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宇澄
大海翻动灰色浊浪，严冬的阴霾天气，云头很低。我倚住甲板栏杆，不远处就是她。夜晚溅上甲板的海水被风吹干，脸开始发疼，太冷了。1970年，在“长锦”轮由上海航至大连的中途，凭借统一的绿色棉袄，我断定了她是知青，我们都是首次回沪探亲，然后返回东北。海船由沪驶向北方。
她最多 17-19 岁，“童花”发式。身材娇小，虽是服装单调的年代，也能显示个人身份的一二特征，可借此知道，对方是哪里来，到哪里去。陌生青年相遇，尽可以衣帽取人，来自哪座城市，基本一眼就看得清楚。
有一次，我独自与她在狭窄的舱内走廊相逢，她怔了怔，等着我侧身让她过去。她是那么娇小，我们的绿棉袄相互碰擦一下，留下一股小风。注意到她十分合身的黑卡其布长裤，裤脚露出内里一寸宽的鹅黄色运动裤边，高帮麂皮鞋，系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色“回力”篮球鞋带，如果是西方电影里的情景，这种际遇也许会使一名陌生青年产生对话欲望——而我们相遇无语，快照一样匆匆回眸，留住细部，还有那阵小风。
两天两夜的旅程即将结束。虽然我仍然经常站在甲板上，她也经常站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然而此刻，凭栏远望的旅客逐渐增多了。天气好了，渤海寒冷的洋面上，阳光耀眼，海水如深蓝和深绿的玻璃那样，大块大块碎裂和喧哗，寒风吹向船的右舷时，人们就聚到阳光处的左舷，我知道严峻的时刻就要到来，那就是——再也没有和她说话的机会。也许，谁都知道在这条船上，在这次航程中，有一对男女相隔二十米，没有相互走近，谁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在你的行为规范里，也许永远不会面对一位陌生异性轻松说话。
我们终于走下舷梯上岸。同伴朗声说笑，抱怨风浪的恶劣，饭菜的恶劣。他们有脱逃的快感。我们都将在大连站换乘长途火车，继续北上千里，重新面对需要开垦的田地，就像古诗所言“青春作伴好还乡”，它是一个家乡，归宿，烙印，但因为出现了她，使这种思归夹杂渺茫。我数次回头想再看看她，“看”是许多无奈中唯一的解脱，可是没有发现，绿棉袄，藏青色的小棉袄，鹅黄领套，没有。
大家提了行李，顺大连港漫长的码头朝出口走。这段路极长，沿码头有一个个仓库，似乎没有尽头，不久众人都出汗了，中途站定脱下帽子，此刻我发现，她在前方的极远处，提着两个沉重旅行袋，背包，绿棉衣挽在臂弯里艰难行走。太阳明晃晃压在头顶，我们都累极。
走走停停，我们的手掌都被行李勒得发疼。她也放慢了速度，每走十几步，站住了休息，只是她和我们这些吵吵嚷嚷的旅客相比，更为无助，没有一人帮她，谁都急匆匆往前走，再不回头。她停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离我们也越近，我很想帮他，努力高声说话，意图引起她的注意，显然她没有听见，没有转过脸来，或在练习一下她的口琴音阶，她几乎是拖两个巨大旅行袋，走几步，停顿，拖起来，放下。我加快脚步靠近她，幻想接近她，也许有帮助的勇气，但这种追赶方式，无法不顾忌身边同伴的位置，也知道他们一旦发现这种企图之后，其反应的激烈程度。
我带领这些人忽快忽慢地往前走，走到和她相隔二十米的距离，发现她在发怔，然后她转身，脚下是她的旅行袋和棉衣……此刻，她打开两个旅行袋的拉链，用力将它们翻倒过来——旅行袋里装满白花花的年糕片，满满两大袋年糕片，被她倾倒在码头上。
她没听到任何声音，船在鸣号，码头的吊车在装卸货物，旅客匆匆顺着码头疾行，只有她站着，如水流中的石头。
也许我注定只能在二十米开外看着。她做了这件异乎寻常的事，怔了怔，把棉衣和空旅行袋塞入另一个袋子里，拎着它，背上背包疾步消失在人流中。在我的眼中，她永远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