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涛
但认错归认错，此后经年，匈奴在边境滋事不断，掠妇女，抢钱粮，杀边吏。汉朝廷的回应多以修书抗议为主，抗议国书的抬头是这样的：“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冒顿回复的抬头则是这样：“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冒顿去世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即位，国书的抬头写成这样：“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更为甚者，汉朝廷的国书函匣规格是一尺一，“以尺一牍”,匈奴的函匣是一尺二，“以尺二寸牍”。处处压过汉朝廷一头。
汉文帝刘恒时期，边境冲突最为频仍，尽管有“和亲”、“通关市”（边境贸易）、“给遗单于”（大量奉送财物）三项政策，但匈奴大军不时入境侵扰，最多时达十四万军队侵境，“岁（每年）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侵扰地点几乎覆盖北方边境，东部在云中（今内蒙古南）、辽东，中部在句注（今山西雁门）、飞狐口（今张家口蔚县）,西部在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朝那萧关（今陕甘宁沿线）,汉朝当时已进入全民备战模式，“烽火通于甘泉（今咸阳淳化）,长安”。汉景帝刘启即位后，因为匈奴内部不团结，“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书·匈奴传》）。一直到汉武帝刘彻执国后，国家综合实力强大起来，中华再兴，这种局面才得到彻底改善。
罪己诏
罪己诏是皇帝的告全民检讨书。
国家发生了天灾，地震、大旱、大涝，或年景失序，以及内乱和外患等重大人祸，古代的皇帝要颁布罪己诏，向国民做出深刻反省。用今天的观点看，这至少是一种很有实效的干部教育方式，在灾难面前，皇帝当了第一责任人，大臣们自然会更加谦恭待民。
“文景之治”指的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时代。汉文帝刘恒执政从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57年，在位二十三年，颁布过四次罪己诏，如果算上遗诏，共五份检讨书。
公元前179年四月，发生大地震，“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第二年十一月又发生日食，古人科学认识水平低，认为日食是老天爷发出的震怒讯号，“十一月癸卯（十一月三十日）晦，日有食之”。
刘恒发布第一次罪己诏，说：“我这个皇帝德不配位，执政水平弱，上天才降灾难以告诫，十一月又有日食发生，这是上天在追责，还有比这更大的么!”“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莫大焉!”由此做出三条“改过”承诺：第一，全国范围内征召“直言极谏者”,广开言路，以匡正我的不足；第二，给老百姓减税赋；第三，宫廷卫队和皇室公务员大量裁员，裁撤人员去基层或戍边。
公元前168年三月，汉文帝继位第十二年，颁布第二份罪己诏，对前十年的执政进行反思：“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导民之道，在于农本。我亲自带头耕作以兴农，至今已经十年，而荒野未多开垦，每遇不好年景，百姓仍是民不聊生，这是我尚农的决心不够充分，各级官员也没有足够重视。朝廷多次颁布诏书，每年劝民种树，但收效甚微，这是各级官员执行朝廷政策不够勤勉。我们的农民负担过重，官员们却视而不见，这样何以兴农？今年免除农民一半赋税。
第二年（前167年），汉文帝再次颁诏，全部免除农田租税，“其除田之租税”。这项免农业税政策实施了十一年，直至汉景帝继位。
公元前166年冬天，匈奴入侵边境，掠民财，杀北地郡都尉。汉文帝欲亲征，在母亲极力反对下乃止。第二年春颁发罪己诏，讲古代贤君“先民后己，至明之极”,而在今朝，国家有了好事，大臣们在祭祀时归功于我，这是对不起老百姓的行为。我向大臣们诚心告诫，今后祭祀时再不要这么做了。
公元前157年六月，汉文帝崩，遗诏也如罪己诏，对执政的二十三年做了回顾和省思，情真意切，检讨自己“承天抚民”的工作存在诸多不足，特别反对大办丧事，“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并对国葬规格做出了一系列具体限制：如遗诏发布三天之后停止悼念活动，居丧期间不得限制国人的婚嫁，孝带不许超过三尺，不许用布帛覆盖灵车，不许羽林军护灵。特别说到霸陵是因山守势而造，目的是简朴节约，身后不得另兴土木。西汉十一位皇帝，汉文帝的霸陵是最简朴的，甚至可以说有些简陋。刘恒不是口头上讲“以民为本”,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汉文帝第一份罪己诏是公元前178年十一月颁布的，第二年五月还颁布一道废止“因言获罪”的诏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 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汉书·文帝纪》）后人在研究汉文帝的治世思想时，对这份旨在广开言路的诏书极为重视。
汉文帝是汉代第三位皇帝。惠帝刘盈无后嗣，之后吕后摄政八年，再之后，大臣们从高祖刘邦多位儿子中海选出刘恒嗣位。大臣们的眼睛还是雪亮的，汉朝自此开启宽民爱民的“文景之治”模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