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鸣
我对上海的喜爱，缘于儿时的记忆和年少时生活的环境，从小就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儿时在新疆，爸爸妈妈工作的单位里，有很多上海人。他们有些是上海知青，有些是像爸爸一样的支边青年。在我的印象中，上海人都很有文化，而且很有才艺，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生活中，他们也保留了很多上海人的特点，比如：女士头发都梳理得很整齐，衣服都穿得很干净；男士喜欢穿格呢西裤，有时还爱戴鸭舌帽。如果不说话只看穿着打扮，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不是本地人；一张口说话，立马验证了：他们是上海人。
我们和上海人家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大院里，他们在外面讲普通话，回家和父母讲上海话。有些孩子能听懂上海话，但不一定能讲得很地道。后来很多孩子随父母回了上海，因为从小家庭环境熏陶，耳濡目染，也很快融入了上海的生活，并且讲得了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了。
妈妈在医院工作，同事里有很多从生产建设兵团调来的上海籍女大夫。妈妈回家经常会带回来很多上海同事传递的新东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时能用到上海的雪花膏、能吃到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小女孩能有一双上海带回来的皮鞋和“的确凉”裙子，那更是让大家都羡慕的事，恨不得天天穿着出门去见人。
上海人对上海的喜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物资还相对匮乏，新疆属于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又是边疆省份，各种物资更是匮乏。那个年代，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商业中心，那时追求的“三大件”——上海牌收音机、蜜蜂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都是上海生产的，谁家能有这“三大件”，说明家境殷实；结婚能有这三大件，那面子也是很足的。那时做衣服，都以上海为标准，因为上海代表了潮流。从妈妈她们的闲谈中，我知道了“假领子”：就是专门衬在衣服里，只露出一部分的“假领子”，这样穿显得衣服多，而且好看——这也是最早从上海流行来的一种新式穿法。因此，在我的记忆里，从小就留下“上海人洋气、上海什么都好”的印象，对上海的好感和向往从儿时起就种在了心里。
在学校，我们有很多上海来的老师，有些是知青后来当了老师，有些是从上海支援边疆来的老师。上海的女老师都打扮很干净整齐，烫过的头发任何时候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男老师都很有才，都会吹拉弹唱。记得我小学练过一段时间的小提琴，教小提琴的锁老师，就是上海人。老师教得很好，我也学得很认真。可惜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当时一把小提琴等于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因为买不起那把小提琴，只好放弃了继续学习。记得向老师告别时，锁老师还很伤感地说：你很有天分，应该坚持学下去。现在想起这段经历，还是很遗憾：如果能跟着锁老师一直学下去多好啊！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从小没有习得一门艺术的机会呀！
进入中学，我的语文老师——陆老师，也是上海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经常穿一双“三节头”皮鞋，而且每天都擦拭得很光亮。新疆气候干燥，风沙较大，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老师的皮鞋上有一丝灰尘。老师脸型瘦削，个头中等，是典型的南方人，有点秃顶，古文讲得特别好。
在我的同学里，也有很多上海人家的孩子：男孩子理很整齐的三七分小分头，穿着都很干净；女孩子扎低低的小马尾，额前留着齐眉的刘海，说话细声细语，文文静静。
那个年代，一般家里都有两三个孩子，父母的收入都不高，孩子的衣服大多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很多年。当时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妈妈是上海人，会做一手漂亮的缝纫活。因为做的衣服样式时髦，周边很多人都找她妈妈做衣服。因为有妈妈会缝纫的便利，女同学的穿着自然也很时髦，有时会烫着卷发、在耳边戴一个小发卡，穿着黑色的小皮鞋、花短裙来上课。在那样一个以蓝黑为主色调的年代，能经常换衣服又穿得花花绿绿的女孩，自然在学校里受人注目。出于孩子们的嫉妒心理，她也成为同学们调侃和嫉妒的对象。调皮的男生会偷偷在背后扯她的卷发，还给她起个外号叫“上海阿拉”，惹得女孩在学校经常哭鼻子。那时我们虽然嘴上跟着一起喊“上海阿拉”，但在心里却充满了对她的羡慕，渴望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穿上一条花裙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上学。后来我离开新疆外出上大学，大学同学里有同是新疆长大的上海人家的女孩，一样保留着上海人家的做派：烫发、爱美、讲不太地道的上海话。她们最终毕业都继承了上海家庭的做法：离开新疆千方百计回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