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甄仕优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党项与西夏碑刻题记》，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杜建录、邓文韬教授主编，共收录百余方碑刻题记。与整理者2015年出版的《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比较，此次推出的新书一是增补了2015年以后新出土、新发现或新公布的碑石，如野利氏夫人墓志铭、右威卫大将军拓拔驮布墓志铭、灵武回民巷西夏文摩崖石刻，以及菏泽出土的西夏皇族后裔塔出、必宰牙父子墓碑等；二是增补了宋金时期陕西路境内等地党项人各类活动所留下的碑石，如德靖寨小胡族首领胡继谔家族人物的神道碑、墓碣铭，陕西志丹县城台石窟、何家坬石窟中留下的党项人题记等；为党项及西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在前人整理研究基础上力求创新
党项西夏碑刻题记的整理与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0多年前的清朝中期。1804年（清嘉庆九年），因病返乡休养的学者张澍在武威清应寺一座被封闭的碑亭中，发现了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该碑夏汉文合璧，张澍根据汉文碑文中的西夏“天祐民安”年号，判定另一面不认识的文字为西夏字。他把这一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1837年该文在《养素堂文集》卷十九刊出，这应当是对西夏碑刻的最早研究。
此后英国学者维利亚（A.wylie）、法国学者德维利亚（G.Deveria）、日本学者村田治郎，以及国内方国瑜、罗福颐、常书鸿、王静如、史金波、白滨等学者，先后对昆明、敦煌、保定、银川等地发现的汉文及西夏文碑刻题记进行了整理研究。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的问世，以及一批新碑刻、新题记的出土与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对党项与西夏碑刻题记的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新见碑刻题记的公布与研究；另一类是关于旧有材料的再阐释。
本书正是在前人对党项西夏碑刻文献研究基础上，最新梳理的整理研究成果。所收录的党项与西夏碑刻题记，包括早期党项碑刻题记、西夏碑刻题记、宋金境内党项人碑刻题记与元明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碑刻题记四部分，具体说来包括神道碑、墓志铭、墓碑、功德碑、敕令碑、划界碑、道行碑、塔铭碑、经幢等各类碑刻，以及镌刻于石崖、石窟、石塔、石壁、石牌坊等石质材料上的文字与图像等。
在整理方法上，整理者力求吸收以往整理研究成果，推陈出新。
从文献载体形式来说，主要收录目前所能见到的碑石或拓片，校以历代金石著作所收之录文；原碑或拓片不存，仅在传世文献中留存录文或记录者，不在收录范围之列。
整理的内容体例上，每方碑刻或每篇题记原则上按拟题、叙录、图版、录文、疏证、校勘予以整理。拟题是对整理对象的定名，主要由时代与碑石名称组成；凡属摩崖石刻或题记，则在拟题中写明其所处的位置。叙录是对整理对象的简要介绍，包括刻制年代，出土时间地点，收藏情况，所处位置，大小规格，形制状态，行数字数，主要内容，撰写书丹与镌刻人等。碑刻图版主要有拓片与照片两种，并拆分多阙，以便读者校对使用；若无法获取拓片，则只收照片。摩崖石刻如清晰则尽可能展示原貌，不清楚则以拓片取代。凡原碑已佚、拓片犹存者，仅展示拓片。疏证是主要考释碑文中的人物、职官、地理、名物等，凡引用史籍原典，则以括注标示。文末提示相关研究成果。校勘工作主要针对古今录文或引文，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该书的录文忠实于碑文原貌，以繁体竖排版展示，俗体字、异体字、碑别字等完全按碑文原貌抄录，意在让读者看到“原生态”的石刻文献文字。
二、为研究了解党项与西夏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蒙古灭夏时，将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文物典籍付之一炬，加之元修宋、辽、金三史，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题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
例如，唐五代宋初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是早期党项与夏州拓跋政权的真实记录，解决了党项夏国历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如关于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自唐代以来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则认为出自羌族。持鲜卑说的依据是唐林宝《元和姓纂》，该书记录西夏王室先祖拓跋守寂是鲜卑族。持羌族说的则认为鲜卑拓跋部在历史上较为著名，因而将党项拓跋氏误认为是鲜卑拓跋部之后。但这仅仅是怀疑和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立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拓跋守寂墓志铭，明确记载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显然，元和年间（806～820）成书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的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均认为党项拓跋氏出自鲜卑。
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多载志主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如后周广顺二年（952），李彝谨“归葬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后汉乾祐三年（950），李彝谨妻里氏“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乌水之原”；后晋天福七年（942），李仁福妻渎氏“祔葬于乌水河之北隅，端正树之东侧”；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李继筠葬于“端正北原之上，祔于先茔”。奉政里又作“凤正里”，这里有一条乌水，茔地所在的乌水原台地，当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附近的十里梁上，乌水即今天的纳林河，因为上述墓志就在这里出土，这为研究西夏时期的夏州地理，增添了新的网点和坐标。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目前最为完整的西夏碑刻之一，是碑记述了西夏太后与皇帝应瑞诏命重修凉州护国寺塔，塔成后刻碑记其功。碑文在记载这件事的过程中，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如夏崇宗干顺赐予护国寺“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西夏文“官作”二字非常重要，第一字爲“农、耕”意，为依附于官府的农业生产者或农奴，这一重要资料，使我们对西夏社会经济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碑铭中记载的“大夏”“大白高国”，是研究西夏国名的重要资料；关于凉州地震的记载，是重要的地震史料；夏汉两种文字对照，则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前述西夏文字消亡数百年后，通过凉州“西夏碑”才重新认识的。
黑水河建桥敕碑是另一方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夏文碑刻。在传世西夏文献中，西夏国主因战争之外的原因而离开兴庆府的记载，仅有李元昊登基后赴西凉祭祀神明一例；而这方碑刻表明，至少夏仁宗在位时期曾不止一次地巡行到黑水河畔，可弥补传世史料的不足。同时，碑文以汉文和藏文描写，揭示了西夏时期甘州当地的民族关系，表明西夏官方试图笼络定居于河西走廊的吐蕃民众。
闽宁村出土的汉文西夏残碑中，多运用汉籍中的典故修辞碑文，如残碑以“熊貔”指代战士，又如“松桂足”，系借唐人袁氏少年所作《赋南岳庙》诗之“峰峦多秀色，松桂足清声”之典故，再如“虬心”的说法，则很有可能来自孟郊所作《哀峡十首》中“谗人峡虬心，渴罪呀然浔”的诗句。西夏在碑文中运用传统诗词典故修辞，反映出党项人在唐初内迁定居后，经过几百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接受和喜爱中华传统文化。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记录了王子、贵族、官吏、高僧及僧俗平民的姓名、官职和在莫高窟、榆林窟的宗教活动，提供了西夏国名、纪年、官制、封号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资料，如题记中所见比较完整的西夏人名有60多个，其中可定为党项姓氏的有息玉、嵬名、杂谋、麻尼则、嵬立、酩布、骨匹、那征、味奴、讹三、千玉等数十个。
位于宁夏固原西北55公里寺口子河北岸的须弥山石窟，在宋夏对峙中通常被认为处在北宋镇戎军境内。然而，须弥山石窟第一窟佛像身上的拱化三年题记则清楚地表明，至少在夏毅宗谅祚统治时期，西夏曾占据过须弥山周边地区。
这些碑刻题记还清楚地表明，西夏亡国后，其统辖的番汉民众并未随之而灭绝，他们或留居故地，或从军徙戍，或游学求知，或做官出仕，行踪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出土于酒泉市的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了原西夏境内的沙陀小李家族，自西夏灭亡到元末130多年间完整的谱系和仕宦情况，可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第六次蒙夏战争中成吉思汗攻取肃州的史实映证。碑文的阴面由回鹘文撰写，反映直至元末仍有相当数量的回鹘人居住在河西，并仍使用本民族的文字，也反映在蒙元时期的河西地区，党项人与回鹘人的密切关系，二者之间彼此影响，互相融合。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详细记载了世居宁夏路贺兰山的西夏人唐兀台随从蒙元王朝南下参加统一战争，后定居开州濮阳县东杨什八郎村，繁衍子孙，与当地其他民族交往融合的全过程。河西老索神道碑记述河西人老索四代从军与仕宦的经历，涉及蒙金野狐岭之战、南京之战和西征时铁门关之战等重要战事。
杭州飞来峰与呼猿洞壁上的杨琏真迦父子造像记，昭示了他们不远千里地将藏传佛教艺术从西夏故地传播到江南。《元敏公讲主请经功德碑》记述的是凉州某寺院僧人敏公讲主奉国师法旨前往江南，求取大藏经的事迹，呈现了元初杭州路所刻印之大藏经是如何流传到甘肃凉州等地的。《宗密圆融大师塔铭》揭示了西夏晚期及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华严宗信仰。
此外，唐兀人余阙、纳加台、教化、杨文书讷、观音奴、必申达儿、张翔、王翰、祖师保等人在各地的题文、题诗，使我们至今仍能领略元代西夏遗民良好的文学修养，精妙的书法造诣以及虔诚的儒学信念。
保定明代西夏文石经幢刻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幢后记立幢人近百名，其中有平尚、移讹、命屈、昔毕、依罗、嵬名等党项族姓，说明直到明代，党项人仍然存在，西夏文也尚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