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这种道义传统表现为“以道为尊”的人格追求和以“不治而议论”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普遍关怀。先秦士人多以道自任，将“道”作为最高权威和价值追求，因此，他们能树立“士志于道”的自我价值取向和修身践履的道德自律意识，并主动肩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以实现修己安人、齐家治国的宏愿。但面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世，士人愤懑郁结，忧心哀痛，不得不为“弘道”而奔走呼号，而“弘道”的方式就在于“不治而议论”，这显示了士人的批判锋芒和现实关切。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并将这一传统与汉代大一统的现实相勾连，成功地将积极的入世热情转化为强烈的批判力量。以上的论述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为我们全面认识司马迁及其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论著下篇又具体以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屈原等人作为个案进行系统解读、详尽分析，深刻阐明了司马迁个人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先秦士人深厚的渊源关系。上下两篇彼此阐发，相互印证，材料翔实，内容丰富。
二、史料丰富 理论丰厚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增订版）以丰富翔实的材料系统论证了先秦士人对司马迁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了作者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思考。如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先秦“士人”，作者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士”的含义，其间引用了《易》《诗经》《管子》等众多文献，说明“士”的基本含义是成年男子，又借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的观点，从文字学的角度作了进一步说明。同时，引《说文解字》中的“士，事也”说明了“士”有“从事，耕作”之意，即先秦时期的“士”是指能够承担耕作、卫戍等社会责任的成年男子。在此基础上论述“士”之演进及士人阶层的出现。作者引用《尚书》《诗经》等文献记载，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西周，“士”之称谓已由指称成年男子发展演化为特指承担民政和行政的官员，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一个等级。又引用《礼记·王制》和《周礼·地官·司徒》的相关记载，说明西周时期的“士人”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得以出现。从时代特征来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哲学的突破”的时代也由之到来，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此外，在第二章“先秦士人的理想人格与司马迁”中，对于“人格”一词，作者从语源学的角度总说“人格”既具有显在性，又具有隐在性，即“人格”是内指的道德品质和外指的个性特点的结合。又在第一节中将《论语》《孟子》《荀子》以及《易传》《礼记》中涉及到的理想人格进行总结概括，认为先秦儒家的“君子”型人格和“圣人”型人格都是先秦儒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具体化，都反映了先秦儒家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超越自身的内在诉求。再在第二节中用《老子》《庄子》中常出现的“真人”“至人”“圣人”“德人”“天人”“神人”等，作为道家理想人格的具体化，并认为这些具体化的理想人格以独具特色的“道”论和“人”论为基础，主要表现在其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司马迁遍览先秦典籍，深受先秦儒家、道家理想人格的影响，形成“守道行义”的道德品质和“超然不羁”的个性特点。这样一来，论著就将先秦士人的理想人格与司马迁的理想精神相勾连，考论结合，理论丰厚，让人信服。再如，在第七章“先秦士人道义传统及其批判精神”中，为了说明“不治而议论”中的“议论”近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批评”，作者先引《论语》中孔子所言的“庶人不议”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的“以论执政”之语，说明“议”和“论”都有“批评”之意，又进一步指出《淮南子·俶真训》中的“列道而议”与孟子的“处士横议”均指“道术为天下裂”的时政批评，并认为这种批评主要表现为言治乱、议政事或议国事，即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外在世界，揭露谎言，道出真理。司马迁正是承袭了先秦士人的这一“批判”传统，才让他无论在表现个人的荣辱穷达，还是社会的兴衰治乱，总能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不屈的抗争精神。此论先引用古代典籍对“议论”一词进行释义，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司马迁批判精神源于先秦士人具有“批评”因子的道义传统。论证翔实，考论精详，发前人之未发，解决了“先秦士人与司马迁”研究中一些纷纭难解的问题。
三、观点新颖 方法独特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增订版）要言不繁，详细论述了先秦士人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深刻影响，并溯源探流、旁征博引，阐明了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中始终坚持“志古自镜”的指导思想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目的，是受先秦士人史鉴教育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历史理性思维发展的结果。观点新颖而深刻，论证充实而有力。此外，说明了先秦士人“求真”的理性精神使司马迁执着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了探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成败之理，司马迁将先秦史官的“实录”精神和“一字褒贬”的著述传统发展为“秉笔直书”的“太史公笔法”，并坚持用严谨的方法和谨慎的态度，公正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毫不容情地批判帝王的功过得失，体现出了他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同时，作者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多用“太史公曰”的方式表述自己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这虽异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中借君子之言而发论的“君子曰”，但它们在文章中的位置和观点表达上基本一致。不过，司马迁所独创的“太史公曰”所表现的内容之广博、功用之丰富、章法之多变、文采之高妙，是先秦史书中的“君子曰”所不能企及的。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无疑是对先秦史书中“君子曰”的继承，不过“太史公曰”更具特色。此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概略分明，实为创见。当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极具创新意义。作者将宏观的历史社会研究与微观的文化心态分析相结合，纵横交错，使其运思方式呈现多维立体态势。例如，作者在第六章至第十章论述“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与司马迁《史记》的批判精神”时，把立论视角放在“以道为尊”的哲学突破层面，进一步追溯司马迁批判精神形成的历史原因在于“以道自任”的文化传统。那么，这种文化传统是如何内化为司马迁的批判特质的？作者认为这与“天下游士变为一主之臣，失去了命运自主性”的社会现实、司马迁“追求人生价值与生存压抑感”的强烈矛盾及“李陵之祸”的诱因有直接关系。凡此种种，都让本来就“以天下为己任”的司马迁更加坚定了批判的精神立场，为此，他将批判的笔触深入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微言讥刺，贬损当世，指斥时政，以除时弊。那么，司马迁批判的目的何在？批判的形式又是如何？作者都为我们一一揭晓，论著认为无论是政治思想批判，还是社会历史批判，抑或是现实的批判，其目的不外乎“明政理，求治道”。而批判的形式也很多样，有论赞形式的直接批判，有寓论断于叙事的隐含批判，也有微言讥讽的寄寓批判。各种批判形式的灵活运用彰显了《史记》强大的讽刺力量，无论是对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阿谀奉承的汉儒之末流的讽刺，还是对夏桀、商纣、秦始皇等暴虐无道之君的讽刺，都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全书用五章内容为我们揭示了“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与司马迁《史记》的批判精神”之间的深层关系，层层剖析，环环相扣，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论证有力，逻辑缜密，令人信服。作者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论著成为司马迁与《史记》相关研究的突破。
总之，论著以宏阔的研究视野、独到的系统解读和创新的研究方法对“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这一论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可谓慎思明辨，剖析毫芒，见解独到，别具一格。此外，作者又极重视穷源溯流，所论无征不信，唯实事求是，真正做到了资料占有和理论把握的统一，这对推动这一论题的研究走向深入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1.《先秦士人与司马迁》（增订版）由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