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产队凭劳动工分分粮，大哥还在上学，家里没有男劳力。冬季生产队修水利平整土地，一根扁担两只粪笼便是水利工地上唯一的运土工具，担土是男人们干的活，为了能给家里挣工分，母亲带着大嫂冒着严寒，扛着铁锨，拎着粪笼上了工地。母亲和大嫂都是小脚，婆媳俩只能用铁锨把，抬着装满泥土的笼，一前一后，在水利工地上艰难地劳动。母亲白天忙农活，晚上和二姐围坐在煤油灯下纺线织布。也是在这一年，十二岁的二哥完小没有毕业就退学回家，帮母亲料理家务。尽管婆媳、姐弟四人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家里的生活仍然是捉襟见肘。
渭北地区老百姓吃饭以面食为主，蒸馍、擀面、烙馍都少不了用碱，可是那时家里穷得连二毛钱一斤的食用碱也买不起，母亲常年用“灰水碱”蒸馍。制作“灰水碱”是需要费一些周折的，秋天，母亲到荒地、硷畔拔灰条草，成捆成捆地背回家，在箍窑的前院晾晒，当灰条尚未完全干透，便开始煨。煨灰条大多在傍晚，把成堆的灰条点燃，用捅火棍不时地翻腾，火堆上冒出的青烟呛得母亲不停地咳嗽，有时气都喘不过来。第二天母亲把灰装在用柳条编的筐子里，顶部挖个碗大的坑，每天往坑里浇少许水，水从上面慢慢渗透到筐底，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母亲将它盛装在瓷罐里，足够全家人一年用。这就是母亲的杰作“绿色食用碱”。
母亲省吃省穿，躬行节俭，舍不得糟贱一粒粮食,舍不得倒弃一碗面汤，但她为人厚道，热情好客，家里来了客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那时麦面不多，家里人宁可不吃，也要擀一碗白面条请客人吃饭。母亲心灵手巧，全家人不论冬季穿的棉衣，还是夏季穿的单衣都是用她自己织的土布亲手做，包括鞋袜件件穿上都很合身，虽然补丁摞补丁，但干净、整洁，穿上舒服。母亲爱干净讲卫生，每天早晨起来拿着扫帚，室内扫到屋外，后院扫到前院，就连桌子、柜盖上摆的那些瓶瓶罐罐都要抹洗一遍。箍窑里的里里外外，到处都留下母亲忙碌的身影。
夏季到了，生产队每收割一片麦子，母亲就到拉运完毕的麦地里去拾麦。开始是一把一把带麦秸的，到了后来拾麦穗，雨后母亲连发芽的麦穗也捡回家。本村地里的麦子拾完了，又逐渐向北边村子麦地里转移。我们村以北方向的北家坊、南坡、凤泉村，这些村子的土地多，麦子成熟得晚，拾麦穗持续的时间也就长。炎热的早晨，母亲从箍窑的炕上拉起了睡意朦胧的我，趁天凉出门，手提着用土布手巾盖着盛凉开水的灰色瓦罐，拿上几个麸子红面做的馍出门。记得有一天，母亲和我在凤泉村沟边一片地里拾麦穗，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太阳把麦地炙烤得直冒白烟。北边村子土地宽，人口少，成片成片收割后的麦地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地中间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地，坟地里独独一棵椿树，母亲把带的水和馍放在树下的阴凉处，让我歇一会，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醒来时看见草帽底下的母亲，膝盖上绑着裹腿，跪在滚烫的麦茬地里拾麦穗，有时坐在地里捡麦粒，一边用双手揉搓，一边用口吹散麦壳，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麦粒装在衣兜里。又不时地回头看看我，见我醒来，她边拾麦边向坟地靠拢过来，坐在树阴凉处歇脚。母亲吃完一个皮已经干裂的馍，喝了几口瓦罐里的水，捋了捋银白色的头发，又戴上那顶破旧、不能完全遮阳的草帽起身。她似乎忘记了炎热，不知道疲倦，一双眼睛，始终盯着麦地，边走边拾。我提着还有半罐水的瓦罐，跟在身材佝偻、步履蹒跚的母亲身后，又继续向北挪动。从母亲的背影里我看到了生活的艰辛，看到了岁月的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