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新中
写材料的人有一段时间被人称为笔杆子，各单位都有那么几个。一个大人物曾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可见笔杆子的重要。
我刚到工厂时，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各种政治运动多，会也多，我初中毕业，在以小学文化居多甚至半文盲的工人群中算是小知识分子，班组一些决心书、表态发言就安排我来写。领受这种任务时，通常可以有半天或者一天空闲时间不用干活，专心在宿舍里写东西。时间总是充裕的，可以捎带做一些其他事情，我那时就体会到所谓的笔杆子还是有多多好处。
为此，还惹怒了班组另一个人。以往，这活路都是他的，我等于夺了他的饭碗。他以后常常在工作中刁难我，弄得我莫名其妙，不得要领。
后来，厂里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集中了几个能写的，由于经常被抽出去写材料，影响到班组正常工作安排，加之其中有些人平时工作就稀松，他们所在的班组就有了些意见，说他们不好好劳动，厂里还隔三岔五为他们提供条件休息游逛。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就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你看他们围着火炉烤火，或者在厂里转悠，那是在思考问题。无产阶级笔杆子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是高级劳动。这是马克思说的，你有意见找马克思提去。鬼才知道马克思说没说过这话，反正把提意见的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后，笔杆子这个称谓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写材料这营生在各单位依然存在。我八十年代调到一家文化单位工作，时间的挪移，本来对写材料这类公干已经厌倦，可材料有时偏偏就找上门来。
我所在的城市文联成立时，我奉命写了工作报告，接着又奉命写市委领导的讲话，因为就是那几天的事，时间来不及，我把工作报告压缩了一下，调整了一下词句和角度，就变成了市委领导讲话。开会前一天晚上，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翻阅打印好的会议材料，颇为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市委领导就是不一样，这讲话明显比工作报告水平要高。我当时也年轻，未多想，脱口而出，这俩材料都是我写的。一句话把那位宣传部的领导说得有些尴尬，好一会儿无言以对。
凡写过材料的人都有体会，这东西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
说难是因为那毕竟要动脑筋，一份好的材料有时也有创意在里面。我认识一个曾经的笔杆子，常常骄傲他为省委书记写过材料，真实情况是他原来在一家省文化单位工作，省上要开文化工作会议，安排他写了领导讲话，他常常到基层搞调研，熟悉基层情况，知道上级需要什么，绞尽脑汁，除了时尚的革命语言，又加了些具体事例，材料耳目一新，得到上级赞赏。此为他一生写材料的亮点，说了半辈子，也以此为资格常常教导别人。
说不难是因为那毕竟是套路，一个做过领导秘书的朋友就告诉我，他的体会就是把各个阶段各个单位的工作材料套来套去，天下文章一大套，就看你套得妙不妙，所以他经手的材料回回不一样，回回都出新，因此混得风生水起。
写材料可以成就人，也可以毁灭人。我一个朋友因为材料写得好，先是被调到单位办公室，后来提拔成科长，再后来成单位领导。他最出彩的一页是有一阵子单位效益不佳，营业款收不回来，所有办公室人员都被派出去讨账，他被派到南方一家企业。恰恰那个企业要争什么全国荣誉奖，报上去的材料三番五次过不了关，他了解情况后，自告奋勇为那家企业代笔，结果一炮轰响。那家企业很感激，不仅立马清还了欠款，还给了他不菲的报酬。回到单位，他自然也是十足风光，从此提职路上顺风顺水。而另一个反方向的例子也是一个朋友，人太实诚，不懂得变通，写一份企业经营材料时把厂长提得多，写书记只寥寥几笔，书记不高兴，说他无视党的领导；后来他接受了教训，写党建材料时给足了书记分量，却因此惹恼了厂长，说他连什么是企业中心工作都弄不懂。书记厂长都不喜欢他，他的命运可想而知，年纪轻轻就提前下岗待业了。
我一本诗集出版时，给一位老同志送书，他不无伤感地说，他曾被人称为市政府的笔杆子，这一辈子一直在写，但都是材料，具体多少已弄不清了，摞起来比他人都高，时过境迁，什么用也没有。这番话令我感慨，我写过材料，有被人称为笔杆子时的快意，也有迎合时世说假话空话的烦恼；那一次，饭桌上，这个老同志介绍我时突然不知道怎么说了，他不太习惯作家诗人一类的称呼，似乎又想回避笔杆子这个称谓，半天才憋出个名词：这是个写家。
我因此而大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