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涛
《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
《食货志》是阐述汉代三农问题及国家财政手段的大文章。
“食货”的定义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今天有一个时尚词，叫新农村建设。《食货志》里讲的，是中国的老农村建设。以前的史官，是记录国家历史的官员，也是给国家做顶层设计的行家。在《食货志》里，班固规划了一个村庄蓝图：八户人家，井田一方，九百亩为一村落。每户“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八户人家各拥有两处屋所，农忙时田野里一处，秋收后邑里一处。“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每户受十亩公田，是预防邻里纠纷。谁家房基地宽了，谁家的庄稼爬到别人地里去了，这一类的隐怨可免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
以前的百姓不叫公民，叫子民，皇帝是家长，老有所养，少有所教是国家义务。“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人到七十古来稀，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赡养。十岁以下的孩子，地方政府有责任保护他们健康成长。十一岁到二十岁“受田”之前，地方政府要督促他们奋发好强。教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共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在小学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十五岁以后才进行专业教育。班固的这个设计在当时是合情理的，在小学学习做人，年龄大一些，再学习别的。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农民安心生产生活，踏实过日子，国家才会平稳安定。怎么让农民安心呢?班固为农民说话，也为农民算了一笔良心账，读着既触目，也让人沉思。以五口人家为例，种田一百亩，以亩产一石半计，收成是一百五十石，上缴百分之十的农业税，十五石。月人均口粮一石半，全家一年约需九十石填饱肚子。余粮四十五石。当年每石粮食市场价是三十钱，销售后，收入一千三百五十钱。再日常开销、衣物等项，每人每年三百钱，需一千五百钱；教育、祭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费用约三百钱。五口之家辛苦劳务一年，净亏四百五十钱，且“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面对农民的这种生存压力，政府必须介入，这是政府的应尽之责。班固例举了战国时期的“魏国模式”,鼓励增产增收与政府平准粮价相结合：丰收年，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粮食，作为国家储备；灾年，再以低价开仓济民救市。班固清醒地认识到，平准市价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食货志》里还细致地介绍了几种先进的农耕方法，包括新发明的农用机械，该算作当时的农业高科技。
汉文帝的伟大之举是减免农业税。先由十分之一减至十五分之一，后听从贾谊晁错建言，全部免除，“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十三年后，景帝二年，又大幅降为三十分之一，“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2004年，中国部分省市试点免除农业税，2006年起全国免除农业税，取消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这是一项大好的政策，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终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汉文帝大减赋税之外，还减了什么
汉代初年的赋税有三种：田税、算赋和傅籍。
田税就是缴皇粮，土地是皇帝的，农民种田，按收成上缴。孟子的理想税率是“什一而税，王者之政”,收获十石谷子，上交一石。汉代立国后，让利于民，田税是“十五税一”,收十五石，上交一石。算赋是人头税，也称口钱，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二十钱，“以食天子”。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为治库兵车马”。傅籍是每个男丁为国家义务工作。有力役和兵役两种。力役指国家的建设工程，修路、治河、筑城等。兵役是义务兵，汉代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当时国家人口少，汉代初年不足四千万，而匈奴正值鼎盛期，北方边境线绵长，西自陕甘宁，东到北京及辽宁南部，几千公里的地带。匈奴入境犯边烧杀抢掠事件，不是偶尔，而是常态。按汉代律法，男子到二十二岁，开始服力役和兵役，“年二十二傅之畴官”,有爵位者到五十六岁“免老”,普通百姓的“免老”年限是六十岁。力役每人每年一个月，缴二百钱可抵工。兵役是每人每年三天，缴三百钱可免役。国家用收缴的钱去募工和募兵。汉代的田税是低的，“十五税一”约为百分之六。算赋和傅籍对普通百姓是不轻的压力。
汉文帝刘恒是汉代第四位皇帝，依次为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后。公元前188年，刘盈去世，时年二十三岁。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后，吕后去世，时年六十二岁。刘盈无后嗣，三公九卿公议推举刘恒为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时在太原为代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