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到大，非常敬畏我的爷爷。爷爷对我很好，他对众多的孙子辈坚持公平公正，但在众人眼里似乎觉得爷爷对我更亲一些，这可能因我是长孙的缘故。爷爷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他身上闪现着传统农民所具有的所有优点，勤劳、勇敢、憨厚、朴实、善良、忍耐。也具有他们那一代翻身得解放的贫苦农民突出特点：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热爱新社会，勤俭节约，任劳任怨。
爷爷讳名贵堂，属鼠，生于1912年10月15日，是雷氏家族的堂字辈，在我们村的辈分很高，十分受人尊敬。他兄弟姊妹七人，爷爷排行老五，家里老大、老二、老三是女孩。我的这三位老姑分别嫁于米脂县的杨家沟、井家畔和宜川县。我只见过我的二老姑，爷爷领着我去她家作过客，二老姑中等身材，清瘦的脸颊上经常挂着一幅笑容，穿着干净得体，说话幽默风趣，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太太。我的大爷爷排行老四，是家中的长子，讳名丕厚，姓武。因我家祖上本姓武，住在雷家岔东北方向的山上一个叫武家坬的村子。我太爷爷当初过继给了雷家为子，大爷爷又还回武家顶门，故大爷爷一脉姓武，他育有六个子女，四子二女。我三爷爷讳名圣堂，有四个子女，一子三女。我四老姑嫁于本县王家桥，我随爷爷也去过她家，她家境较贫，四老姑一直病怏怏的。七十年代初期病逝时，我曾随爷爷去参加丧事，当娘家。冰天雪地里，她的俩儿子披麻戴孝，迎至坡下，跪拜娘舅的画面至今仍隐隐约约存储在我的记忆之中。
一、勤劳人
爷爷是个勤劳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是真正的日出而作。天麻麻亮，他下炕出门，开始家里地里的忙活，一年四季， 都在不停地劳作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从来不歇晌午，下雨天也很少闲着，不是在搓麻绳，就是在修理农具或者磨菜刀。那双粗糙的大手，那手掌上的老茧、手指上的裂缝，今天想起仍历历在目。是他用那双坚实的手撑起了我们家族的一片天。爷爷总是日落才息。每天晚上掌灯以后，他才放下手中的农具，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坐在炕沿上，拿出那个铜烟锅，从旱烟袋里装满一锅烟，噙住玛瑙烟嘴，对着锅台上那个被擦的明瓦铮亮的铜灯树，美滋滋地吸两锅后才吃饭，上炕。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干不动活时。我的记忆里爷爷在白天就没有上过炕、没有睡过觉，只有在晚年去世前那几个月因病才躺在了老家的那盘土炕上，也就再没有起来。我们祖上世代务农、家境不富裕， 老爷给他三个儿子分家时，将四孔窑洞和一块宅基地分成三份，由长子、次子、三子按顺序挑选，爷爷分得了那块宅基地。分家后爷爷带着比他小4岁的奶奶陈氏，租赁他人之屋，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燎烟囱”生活，饱受了经常要被迫搬家、找家之苦。我记事起，奶奶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她嫁给爷爷后常常搬家的故事。
有固定住所是农耕文明的一大特征。有房才有家，没有房子就没有家，天大地大都没有房子大，追求造房修窑，是朴实农民的务实精神与现实理想的客观反映。对家的呼唤，是农民追求安全稳定生活环境，渴望有个归宿的心理要求，是农民对归属问题的一个主观解决途径。爷爷年青时就像所有没有房子的农民一样，怀揣着一个给自己建一院地方的梦，立下了圈窰的宏愿，把圈窰修院视为他人生的目标，为此而自我奋斗，自强不息。
我家的宅基地在一个叫大沟的偏僻地方，距村中心约三公里，周围鲜有人家。那是个馒头似的山峁，背靠一座陡峭的大山，坡下有一条小河，河对岸山脚向河畔方向延伸出了一个半圆形的坪地，与我家宅基地的那个山峁隔河相望。站在对面坪地的河畔边，反观我家的宅基地，像一只靠山的簸箕里放着的大元宝，懂行的人都认为此宅风水甚好。这是一块七孔窑洞的宅基地，爷爷在此劳作了一生。他像传说中的老愚公一样，挖山不止，硬是用两只手，一把老镢头、一个独轮推土车，用了十余年时间，挖掉了半个山峁，挖出两孔窑的地基。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1947年春，圈起了两孔窑，现在仔细看那两孔窑还真留有战争年代农民躲乱藏反的影子。在靠东边的那孔窑洞的边腿子上向东挖了一个暗窑，平时作为仓储之用，战时可供一家人藏身之用，我小时这个暗窑是我藏猫猫的理想之所，每次藏身于此，伙伴们很难找到。爷爷一镢头一镢头地挖，一铁锨一铁锨地铲，一推土车一推土车地倒，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从沟底往山上背。他从二十多岁开始干，一直干到了三十五岁，才圈起了两孔石窑，这窑里的一土一石，都浸泡着他的汗水，这两孔窑是他15年辛苦劳动的成果，这两孔窑开启了爷爷修一院自家窑的宏愿，这两孔窑奠定了我辈儿孙们幸福的基石。今天再看爷爷当初圈窑时惊人的工程量，从院子到脑畔顶上高20米开外，从硷畔到窑掌也有20多米，爷爷是从东边开挖的，粗略估算约4000多立方米的挖方工程，一个人，用一个推土车，在农闲时间，边铲边倒，除此以外还要从沟底往山上背120立方米的块石、片石，光是这两组数字，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一股坚韧的力量，没有一个宏伟的愿望和一个远大的目标，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做到挖山不止，背石不息，是很难办到的。
共产党打败了胡宗南的进攻，解放战争从胜利走向了新的更大胜利。我爷爷带领着他的儿女们搬进了他辛辛苦苦圈起的新窑里，虽然是远离村子中心的“一家庄”，但全家人还是欢呼雀跃、喜气洋洋。镢头挖出安居窑，铁锨铲成幸福院。从此，我家的院子里笑声不断。
搬进新家后，望着院子两侧那座陡峭的山，爷爷没有气馁，他手里的镢头就没有停，一有时间就挖几镢头，倒几车土，那个独轮车的筛子不知换了多少遍。冬天农闲时间他还要背石头。挖地基、倒土工、背石头，爷爷为了他的奋斗目标，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原始的方式，拼命地劳动，将微小的作业量不断累积，完成着庞大的工程量。修窑建院，其实也是给儿子们娶妻生子，为家族传宗接代创造着条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制度，始终稳如磐石。儿孙满堂，人丁兴旺，是老一辈人的幸福和奢望；血缘相承，家族相续，成为中国农民稳定的心态。爷爷第一次用十五年时间，修建起的两孔窑，也为他的长子、我的父亲结婚创造了条件。住进新窑的近十年后，我父亲在爷爷修的东边那孔窑洞里结婚了，这孔窑，也是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出生地，我们都出生在了这孔窑洞的那盘土炕上。
爷爷生育有六个孩子，两男四女，长子结婚了，还要给次子结婚准备窑洞，住进新窑的第十四年，在我叔父结婚之前，圈起了第三孔窑洞。此时他已年近半百，又开始准备修第四孔窑了，以便他百年之后，能公平地给两个儿子一分为二。经过几年准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为躲避武斗的风险，做好了当农民的思想准备，离开了运动中心县城，回到了乡下老家后，帮爷爷背石头、倒土方。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大，父亲的加入，加快了爷爷实现宏伟目标的进程，在第三孔窑洞修好的第六年，圈起了第四孔窑。圈第四孔窑时，我也能帮忙了，我在工地上当小工，提泥包、上窑顶、拾碎石、垫窑背，这些活我都干过。合龙口的事我记得很清。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一早上，帮忙的匠工、小工就都开始干活了，大伙干了一上午， 窑旋过完了，窑口正中间那一块石头也试好了，放在旁边待用。中午时分，随着一阵鞭炮声，我爷爷端个盘子在窑口前点香烧裱开始谢土了。我爷爷的户家孙子雷德荣站在了窑顶的正中间，放下了那块合龙口的石头，拿起了一个装有五谷杂粮、干红枣、水果糖和铜钱的盆子，向四周开始“撒福禄”。一边撒，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说的什么我没听清，也没记住，只记得最后两句“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合龙口就是圈窑的一个庆贺仪式，常言说修窑盖房一世最忙，合龙口也就标志着完工了。忙完了，应该好好热闹一会儿，红火一阵，庆贺一番。中午吃的炸油糕，以酬谢帮忙的匠人、小工、亲戚陆人，当时农村亲戚圈窑大部分都是左邻右舍、亲戚自家、亲朋好友的帮工，其实也是换工，我圈窑你帮几天，你圈窑时我也去帮几天。这是农耕文明、熟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一种产物，是当时农村很盛行的一种邻里互帮互助干大事、成大业、解难题的一种方法。
第四孔窑洞修好时，爷爷已近花甲，背石头等重体力活已力不从心了，他再也没张罗着要圈窑了，余下三孔窑的地基成了他未了的心愿，经常在我跟前念叨着。我参军入伍后就没有打算再回到老家那个山村去，也就从来没接爷爷这个话题。每当坐在院子里的石床上和爷爷拉家常时，看到他总是注目凝视着西边那高高的山坡，我读懂了他的心思，他是想着如何让这院子一线齐齐地立起七孔窑。但我无以言对，我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他，让他不要纠结在这个未了的宏愿之中。
爷爷是个勤俭持家、挣家立业的人。他用勤劳的双手不仅圈起了窑，建下了院，还在前坡、后洼、硷畔和脑畔周围，栽了许多树，桃树、杏树、枣树、 椿树、柳树、红柳、洋槐、老槐等，凡是当时在陕北农村能看到的树我们家几乎都有。前坡三棵大杏树，口味各异，一棵是扁扁的粘核子黄杏，一棵是圆圆的离核子红脸脸杏，一棵是甜核子大杏；后坡上有两棵桃树，一高一矮，是离核子的，味道很甜、很纯；脑畔上、碾道旁、院墙边栽了很多枣树，以团枣为主，最老的那棵枣树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这些杏树、桃树、枣树，好像为了报答爷爷的抚育之恩一样，年年结的很稠，棵棵压满枝头。成熟时那金黄的杏、粉红的桃，大红的枣，散发出阵阵清香，在微风中左摇右拽，上摆下荡，引得路人驻足感叹:“这树结的好稠，这是一户好人家！”
爷爷把我们的小院打造的十分温馨。院子里有碾子有磨，碾道磨道都是用石板铺的，前后院支着两块大石床，大门口有个豆腐小磨，猪圈、羊圈、鸡窝应有尽应，近两米高的土墙、一座极普通的栅栏门和那只忠实的四眼狗一块儿严实地守护着坐北朝南的窑洞和整座院落的安全。奶奶虽然身体不好，但她也是个勤快人，窑里总是收拾得窗明几净，菜缸水缸擦得黑油油的，一尘不染，铁制和铜制的灶具总是亮锃锃的，不挂一点锈。
院子的那块大石床是爷爷花了八块钱买的，又请了生产队的十六个人抬到院里支起的。抬石床那天，爷爷按照农村抬碾子的传统做法，请大伙吃了一顿炸油糕，农村除了过年以外，只有在喜庆的大事时才吃炸油糕。石床支好后，就成了我们吃饭、纳凉、拉家常的地方了，特别是在伏月天晚上，爷爷燃起艾草熏跑蚊子，我们就睡在那块大石床上，看着满天眨眼的星星和像银盘一样的大月亮，感觉十分惬意。
二、开明人
爷爷一辈子生活在偏僻的陕北农村，年复一年，耕耘着同样的土地，使用着同样的农具，播种着同样的庄稼。在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里生活，与土疙瘩打交道。但他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一点也不保守，不狭隘，更不愚昧，他是一个开明的人。爷爷读过几天冬书，粗通文字，可以阅读一些繁体字书籍，但他所认识的字后来都被简化了，这就又成了他不认识的字了。所以他曾问我：“字为什么造出来还要变？变来变去为了什么？”我听出来他是在抱怨，抱怨把他认识的字又变成了生字的做法。在连阴天没法干活时，我见过爷爷看那种书页发黄、竖排版的线装书，有《水浒传》《西游记》等。他养儿育女，一直为圈窑而奋斗着，每天劳动所得非常微薄，生活过的不富裕，有时还有点紧巴，但他咬紧牙关，送儿女们上学读书，为儿女们日后谋个好前程，使整个家族日后能耕读传家，日趋兴旺。我的父亲、叔父、三姑，都是因为在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时，我爷爷一肩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将他们先后送到学校去读书，没有让他们为减轻家庭负担而成为家庭新增的劳动力，没有让他们去种地挣钱，来补贴家用，而是贴上钱，付上学费、伙食费，让他们去读书学习。这不能不说，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这一举措，让我的父辈们端上了共产党的铁饭碗，成了吃公家饭的公家人，这也就自然奠定了我们这一辈较早过上了城里人的非农生话，并逐渐端上了铁饭碗。爷爷的做法在当时的农村确实是有远见的，是难能可贵的，是开明之举。爷爷虽然讲不出对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宏篇大论，但他早就明白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基本道理，他虽然不懂投入产出的深奥玄妙，但他朋白什么钱该花，该花在什么地方。爷爷虽然身处偏僻落后的乡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他不迷上，对社会上的是非曲折，有他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分析和评价。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是从始至终没有参与运动的外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到了后期，普遍实行“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广播上经常讲的一句话是“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一天更比一天好”。我们爷孙俩听完广播后曾有过一次争论。爷爷三言两语就把我说得哑口无言了，我那时少年气盛，听广播、背语录，一天想做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小兵，其实什么也不懂，只是鹦鹉学舌而已。我坚持认为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爷爷看着着天大旱，年成不好，就认为：“那形势好不到哪去。”我还坚持大好论，爷爷不急不燥地说：“好在哪了？你看你一天吃些啥了？”爷爷一句话把我噎住了。我一天吃的是酸白茶刷汤，就是水煮酸白菜涮一点高粱面糊糊，很难下咽。爷爷见我没话了，又不紧不慢地说：“不要只听广播上头说的天花乱坠，要和咱身边对一对。”今天想起当时的争论，回想当年全国到处盛行着强烈的个人崇拜，个体信仰的盲从、跟从是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的时代风潮，各行各业多少人都随波逐流，跟风跟潮，不辨左右。爷爷一介农夫，不会咬文嚼字，不会吹牛拍马，更不会颠倒黑白。他靠淳朴的自然嗅觉，能知道有天灾时形势好不到哪里去，能知道人们吃不饱，形势不会大好，好坏对错，他心里有杆秤。这就大概是古人讲的要知朝中事，去问乡下人吧。
七十年代初期、我们生产大队养一群蜂，每年要派人去走州过县，外出放蜂，追花采蜜。爷爷虽然之前从未走出家门，但他不保守，敢于走出去，勇于去闯去试。生产大队派他和雷润章一起出去放蜂，润章负责技术，爷爷负责技术以外的所有工作，如生活、联络、运输、销售等。好多人劝他不要去，风险太大了，麻烦太多了，事情太杂了，爷爷考虑再三，还是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连续几年，他为集体放蜂，上定边、到银川、下陕南、去四川，一年四季在外奔波，一路赶着花期，追逐花朵，迁移地方，变换住所，还要经常与驻地沟通，要协调解决粮食蔬菜、柴米油盐等生活问题，要寻水源，要找运输的车辆、搬运蜂箱的人。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年近花甲，不识简化字，生长在山里，只会讲陕北方言，听不懂陕北话以外其他方言的老农民。真不知道爷爷是如何与山南海北的人交流沟通，怎样来协调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是在哪里找到转运车辆，是如何把那么多的蜂箱、工具、行李搬上搬下。这一切放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放在一个年青的大学生身上，不知有几个人敢于面对，有几个人能挑起这副重担。在此，我不得不为他老人家勇敢的行为，开放的思想，有效的办法而折服，我这个有中级职称，做到了共产党“七品县官”的孙子自叹不如。
有件事很能证明爷爷的开明。我家厕所原来是在大门外西边的土崖上打的土窑里，就像所有农村的茅房一样，不分男女。七十年代初期，爷爷对我家厕所进行了一次革命，他将五块石板砌成个仓子，埋在地下，作为便坑，四周用混石加麦草泥垒成墙，中间搭根石条，顶上盖上石板，北高南低形成坡度，便于排水。这样就砌成了两间房子，把两间房子一分为二，中间隔开，建成了两男两女有四个蹲坑的男女厕所，看上去十分洋气，关键是男女分开，这在当时农村是为数不多的。他说这是他外出放蜂学外地人的做法。
三、善良人
爷爷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爱社如家、公私分明。奶奶一直有咳嗽的积病，听说喝蜂蜜水有治疗作用，爷爷给生产队放蜂时，不知经手了多少蜂蜜，奶奶常念叨蜂蜜能治咳嗽，但爷爷从来没拿生产队的一滴蜂蜜为奶奶治病；众人都知道爷爷特别亲我，他为集体养了几年蜂，却没给我吃过一口蜂蜜。爷爷当生产队饲养员时，喂着一头大花牛，三头大黑驴，他饲弄这些牲口很上心，喂草、添料、饮水，按时按点，从不延时误时，更不缺草少料，铡草、煮料、垫土、起圈， 按部就班，从不偷懒，经他喂的牲口，个个膘肥体壮、毛色鲜亮，大伙赞不绝口。我记得那头大花牛还下了个小牛犊，十分可爱。当时生产队还没修起牲口圈，爷爷就把他刚修好的窑洞做了驴圈，家里人都反对，他却说:“窑洞空着，总不能把这些牲口拴在露天地下吧。”那时牛、驴等大牲口都是生产队重要的生产工具，社队各级都很重视，冬春季除了喂草外，每天还要添料，一条驴大概是三合黑豆，一头牛是四合黑豆。困春二月，不少人家都断粮了，饿得不行，有一天我和邻家的孩子偷吃了一把驴的饲料煮黑豆，正吃得香时被爷爷发现了，一顿呵斥，我们站在驴槽边，挨了爷爷半天教训。其实我知道爷爷对我可亲了，对我这个长孙是寄有厚望的。至今我还记得阴雨天我坐在爷爷的怀里，他给我的糕泡泡是那样的脆；赶集回来我迎下坡，他给我的干炉是那样的大；晚饭时他倒在我碗里的饭，是那样的稠；生产队打平伙时，他留给我的半碗肉丁丁饭，是那样的香；我上高中时，他为我制作的枣炒面，是那样的甜。
爷爷对生产队的牲口特别有爱心，他常说：“牲口通人性，你对它好坏它全知道。”爷爷喂的那些牛和驴老远看见爷爷就又叫、又跳，高兴得不得了，爷爷喂它们后，经常站在槽边看着它们吃食，满眼爱意。记得有一次，一位社员家天黑后才把推完磨的大黑驴送回来，驴浑身湿透了，一看就是出力过度所致，经常和颜悦色的爷爷脸沉下了。那位社员赶忙解释为了赶时间推完磨，让驴多干了一阵，送回来迟了。爷爷还是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嫌他不爱惜牲口。在农闲时，队上规定驴轮流去社员家碾米磨面，帮助社员家干活。有时我们见牲口站在槽头也想用它做点活，可爷爷从来不允许，他认为集体的牲口我们不能随便使唤。记得我那时养只绵羊，天特别热时，中午爷爷下河洗澡带着我还总让把羊也拉上，说天热了给它也洗一洗，到河里后，先给羊洗了，然后拴在太阳地晒着，才帮我洗，最后他自己洗。那只绵羊特别喜欢吃苜蓿草，可苜蓿草是生产队给驴的饲料，爷爷从来不让给羊吃。他就是这样公私分明，丁是丁，卯是卯，他认为集体的驴不能随便帮自家干活，自家的羊不能吃集体的草。他对牲口很有爱心，善待生命。记得我家那只四眼狗，出去吃了炸狐狸药，把嘴炸坏了，爷爷天天帮狗进食，很有耐心，直到它伤愈，那条狗能活过来全凭爷爷的救助。
我小时候很顽皮，常挖鸟窝、掏鸟蛋，爷爷为了制止我这些行为，吓唬说:“鸟窝里有蛇了，你小心点。”我一听，吓得再也不去掏鸟窝了。一个冬天下雪后，我在驴圈前的谷草旁扫开了一块地，撒了一把秕谷子，把爷爷喂驴用的大花筛子支起，准备套麻雀。冰天雪地，麻雀无处觅食，都飞进了花筛下面吃食去了，我一拉绳子，一下套住20多只麻雀，我高兴得不得了，爷爷看见后硬让我全部放生了。
爷爷待人很友善，乐于助人。邻家、自家、亲戚家，大事小情，只要他能帮的总会出手相助。他同情弱者，对乞讨要饭的，也总是客客气气地给他们吃了熟的还要给带点生的。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家家缺吃少喝，我见他常给要饭的吃一大碗，很是不解，他说给这些可怜人多吃一口有啥不好了。他的六个子女，四姑我没见过，早年就没了，其他五个数二姑家生活不好，爷爷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常帮二姑家，给她家接济最多。在他的影响下，我父亲兄妹四人也都经常帮扶二姑家，直到我们弟兄们长大成人，也把帮助二姑家当作本分。
我奶奶身体不好，常年有病，有时给爷爷做饭也有困难。爷爷既要地里忙，去地里种庄稼、挣工分养家糊口，又要家里忙，回家里做饭洗锅，那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他都很少有怨言，他认为奶奶病事连体，他理应照顾好家里的一切。侍候奶奶吃饭、端水、递药，都很有耐心。奶奶晚年病重期间，爷爷更是认真照顾，精心护理。爷爷本来还是个手艺人，他是个毡匠，我们大队的毡匠很有名气，经常结伴出门揽活，那时候匠艺人出去干活，除了工钱以外主家都给吃得好，但是爷爷为了照顿奶奶的身体，很少出门。
四、受苦人
“受苦人”是爷爷那一代农民的代称。别人因为他们干重体力活而叫他们“受苦人”，他们自己也称自己是“受苦人”，有许多农村婆姨会说自家男人是个受苦的。那时“受苦人”本份、老实、憨厚，也包含着人们的信任和首肯，词的褒义成分为主；现在经过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的洗礼，“受苦人”似乎仅含有素质低、文化少的下苦人了，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爷爷那一代农民，在黄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了一辈子农活，种了一辈子庄稼，受了一辈子苦。他们劳动所得缴过国家的，留过集体的，分给自己的少得可怜。他为生活劳作一生，基本上就没有享受过生活。他一辈子吃的简单，就是粗茶淡饭，我记得给他早上送的饭是一罐子高粱饭，一小碟腌黄萝卜，一袋炒面；中午高粱饭里煮几块洋芋，显得饭稠一点；晚上熬白菜里抿的以高粱为主的黑面抿节。一年四季基本都是这样，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略有改善。穿的简单，夏天一件粗布白汗褂，一双千层底手工纳的圆口条绒布鞋，冬天一领白板山羊皮袄，一双毡窝窝鞋，头上拢着一块羊肚子手巾。在我的印象中爷爷的穿戴总是这样，几乎没变过。生活更是简单，干农活是其生活的主调。陕北都是山地，全靠人力种植，上山下山早出晚归，十分辛苦。春天跟着牛屁股撒种、拿粪，一座山一座山地犁，一条沟一条沟地种；夏天伴着太阳锄草间苗，锄过一面坡还有一面坡，锄完一道梁还有一道梁，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秋天拔黑豆、割谷子、背洋芋，都是硬茬活，“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丰收要用汗水去收获。除了干农活几乎在没什么做的了，文化娱乐很少，最奢侈的就是正月看几场秧歌，四月八上好泉山庙会上看场戏，逢集去四十铺的集市转一下。他下地劳动一直干到干不动了，晚年没有积蓄，但生活过得不错。他不习惯城里人清闲的生活，闻不惯城里的空气，老觉的城里空气中有一股呛鼻的煤烟味，从思想上说他实在不愿待在城里享清福。但他的俩儿子都已经成了国家干部，生活在了城里，六个孙子、两个孙女成年的也都端上了公家的铁饭碗。老伴去世多年，农村老家再没有人了，他实在没办法，只得住在了城里。爷爷喜欢喝酒，早年没条件喝不起，晚年时基本没缺酒，儿女、孙子都给买。我在靖边武装部以及转业到地区计委工作，经常给他买靖边酒厂产的一种散酒，爷爷对那种散酒十分认同，很合他的口味，觉得喝起来很顺口，好喝不上头。那种酒纯粮食制作在市场上见不到，只有在酒厂的酒窖才有，要找厂长批条子才能买到。我开始是托人给厂长说情批条子，时间长了，我和厂长成了朋友，就直接找他批条子，厂长知道我买酒给年过古稀的爷爷喝，对我的孝心十分认可，我找他批条子，他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今天想起来，我还十分感激他，成全了我的孝心。爷爷喝酒有个习惯，酒要烫热喝，还要有下酒菜。我母亲也十分贤慧，顿顿都用一个瓷酒壶把酒烫热，再给切个猪耳朵，拌个凉黄瓜。母亲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为爷爷烫酒并做个下酒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也确实不易做到啊！爷爷喝酒分寸把握的很好，一次只喝二两的一壶，从来不喝醉，这大概也是母亲甘愿侍候他天天喝酒的原因之一，因为爷爷喝酒从不惹事。从这方面讲，爷爷也算个有福之人，他在晚年酒没断过，他活了八十四岁，一直喝到八十三岁，因身体原因遵照医嘱才停了酒。一个人的爱好能保持到终老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喜欢喝酒，但因为身体原因，喝到63岁就被迫终止了这一爱好，看起来我还是没有爷爷的口福。
爷爷患有眼疾，是老沙眼。他不吃药、不用眼药水，自己在农村买了一个熟人家祖传的石头眼镜，他说戴上那付眼镜特别顶事，感觉清凉的，眼睛不淌泪也不糊了。所以，晚年他经常带着那副石头眼镜，式样是那种很老很老，没有眼镜框的，他戴上后像个老学究似的。
爷爷抽了一辈子烟，但他从来不抽纸烟，嫌纸烟抽起没劲儿还呛了。他抽的是旱烟，在这方面他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完全自给自足，不用市场。烟叶是他自己种的，在我们家后坡井子西边，他开了巴掌大的一块儿地，专门种烟叶，那块地距河也近，天旱他就担水浇，从不缺水，烟叶长得又肥又厚。他种的烟不多，刚够他一年抽，每年烟叶收了晒干后，他自己还要加工制作一番，喷酒、放梨片、封罐子。他的烟味特纯，特冲， 劲很大，记得二弟小的时候偷地抽了爷爷的烟叶，竟然被烟醉了，难受地吐了半天。爷爷那个烟锅时间久远，据说爷爷的爷爷也用过，那个玛瑙烟嘴略泛红色，铜烟锅发着像金子一样的光，烟杆是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木质的。爷爷不干活时，嘴上常叼着个烟袋，那样子和著名画家刘文西画的那幅《陕北老农》画像十分相似。爷爷晚年早早就把旱烟袋收起来了，一是因为他进城后不种烟叶了，没有了原料，他总觉得买的烟叶抽起来没劲儿，不合他的口味；二是因为咳嗽，他干脆就把烟戒了。抽烟人都知道戒烟的难度，戒烟是靠毅力的，很多人戒了抽、抽了戒，折腾几次就是戒不掉。爷爷很轻松把烟戒掉了，抽了几十年，说不抽真的就不抽了，旱烟锅收起来再也没拿出来。但是爷爷戒不掉酒，他也不愿戒，这个习惯伴他终老，人常说能吃能喝便是福。
爷爷像许多农民一样，传统的乡土文化深植于他的血液之中，他恋乡土、恋老家、恋窑洞，认为落叶必须归根。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讲，老家的地方不能丢，说不准什么时间就用上了。他预言他的儿孙们以后一定能坐上小汽车，我们老家的院子里将来一定会停放小汽车，所以坚持要把我们家的前坡留宽点，将来要让小汽车能开到硷畔上。爷爷这个预言成真了。2011年开始二弟把老家的地方进行了维修改造，前坡、后坡的路进行了硬化加宽，小汽车可以通行了；建了深水井、蓄水塔，家里用上了自来水；修了水冲厕所，装了抽水马桶，铺了污水排水管；硬化了地面和院子，换了门窗、窗台石，改造了土炕；换了窑檐石，加了穿廊，粉刷了窑面子；修了砖围墙，建了新大门；脑畔东侧建了一个石亭子，大门口建了个带有石顶戴的影壁墙。四孔窑洞焕然一新，整个院子旧貌变新颜。老家窑洞收拾好后，年逾古稀的父母，不顾生活条件不便、交通不便、就医不便等诸多困难，卖掉了县城的楼房，在我们兄妹的一片反对声中，毅然绝然地回老家定居。2010年，年迈的父母回到了老家，二弟十分孝顺，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每月往返数次从榆林城赶回老家探视父母。二弟的诸多朋友每每与他同行或单独前往，老家总是人来车往，人气很旺，硷畔上经常停有小汽车。二弟也是个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极有生活情趣的人，父母回老家定居后，他在探视之际，坚持每年春秋两季绿化、美化老家的宅院，在脑畔上、硷畔上、坡上、院子四周栽植了几百棵树，有针叶的常青树，有阔叶的开花树，有结果的桃杏树，经他坚持栽植、认真抚育、精心管护，我们老家现在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绿荫覆盖，百花竞开，鸟语花香，漂亮宜居。如今年逾八十的父母住得十分舒心，非常满意。为此我对二弟久存感激之情，他的精心谋划、辛勤运作，使爷爷的预言成真。老人家若在天有灵，看到老家的变化，一定会含笑九泉。
我爷爷也像所有的农民一样，人到晚年更加关注家族延续传承，更加注重传宗接代，更加希望雷氏血脉连接、香火不断。我父亲这一脉与爷爷留存有一张四世同堂的合影，一家十二口其乐融融。四世同堂，就是幸福美满、家族昌盛、人丁兴旺，就是老人的希望。爷爷的喜形于色，明显地写在那淳朴善良的眉宇间，清晰地表露在那饱经风霜的脸庞上。
爷爷对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持有看法，虽然他不在外人面前说三道四，但在我面前时不时地表露不满，特别是对乡村一些生拉硬拽、强行绝育、暴力引产的行为十分愤慨，认为这种做法不近人情，伤天害理。他认为长期这样下去不仅是造成一家一户的断子绝孙，对整个种族也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灾难。我因为受党教育多年，虽然生了一个女孩，依然拥护“独生子女”的政策，坚持只生一个。爷爷私下常给我说，一个娃太少了，想法再生一个，对娃娃大人都有好处，对公家也没害处，好多事紧说捞饭汤就上来了，办法可多了。我一直不松口，他说我知道你的饭碗重要了，两不误的办法肯定有了。后来见我无动于衷，一度时间张罗着给领养一个孩子，我当时只认为爷爷重男轻女，老糊涂了，根本听不进去他的劝说，也没有说服他的理由，现在来看，一家一个孩子确实不多，“独生子女”政策强行推广不可取。每当我今天看见小区门口站着60多岁的老头保安，酒店餐馆忙活着50多岁的老婆服务生，多地出现生产一线用工荒，不少地方经济发展因缺乏基础劳动力资源而受困，许多行业为一线招工难而发愁。在来势迅猛的老龄社会出现的种种困惑面前，我想起了爷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说过的话，他这个“受苦人”还真有些真知灼见。违背自然规律是要付出学费的。
作者：雷亚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