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庆邦
童年到青年，我在河南农村老家生活了十九年。在离开老家之前，我们家照明一直使用煤油灯。这种灯是用废旧墨水玻璃瓶制成的，瓶口盖着一个圆的薄铁片，铁片中间嵌着一根细铁管，铁管里续进草纸或棉线做成的灯捻子，煤油通过灯捻子沁上去，灯就可以点燃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的灯头总是很小，恐怕比一粒黄豆大不了多少。“黄豆”在灯口上方玩杂技般地顶着，颤颤的、摇摇的，像是随时会滚落，灯像是随时会熄灭。可灯头再小也是灯，它带给我们家的光明是显而易见的。吃晚饭时，灶屋里亮着灯，我们才会顺利地走到锅边去盛饭，饭勺才不至于挖到锅台上。母亲在大雪飘飘的冬夜里纺线，因灯在地上的纺车怀里放着，我们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纺车轮子的巨大影子在房顶来回滚动。
关于灯，我还听母亲和姐姐说过一些谜语，比如：一头大老犍，铺三间，盖三间，尾巴还在门外边。再比如：一只黑老鸹，嘴里衔着一朵小黄花，灯灯灯，就不对你说。这些谜语都很好玩，都够我猜半天的，给我的童年增添不少乐趣。
最有趣的事情要数端灯。
为省油起见，我们家平日只备一盏灯。灯有时在灶屋用，有时在堂屋用，有时在外间屋用，有时在里间屋用，这样就需要把灯移来移去，移灯的过程就是端灯的过程。从外间屋往里间屋端灯比较容易，因为屋里没风，不用担心灯会被风吹灭。而从灶屋往堂屋端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家的灶屋在堂屋对面，离堂屋有二十多米远。从灶屋把灯端出来，要从南到北走过整个院子，才能把灯端到堂屋。当然了，倘是把灯在灶屋吹灭，端到堂屋再点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如果那样的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关键是要把明着的灯从灶屋端到堂屋，而且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不间断，这就让人难忘了。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母亲这样端灯是为了每天省下一根火柴，我是用游戏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觉得母亲大概是为了好玩，为了在我们面前显示她端灯的技术。的确，母亲端灯的技术是很高明的。她一只手拢起来，遮护着灯头，一只手端着灯瓶子，照直朝堂屋门口走去。母亲既不看灯头，也不看地面，眼睛越过灯光，只使劲向堂屋门口的方向看着，走得不急不缓，稳稳当当。这时灯光把母亲的身影照得异常高大，母亲仿佛成了顶天立地的一位巨人。母亲跨进堂屋的那一刻，灯头是忽闪了几下，但它终究没有灭掉，灯的光亮直接得到延续。
刮风天或下雪天，端灯要困难一些。母亲的办法是解开棉袄大襟子下面的扣子，把灯头掩藏在大襟子里面，以遮风蔽雪。风把母亲的头发吹得飘扬起来，雪花落在母亲肩头，可小小的灯头却在母亲怀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我的大姐和二姐也会端灯，只是不如母亲端得好。她们手上端着灯，脚下探摸着，走得小心翼翼。她们生怕脚下绊上盛草的筐子、拴羊的绳子，或是我们家堂屋门口的那几层台阶。要是万一摔倒了，不光灯要灭，煤油要洒，说不定整个灯都会摔碎。那样的话，我们家的损失就大了。我注意到，大姐和二姐端灯时，神情都十分专注、严肃，绝不说话，更不左顾右盼。她们把灯端到指定位置，手从灯头旁拿开，脸上才露出轻松的微笑。
我也要端灯。在一次晚饭后，锅刷完了，灶屋的一切都收拾利索了，我提出了端灯的要求，并抢先把灯端在手里。大姐二姐都不让我端，她们认为，我出门走不了几步，灯就得灭。我不服气，坚持要端。这时候，我仍不知道把灯端来端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火柴。母亲发话，让我端一下试试。
我模仿大姐二姐的姿势，先把端灯的手部动作在灶屋里做好，固定住，才慢慢地向门外移动。我觉得院子里没什么风，不料一出门口，灯头就开始忽闪。我顿感紧张，赶紧停下来看着灯头，照顾灯头。我的眼睛一看灯头不要紧，四周黑得跟无底洞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了。待灯头稍事稳定，我继续往前走时，禁不住俯头瞅了一下地面。地面还没瞅到，灯头又忽闪起来，这次忽闪得更厉害，灯头的小腰乱扭一气，像是在挣扎。我哎着哎着，灯头到底还是没保住，一下子灭掉了。
大姐埋怨我，说你看你看，不让你端，你非要端，又得费一根火柴。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端灯的事是和节省火柴联系在一起的。母亲没有埋怨我，而是帮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家每天省一根火柴，一月就能省三十根，一盒火柴二分钱，总共不过五六十根，省下三十根火柴，就等于省下一分钱。一分钱是不多，可少一分钱人家就不卖给你火柴啊！听了母亲算的账，我知道了端灯的事不是闹着玩的，它是过日子的一部分。我们那里形容一个人会过日子，说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而我们的母亲呢，却把一分钱分成了二十瓣、三十瓣，每一瓣都代表着一根火柴。我为自己浪费了一根火柴深感惭愧。
我感到欣慰的是，后来我终于学会了端灯。当我第一次把燃着的灯完好地从灶屋端到堂屋时，那种油然而生的成功感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