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建群
田间是1982年4月底回延安的。那是一个暮春的日子，万花山上开满了牡丹花，一位瘦瘦的矮矮的诗人，一步三喘，踏歌而行，缓步向花丛中走去。
田间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延安的街头诗就始于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瞧，这是奴隶。”这是田间的街头诗。街头诗的始作俑者，当然还有那个陕北籍诗人高敏夫——陕北无产阶级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大约是受了苏联文学浪漫气氛的感染，一度曾易名高尔敏夫。田间这个当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翩翩少年，如今已进入生命的暮年。坐在延安宾馆里，他用深沉苍老的声音，向慕名而来的青年讲述着往事。这时候，他像一位饱经世故而锐气不灭的智者。等到人一走，独自一人时，他便默默地靠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像一位鏖战归来的疲惫的士兵。不，是鼓手，许多年前，闻一多先生曾这样称颂过他。
上面这一段文字，是我当时采访他的手记，那个慕名而来的青年，说的就是我。记得田间的身高大约一米六不到，穿一身有些褪了色的蓝人民装，粗一看像是灰色，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帽檐耷拉下来，遮住了眉头。他神情忧郁，不知为什么满腹心事。一条三人沙发，他蜷曲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显得那样矮小、疲惫，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他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采访提问，话语很短。谈话间，只有当提及延安时代的时候，他暗淡的眼神才猛然闪出火花，眼睛像鹰隼般闪闪发亮，但只一会儿，又黯淡下来。
田间在延安呆了三天，参观了枣园、杨家岭旧址，去延安城南三十里的万花山参加了延安文学青年的一次诗会，朗诵了他即席创作的《延安万花山》，并且给当时的延安大学创作学习班的学员做了一次报告。
老诗人在报告中说：“我是1938年来延安的，我还要继续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还要不断从延安这块土地上汲取营养，这就是我这次来延安的目的。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忘记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讲话》（《讲话》指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同）的一些基本东西，还是要肯定的，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的。《讲话》的根本之点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在现在更应该肯定。经过‘文革’的一段曲折，《讲话》依然是光彩夺目的。正像我刚刚完成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虽然是风尘仆仆，但是掩盖不了它的光辉；尽管它山迥路转，依然还是宝塔山；虽然时间推移，但旧时的牡丹还是那样璀璨。”（根据录音整理）
田间临走时对我说，他现在隐居在北京后海的一家独门小院里，要我去北京时不要忘了去他那里一叙。他还说，终于回了趟延安，了却了他一桩心愿，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怕是最后一次回延安了。老诗人的话不幸而言中，他回去后不久，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借这个机会，向诗人表达一个晚辈的崇敬和哀悼。我在我主编的《新诗观止——现当代文学诗歌卷》中评述了他的艺术实践，我认为他是伟大的抗日战争隆隆炮声直接的产儿，是时代骄子、民族诗人，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应给他一席之地。
1982年5月23日前夕，陕西组织一批新老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延安，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四位老作家带队，一行百余人在延安杨家岭开了纪念大会，并去枣园、南泥湾等处与当地群众联欢。
胡采是当时陕西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人。当年毛泽东同志讲话之前，全体人员曾有一个合影，时值“5·23”《讲话》纪念日，讲解员将这张照片放大，用一个木牌立在杨家岭那间石屋前面。胡采当时是边区文协副秘书长，兼《群众》周刊负责人（文协负责人是柯仲平，秘书长是张寒晖，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他参加了会议。见到照片后，我说：“胡老，你站在哪里？”抑或是谦虚，抑或是确实记不得了，胡采说，他不记得拍照这事，拍照的这一次会议，他也许没参加。说完，他随参观人流进入了石屋。我不甘心，在照片前仔细地瞅着，终于发现在一大堆人头中，有一个颇像胡采，脸型像他，神态像他，细细的长脖子上挑一颗小小的头。我赶紧去找胡采，胡采重新回到照片前，细细地辨认了半天，辨认出了他左右站着的人，终于确定了那确实是当年的他——后来据一茬一茬回延安的老同志回忆，那确实是胡采。况且，照片上所有的人后来都被回忆起来了，名字附在照片下面。胡老当时像孩子一样笑了，站在旁边的我亦十分感动。
王汶石、李若冰延安时期曾是“西工团”的演员，20世纪50年代后期，前者以《风雪之夜》后者以《柴达木手记》驰名于当代文坛。联欢会上王汶石在大家的起哄下，将延安时期演过的一个角色（《二溜子改造》）重演了一遍，博得满场掌声。李若冰善良而精细，他身上政治家与艺术家的风度并存。后来，我长期在李老手下工作。他去世后，追悼会场两边的挽联是我写的，生平介绍则是从省委组织部调来档案撰写的。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贤者和圣人。而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是《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了。杜老当年已患脑血栓，行动不便，但还是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上南泥湾的一个山坡时，记得他差点跌倒。早年的超负荷伏案劳作和“文革”中的迫害，给他的身心以极大摧残，他除了行动不便外，感觉精神也有些恍惚、神志也不大清醒。在延安的日子，他常常激动得难以自持，嘴唇发颤、手指发抖，在他面前，我强烈地感觉到老一辈战士兼作家的气质。
1979年陕西作协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作者座谈会上，几位老延安听说我是从延安来的，立即将我拉过来坐在他们身边，事情过去许多年了，这事我一直念念不忘。杜鹏程1991年冬去世，病危期间曾给我来过一封短函，勉励我努力创作。愿借这个机会，向他表示一位晚辈的敬意，愿他安息。
1982年5月28日至30日，陈荒煤率电影“百花奖”“金鸡奖”授奖大会上的一行人来延安。我对陈荒煤慕名已久，奈何由于双奖团中有白杨、田华、王心刚、李谷一、李秀明、龚雪等一众名流，所到之处尽被人围观，不能近前，而我又不习惯去凑热闹，加之5·23活动结束后，我陪陕西一位与石鲁齐名的画家修军去黄河壶口瀑布，因此未曾谋面。我送修军到黄陵后，修军去了西安，我在黄陵宾馆等着，看能不能见到陈荒煤，后来听说，大队人马已从壶口那里回了北京。
是年9月30日，葛洛、韦君宜率华北、西北地区中青年作家来延安参观学习。葛洛是河南洛阳市人，那一年62岁。他1938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来延安，抗大毕业后，任鲁艺助教，在下农村体验生活期间，曾先后兼任碾庄乡、桥儿沟乡副乡长。1946年随解放大军离开延安。这个团队里还有铁凝女士。那时她多么地年轻呀！乌黑的头发，明亮而乌黑的眸子，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会场一个角落，听韦君宜讲课。我后来有一次跟她说起这事，铁凝说，这是她一贯的风格。
工作之余，葛洛重返了碾庄和桥儿沟。碾庄是中国共青团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的地方，碾庄葛洛当年的老房东已经去世，他与房东的儿子一起畅谈回忆旧事。这个房东或许还是他解放区小说《卫生组长》中的原型吧。在桥儿沟，最使葛洛激动的是，在一架山坡上，他找到了当年他在鲁艺结婚时的土窑洞。他说：“找到这里好似当了第二次新郎！”葛洛的人缘极好，在碾庄、在桥儿沟，还有不少老人认得这位当年的老乡长，故人相见，即情即景最为热闹。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是年11月23日至25日，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这是诗人继1956年回延安参加“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回延安》之后，第二次回来。诗人是年58岁。那天，陕北高原降了一场薄雪，诗人参观了枣园、杨家岭、桥儿沟等革命纪念地，并且登了一次清凉山；登山时，吟诗一首，诗云：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痴水，一饮更清凉。延安文学艺术界为诗人的到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一位业余作者朗诵了诗人的《回延安》，纪念馆一位讲解员唱了诗人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唱到情深处，贺敬之掏出手绢，拭起泪来。
薄雪初晴，我和陕报记者、评论家肖云儒，陪诗人上了一趟宝塔山，诗人穿一件旧黄布大衣，蹬一双平底鞋。居延安多年，我竟不知道宝塔还可以上去。诗人说可以上去，于是，我在前面牵着他的手，顺着宝塔里狭窄陡峭的台阶，上到了第二层的瞭望口。本来还可以上到最高层，我怕他有个闪失，拦腰抱住了他。站在这里，三山交会、二水分流的延安城尽收眼底。诗人说宝塔南边的那条小沟里，当年有一个日本工农学校，我茫然不知，只好贸然搪塞。诗人说，确实是有的，日军轰炸延安时，被炸成了废墟。大约这个日本工农学校，和诗人曾有过感情上的关系，因此他说到这里时，面色严峻，久久地没有说话。后来他又说，鲁艺有一架钢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在这架钢琴上弹出来的。1947年撤退时，行军途中，将钢琴拆成零件埋了起来，那架钢琴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如果能找到它，会是一件教育后代的活教材。诗人走后，延安有关方面曾多方查找，钢琴至今仍泥牛入海，杳无下落。诗人走后，我在《延安报》发表了专访《双手搂定宝塔山》。
贺敬之大约在1985年还回过一次延安。我将自己的采访日记翻了翻，可惜平常丢三落四的，没有找到那个时期的采访本。
而与贺敬之齐名的另一位杰出诗人、才华横溢的郭小川，上世纪70年代初曾回过一趟延安，有《郭小川诗选》扉页的那帧照片为证。那时我正在“白房子”服役，无缘拜识，可是我的朋友、延安诗人原上草却有缘与他邂逅。原上草正在清凉山下面延河桥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郭小川登清凉山下来，也到了这家饭馆，并且坐在一个桌子上。原上草是诗人郭小川最热烈的毫无保留的崇拜者，他可以将郭小川所有的诗作倒背如流。原上草是个见面熟，他不知怎么打问出了眼前这有些忧郁的人就是郭小川，于是，惊喜的状况我们是可以想见的。除了表示久仰的心情外，他开始背诵起诸如“亲爱的人呀，你既然爱我，但是，爱难道就意味着一定要占有”，诸如“世界上有些秘密本来就不该说穿”之类名句。我想在那个严寒的日子里，贫病交加的诗人，他一定会深深地感动并有一丝慰安的——他的作品是如此地深入民间。我也是郭小川的热烈的崇拜者，郭小川去世十周年时，我曾在《西安晚报》上发了篇《郭小川十年祭》，随后将晚报寄给他的夫人杜蕙。
蔡其矫是1938年到延安的，在鲁艺任教，大约是1938年底又随部队下了太行山。他在延安短暂停留，就顺着当年南下的路，经延川黄河延水关渡口走了。此行他留下了一首诗《过延川》，写得漂亮极了，诗中有一句：“漂泊的灵魂，永远寻求陌生的地方。”我是见过他的，在座谈会上，只是在那样的场合，没有深谈而已。记得他身体强健，穿一件运动服，像个运动员一样，一点不显老。
1982年10月，杨沫来延安访问，因为《青春之歌》，她是个家喻户晓的作家，她和白杨是姊妹，因此上次没见过白杨的人，这次都来看她。杨沫参观了革命旧居，上了清凉山，所到之处，均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欢迎。作家和延安文学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记得她戴着假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戴假发。记得我采访她时，面对面相坐，膝盖抵着膝盖，突然她一个大喷嚏，头一勾，假发掉了下来。而她像个没事人一样，两手一张，搂住头套，又扣回头上。因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84年3月8日，杨植霖取道庆阳，回到延安。杨曾是职务很高的地方领导，因为《王若飞在狱中》一书，留下文名。我陪杨老四处参观，很是忙碌了一阵。最感人的是在兰家坪寻找他旧居的情况。当时他是内蒙古的领导之一，中央调他来党校高干二部学习，时间大约是1942年。他在一架荒凉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孔半是坍塌的窑洞。他说上党校时，他就住在这里，他的隔壁住着丁玲和叶群。叶群当时好像还没有和林彪结婚。他说，丁玲为人直爽是个女中丈夫，那年三八节，他和丁玲站在这山坡前，远远地一个背着三八大盖的人过来了，这时丁玲抓住他的一个胳膊，手有些发抖。丁玲对他说，她平日最忌讳三八这两个字，一见背三八大盖的就发怵。
杨植霖很高，大约一米八三，穿一件黑呢子大衣，毛围巾平展展地交叉裹在胸前。他是汉族，但大约是在土默川出生的缘故，他的气质中有一种蒙古族朋友那种真诚而豪迈的东西。杨植霖回甘肃后，将他与人合著的诗集《青山儿女》寄我。
杨植霖老人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倡导成立中华诗词学会。他在延安联络了黑振东，在西安联络了杨鸿章、霍松林，在内蒙古联络了布赫，在北京联络了楚图南、周谷城。中华诗词学会1985年端阳节在北京成立。我参加了成立大会。
1984年5月7日至10日，时值《讲话》发表42周年，方纪、草明、曾克、金紫光、何洛、李琦、刘芳、岳松、路明远、祝敬之、刘烽、韩维琴、曼玲、王颖等一行老延安，由中国文联组织回到了延安。
方纪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儿子方大明推着。据说他在“文革”时期受到过极大的迫害，冤狱长达十年之久。他的神志大约也有些不太清楚，在参观王家坪纪念馆时，看见玻璃橱柜里陈列的纺车，他一下子激动得快要从轮椅上跳了下来，他说这纺车是他的，是他大生产时用过的。我们怕他失手砸坏了玻璃，只得赶快地离开这里。纪念馆墙壁上陈列着那些首长检阅时的照片，他突然一挺胸膛要站起来，向首长敬礼。大家赶忙拦住他，说这是照片，不是真人，可他还是要敬礼，于是只好由他了，他坐在轮椅上，大约是向彭德怀将军或者陈赓将军，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这一场风波才算罢休。不过在我采访他时，他的神志很清楚，他能记得起早年那些事情的细枝末节，我问他著名散文《挥手之间》的写作经过时，他说，当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延安东关旧飞机场上，他也是欢送人群中的一员，目睹了毛主席登上飞机的情景。那时，他像所有在延安的人一样，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走下飞机时挥动帽子的那个特写镜头。那是历史的一瞬间，对着这帧照片，他觉得他想要创作的这篇散文（或者叫特写——方纪语）有了标题和主题，这就是《挥手之间》的创作经过。方纪的右半个身子不能动，他用左手写毛笔字，书法苍劲有力，写完字后，落款上还要写上“方纪左手”几个字。
草明一头银发，剪得很短很整齐。她有着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所拥有的沉静泰安的情绪。年轻时候的她大约也是这么干净利索和漂亮，一副南国女儿的样子。我和草明有几次详谈，主要是采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草明告诉我，从那年二三月份开始，毛泽东同志就筹划着这个会了，只是当时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先后约欧阳山和草明到他的住处详谈三次，询问一些文艺规律问题和当时文艺界的情况。等到会议开始时，他们才知道主席的本意。她说，会议大约是从5月10日左右开始的，断断续续，开到了23号，毛主席一共来了三次，参加大家的讨论，做讲话。会议之后，在《讲话》精神鼓舞下，许多艺术家就纷纷深入到农村和部队收集素材，进行创作。草明还向我介绍了她创作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作品《原动力》及《火车头》的情况。采访她时，她的秘书李珊莉给我茶杯里只放了几根茶叶，爱喝浓茶的我，喝茶时不住地瞅茶叶筒。
曾克和草明正相反，留着一头乌黑的短发。她的性格也和草明相反，显得沉郁一些。她当年在重庆的邓颖超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是由邓大姐介绍来延安的。在看座谈会那张照片时，她对我说她的那种发型是邓大姐叫留的。来延安前，她欲将发型改成当时革命队伍中那种流行的短帽盖，邓大姐说这种发型也挺漂亮的，革命主要是行动，发型倒在其次，于是她就带着这种发型来到延安。大约是性格相投，我和曾克老师很谈得来，我约她为我主持的《杨家岭》副刊写点稿，随便写，谈谈回延安的感想也行。曾克愉快地答应了。稿子后来没有寄来，这责任主要在我，曾克一行临走时，延安地委设宴款待，我在另一桌，本来我走时应该再叮嘱一句，可是看到他们那个桌子还在交杯换盏，就悄悄地退了出来，没去打搅。
后来我在《延安报》上为以上三位作家各写了一篇专访。
那天陪三位并金紫光先去了枣园，从枣园下来，他们要去兰家坪中央党校高干二部旧址寻找各人当年的旧居。天气实在炎热，我没有上山，而是和小李一起先到了杨家岭。我们在杨家岭那口井旁等了很久，四位老人才风尘仆仆地从兰家坪来到这里。那张合影还在那里，我指给他们看。草明首先在前排找到了自己，她的面孔和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发型也一模一样，只是青丝变成了白发。接着，曾克也找到了自己，她当年的神态和现在也是一模一样，好像岁月在她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样，前面的人个子矮一点，因此照片上曾克也很醒目。方纪在方大明的帮助下也找到了自己，大约他家里也有这么一张照片。三个人像孩子一样笑着，眼泪涌了出来，延安时期那圣洁的阳光在这一刻重新照在他们脸上。只有金紫光没有找到自己，他很沮丧。他大骂当时的摄影师。草明告诉他，这是5月23日，会议结束那一天照的。他要金老好好回忆，金紫光还是回忆不起来，只好说，那时，他大约已随部队离开延安了。根据现在纪念馆工作人员整理的名单，参加会议的有金紫光，不知道金老回忆起来了没有。
这次聚会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的尸骸找到了。张寒晖死于1946年，此后，埋在边区文协头顶的文化山上，还立了一块墓碑。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墓碑被毁，墓茔也找不到了。张寒晖夫人刘芳这次特请了十几位当年抬过棺材的人，包括路明远等一起来到文化山上，口中念叨着柯仲平老的“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的诗句满坡寻找。有人说，他抬到这里时歇了一歇，又有人说，他抬到那里时换了换肩，终于，他们证明了与延安宝塔成等高线，距宝塔西约500米的一个小土包，即张寒晖墓茔。大家在一张纸上签了名，我则以延安报社记者身份，也签了名，署名见证人高建群。刘芳将这张纸装进一个塑料袋，埋在地下，又用一块石头压住。第二年的“5·23”，张寒晖墓被搬迁到李家洼四八烈士陵园内。
1984年7月23日，著名作家康濯回延安。也是一种缘分吧，在延安为康等一行放映电影《延安生活散记》时，我恰好和他成为邻座。康濯极高极瘦，和胡采一样，也是细长的脖子上擎一颗小小的头。他言谈举止，有一种内在的风度，这是经历过许多的人才可能具有的，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那时我正处在创作的苦闷期，我向这位老作家请教了许多关于艺术的问题，我们一见如故，一直谈到电影散了，约好第二次再谈。康老告诉我，不要急，艺术靠的是一种韧性，只要努力，时间会完成这一切的。他还说，这块土地有理由出几个像样的作家。第二天采访结束后，他将自己写的一首《七律·返延安》亲手抄在我的笔记本上，诗如下：不尽风云又返延，重温四十五年前。窑洞火炬辉天外，塔影华姿耀远天。耕战整风埋旧域，工农科艺建伊甸。容颜全改情尤炽，圣地精神代代鲜。7月24日参观后，康濯离开延安。是年8月，将他的长篇《水滴石穿》寄我。1987年，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后，康老来信祝贺。勉励我努力写作。后来我听说康濯负责鲁迅文学院，曾去信询问，康老来信说，那是别人的意思，他要抓住晚年有限的一点时间，写点东西，不会再干这种社会工作了。再后来，得知康老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也很悲痛，曾经想提笔写一点东西纪念他，千言万语，竟不知如何说起，借上边的一段文字，权当是献给他的一个花环吧。
1984年10月19日，《三家村夜话》的作者之一廖沫沙回延安。廖老为延安老诗人、地委顾问黑振东题“延安遇故知”的条幅，黑老以七律一首作答。诗云：正是秋高气爽时，圣地有幸遇知音。凛凛正气逐鬼域，灼灼文章荡乌云。千秋功过无须说，一场是非自有评。劝君更尽一杯酒，千里归来有故人。
1985年4月5日，时值清明，著名女作家丁玲与丈夫陈明自金锁关登上陕北高原，一路浩荡而来，先在桥山拜谒了轩辕黄帝陵，继而到达延安。在延安几日，参观了革命旧址，去延安大学为学生作了场报告，然后直达当年的红都保安。丁玲虽然头上已经是银丝累累，但激情还似当年，穿了一件颜色有些华丽的外衣，戴了一架红色太阳镜。在延安，当代文人中，丁玲最为有名，据说当年延河篝火之夜，那些青年跳的一种舞蹈，就叫“丁玲舞”，而丁玲的那些“文将军、武秀才”的或虚或实传说，亦有很多。除红军长征过来的人以外，丁玲大约是来陕北苏区的第一位文人，早在红军还没有住进延安城，而在被誉为红都的保安时，丁玲就来了。正是在保安，她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组织发起成立了当时第一个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团体“中国文艺抗战协会”（简称文抗）。
在延安大学作报告时，丁玲说一句，黑老用他的大嗓门当扩音器，重复一句。延安几日中，丁玲除参观革命旧址外，还专门到清凉山她当年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地方去寻找旧居。在登清凉山时，黑振东即兴吟成《致丁玲同志一首》，诗云：适逢清明二月天，文坛女神回延安。历尽世间风霜苦，当念陕北米酒甜。宝塔山下“丁玲舞”，桑干河上歌永言。八十重返旧游地，人生何须记流年。当年黑振东吟诗给丁玲，丁玲当时百感交集。
丁玲回来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我曾致唁电表示哀悼。唁电中称女作家为“文坛女袖，一代风流”。唁电并以延安报社名义，发在《延安报》上。事后，丁玲治丧委员会曾回函感谢。
那之后为筹建延安文艺之家的事，两位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领导，曾先后来延安。一个是延泽民，一个是张锲。延泽民是陕北籍人，资深的革命家，并以长篇作品《无定河边》等留下文名。延老大约来过三次，为延安艺术之家去四处鼓噪。作家张锲老师是第一次来延安，在延安察看了基地情况，约见了延安的一些作者，并和文艺界座谈。这是一位慷慨爽朗、古道热肠的安徽人，很重感情，对年轻作家很是关心和爱护。我和延安作家银笙在宾馆拜访了他，并且将我刚出的诗集和散文集请他指正。后来，在我坎坷的创作道路上，张锲老师多次给予重要意义的关照和支持。这是后话。延安文艺之家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投资二百万元，终于建成，1989年7月，我去延安地区文联主持工作时，开始营业。
1983年5月和1988年10月，当代著名音乐家吕骥曾两度回延安。他也是老延安了，曾担任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小老头，上万花山时疾步如飞，连年轻人都赶不上他，时已80多岁高龄了，令人惊异。
时间记不确切，大约是1986年到1988年期间，我们还接待了女作家李建彤。李建彤是著名陕北红军早期领导人、红军领袖人物刘志丹将军的弟媳妇，故可以说是陕北的媳妇，因此我的采访无拘无束。作家很健谈，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有一种唇枪舌剑的感觉。李建彤受过许多的磨难，而精神、气质以至于手中的笔仍旧如此犀利，令人赞叹。记得我当时以四个“自”来概括对她的总体印象：自信、自负、自强不息、自我感觉良好。李建彤也是老延安，她谈到她初到延安时，正赶上刘志丹将军陵寝从瓦窑堡向保安搬迁，在后来成为“哀乐”的那个乐曲声中，在送行的人流中，也有当时才十七八岁的她。作家说她当时正是满怀美丽的梦想、对英雄极为崇拜的年纪，因此这一刻立下一生的宏愿——将来写一本关于刘志丹的书。我问作家，是出于一种对刘志丹的感情，才爱上他的弟弟刘景范的，还是因为和刘景范成为夫妻，有了亲缘上的关系，从而对英雄更加崇拜，萌发出写书的念头的。对于这个问题，李建彤思索了一下，然后机智地回答：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我发表在《延安报》上李建彤的专访文章，标题叫《李建彤铁笔写陕甘》。
这期间，著名曲艺家陶钝曾来延安。陶老是第一次来延安，但他是一个老资格，上世纪30年代在他的家乡山东胶东半岛曾拉过一支队伍，后来这支队伍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他1901年出生，按他的话说，是世纪同龄人。在延安宾馆，他和给毛主席说过书的著名艺人韩起祥见面。一个是中国曲协的主席，一个是名誉主席，我和友人、作家刘阳河以《两位曲艺界巨擘的一次握手》为题，做过报道。我这个人嗜烟如命，采访时自然抽起了烟，陶钝老挥手制止我，这使我很尴尬，赶紧将烟头掐灭。谁知采访途中，陶钝老又伸手要烟，我好久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既然他抽，于是我就不客气，也又抽起来。这件事我至今还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韩起祥老1989年冬去世，葬礼在延安二道街老人的家中举行，是我致的悼词。
作家鲍昌1986年12月在西安参加完陕西青年作家会议后，曾来延安。鲍昌此行是为他的长卷《庚子风云》收集素材，他主要想了解一下，庚子年间，西北地区哥老会以及三边教案的一些情况。鲍昌在延安逗留期间，参加了延安作者一个范围不大的座谈会，鲍昌讲了话。他穿一件比大衣短些比上衣长些的灰色棉衣，戴顶鸭舌帽，脖子上围着一个半旧的围巾，一个很朴实、很务实的人。谨对他的英年早逝，表示哀悼之意。
前面提到草明时，曾带出欧阳山。欧阳山大约在1977年回过一次延安。后来，多次传言他要来，但终究没有来。不过有一件有趣的事儿值得一提。欧阳山在延安时期的著名作品、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高干大》，上世纪80年代曾由一位日本业余女翻译家多田正子译成日文出版。这位女士为翻译此书，与欧阳山曾有三十多次信件来往，与延安方面信件来往更是频繁。其中原因，主要是书中一些陕北土语使她犯难。1981年，她还亲自来了延安。高干大的原型——原南区供销社主任刘建章已故，多田正子主要与原副书记王旭明联系，王旭明的儿子则充当陪同。也许是爱屋及乌，这位女士遂与王的儿子来往中产生了感情，最后书成以后，提出要嫁给他，或者王去日本，或者她来中国。王是一个纯粹的陕北人，他被这件事吓坏了。应邀去了一趟日本后，回来再不提这事。这样的结局便没有一点浪漫气氛了，两个人仍在各自的国度里，仍旧是鳏夫寡妇。
再说德高望重的周扬。周扬于1987年、1988年“5·23”期间曾几次捎话，要回延安。这事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极大重视，为筹建周扬回延安事宜，有关部门专门从延安陶瓷厂手中，将鲁艺旧址——位于桥儿沟的那个天主教堂收了回来，并做了修缮，迎候他的到来。周扬的大公子、原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周艾若，就出生在桥儿沟半山上的一孔窑洞里。周扬老终于因为疾病的原因，未能成行，令人遗憾。周扬去世后，延安各界纷纷致唁电予以哀悼，我亦代表延安地区文联，并以个人的名义，向这位文艺界的泰山北斗，唁电垂泪遥祭。那几天，延安的天气一直阴沉沉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1990年“5·23”期间，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1990年年会在延安大学召开，著名作家、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回延安，我因当时正在接待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带领的陕西作家艺术家赴延安参观访问团这一拨，故没有见到他。
1991年8月期间，毛泽东的儿媳妇、作家邵华来延安。邵华高高的个头，气质很好，在座谈会上，延安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令她十分感动。她还详细地询问了毛岸英在枣园，按照父亲所说的“补上生活这一课”的种种情形。与邵华随行的有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们是从韶山赶到延安的。
1991年11月，文艺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在西安开完会后，由陕西日报社总编辑骞国政陪同重回延安。冯牧是一个在延安整整生活了八年的老延安，在此之前，我竟然茫然不知。冯牧1938年到延安，先在抗大，继而在鲁艺文学院学习。毕业后，曾在《解放日报》担任文艺编辑，后调往部队，随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担任随军记者，后来的许多著名作家，当时似乎都是走的这个随军记者的路，例如郭小川、闻捷、杜鹏程等。1945年，冯牧随大军南下，离开延安。
冯牧在延安逗留了三天。在延安期间，由我的朋友、作家银笙陪同参观了枣园、杨家岭革命旧址，去清凉山《解放日报》旧址，去桥儿沟鲁艺旧址，去南泥湾三五九旅昔日营地，凭吊旧人旧事，寻找当年的足迹。其间许多感人场面，银笙同志在《延安报》有专访刊出。
在延安期间，冯牧还视察了延安文艺之家。当年延安文艺之家筹建时，曾得到冯牧的极力支持。在延安文艺之家，由我做主持，冯牧与延安文学界评论界见面，并即席作了报告。在报告中，他系统地满怀感情地回忆了自己成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家的成长道路，并对延安的作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说，希望这块土地上有史诗般的作品问世，延安有责任、有条件并应该出这一类作品。后来，在给《延安文学》的题词中，他又一次表达了这一期望。他还说，他遗憾的是那个波澜壮阔、风云际会的延安时期，至今还没有一部鸿篇巨制加以表现，这是他的遗憾和不解。
辉煌灿烂的延安时期，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大家辈出，这个高原小城呈现出一时之盛。延安的杨家岭，那个不起眼的小山沟，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召开，它便成了一个标志，一个凝结感情的丰碑，一个时代象征物，一个令所有当事者和后来者都不能不在此整冠沐手、肃然起敬的地方。
谢觉哉夫人1981年2月回延安，曾涕零曰：“日照延安景常在，一代风流何时还？”
在中央党校高干二部学习时，叶群、丁玲住一个窑洞，杨植霖、乌兰夫住一个窑洞。地点在兰家坪。1984年初夏，我和葆铭陪杨老去找到了这些窑洞。两孔窑洞挨着。杨老说，丁玲告诉他，叶群那时候正追林彪，整天在窑洞里描眉画眼，她腻透了。杨老还谈了些丁玲别的事情，比如《三八节有感》这事。
阎纲说，他“文革”时期曾和郭小川关在一个牛棚里。他说小川真诚、善良、才华横溢——这是过来人的评价，可信。
郭小川夫人我也认识，名叫杜蕙。有一年在京，我和他们全家一起吃过饭。大女儿叫郭岭梅（郭小川谈诗就是写给梅梅的信整理而成），二儿子叫郭小林，诗人、我的好朋友，小女儿郭晓梅。
周扬老去世后，他的长子周艾若曾来西安。艾若曾担任过鲁院恢复后的首任常务副院长。我本来想陪艾若老去延安，奈何他年事已高，未能成行，于是作为弥补，在西安的荞麦园吃了顿陕北饭。席间还请王向荣来唱陕北民歌。艾若老激动极了，他后来把王向荣和他的弟子们，邀请到凤凰卫视做了一期节目。饭局到了晚上11点。走时，荞麦园老板还给老人拿了两个陕北老南瓜。艾若老人回到北京后给我写信说，到了这个年龄，能叫人激动的事情已经不多了，这次是真的很激动。
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作者，延安时期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才华横溢的郭小川，抗大学习结束后，曾担任三五九旅战地记者、王震秘书，后去中共中央机关报清凉山《群众日报》，协助丁玲主持该报副刊。郭的夫人杜蕙，大女郭岭梅、二子郭小林、小女郭晓梅，我都熟。蔡若虹时任鲁艺系主任，我也采访过他。他的女儿叫蔡晓晴，电视剧《水浒》《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蔡晓晴的女儿，则是我的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是执导《大秦帝国》的延艺）。康濯16岁时赴延安入鲁艺，被称为神童。他的姑夫是文学系主任周立波，周立波的堂叔是鲁艺院长周扬。康濯老人对我说，“文革”后恢复鲁艺，他们要他去主持，他说，免了，我就住长沙，你们有事来长沙给我汇报。
李若冰鲁艺学习结束后，去中宣部担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秘书兼秘书科长。杜鹏程抗大学习结束后，去三五九旅担任随军记者，后随军进疆，采访途中写出《保卫延安》初稿。柳青去吴堡老家担任乡文书，写出《铜墙铁壁》。闻捷、钟灵在延长黑家堡下乡。大诗人闻捷在黑家堡与女房东相处甚好，离开时女房东用牛笼嘴装了个老母鸡，送行到三十里外的甘谷驿。李季则去三边一个叫死羊湾的村子小学教书。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柯仲平到西安后，先任西北作协副主席，后接替马健翎，担任主席。
田间向我讲了延安街头诗的情況。陈学昭向我讲了她从南洋回国赴延安，以及创作《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情况。刘炽向我讲了将变工队唱的白马调改成《东方红》的情况以及后来将一支陕北曲牌改成《哀乐》的情况。另外，关于刘芳寻找丈夫、著名歌曲《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墓的事，关于贺敬之谈的许多事，曾克谈的许多事，方纪谈的许多事，李建肜谈的许多事，等等，有时间再说。
那张杨家岭合照正是草明从家中翻出，献给延安用以纪念的。葛洛向我谈了《白毛女》第一次彩排的情況，他当时去桥儿沟当乡长。《白毛女》彩排出来后，鲁院要葛乡长给桥儿沟路边搭个戏台，他们演出。演出结束后，老乡们评价说，许多台词文绉绉的，完全是知识分子语言，老百姓听不懂不解馋。这样剧组压着改了一回再演，再改台词。反复了三次，才基本定稿。
翻开我的杨家岭采访本，拉拉杂杂地记下这些。文章中提到的那些老人，大部分已经过世了。而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正在日渐走远。而我，也有一把年纪了。因此，我想，将这些记录下来，也是我的一种责任。
当写完以上文字时，我的脑子里固执地回旋着“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这首抗战老歌。你们——光荣而豪迈的老延安们，你们与延安杨家岭同在，你们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那个“经典时间”同在！我因此而双目潮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