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新中
剪纸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民间艺术，有人称它为“母亲的艺术”。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妇女主要从事针线方面的活路如纺织、编织、缝纫、刺绣等等，举凡妇女以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被称为“女红”，剪纸就是女红的一种。
剪纸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母亲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内容多取材自农耕生活、民间戏曲故事、儿童、动物等，作用于婚丧嫁娶、喜庆节令等。
剪纸讲究的是心巧、手巧。剪纸技巧的传授由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这种传承无须仪式，无须拜师。重要的是中国的母亲们并没有把它当成一门艺术，只是女人生存必需的本领。
2009年，以陕西剪纸为主体的中国剪纸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传统美术第一个入选的项目。与此同时，陕西省艺术馆编辑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陕西剪纸》，陕西剪纸的历史发展、艺术脉络、文化特色全部囊括其中，里面收录了几百位母亲艺术家的作品。
剪纸问世迄今已三千多年，纸张发明以前，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即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纸张出现以后，剪纸迅速成为一种贴近生活、根植于大众的民间艺术。至此，中国的母亲们，聪明才智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剪纸艺术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率真和随心所欲，剪纸作品中，母亲们在造型上可以循规蹈矩，讲究平衡与对称美，如囍字、灯笼、窗花等，但更多的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如把天上的太阳、月亮、云彩、飞鸟和地上的树木、房屋、人物、动物同时安排在同一个场景画面上，显现生活的长久与美好；母牛怀孕了，剪纸作品中，把怀孕母牛肚子里的小牛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表示生命的不息与延续。
再譬如传统文化中保护氏族群体的图腾老虎，在母亲的剪刀下，可以成为保护娃娃，陪他们玩耍短胖可爱的“爱虎”，也可以成为相貌凶猛的“下山虎”，起镇宅作用。
还有母亲们把抓髻娃娃设计成“喜娃娃”造型，正面站立，呈生育姿态，脚下为双鱼与笙的符号。简洁概括，透出一种强大的生活气息。
剪纸自诞生以来，如江河流水，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由于社会生活形态的发展变化，许多民间艺术形式慢慢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有些艺术形式即使存在，也只局限在少数匠人手中，如皮影、纸扎、脸谱等等。民间剪纸却长盛不衰，遍地开花。根本原因一是纸品价格低廉，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二是它的操作简单，一把剪刀一张纸足矣；三是传承自然而然，如同血脉，一代又一代的母亲，通过剪刀，把自己的人生技艺、生活体验传下来。所以，尽管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内容，但唯其不变或者一如既往的，是母亲们对未来生活的热望和寄托，方寸之间，有母亲们无限的艺术想象。这种源自生命本身的呐喊，促成了它的健康发展。
剪纸真正由民间艺术的后台走到前台，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此后，延安鲁艺的艺术家陈叔亮、张仃、古元等人开始学习当地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间剪纸，对民间剪纸进行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并予以引导。在这个大背景下，以中国母亲为主体的剪纸队伍犹如一河春水开冻，她们创造精神得到了解放，剪纸开始有了描写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新内容。它推动了群众性剪纸的创作和发展，使传统的民间剪纸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还首次展出了西北地区的民间新剪纸作品，为新中国成立后剪纸艺术的发展拉开了序幕。可以说延安的剪纸开创了中国剪纸的新纪元，中国母亲们由此堂而皇之地登上民间艺术的大雅之堂。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母亲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陕西的安塞、宜君、旬邑等十余个县被文化部或陕西省命名为“中国剪纸之乡”，也涌现出了被誉为“剪花娘子”库淑兰、作品被选入中央美术学院教材的曹佃祥等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家。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丰厚的民俗文化遗产里面，民间剪纸占了很大一块，黄土高原，八百里秦川，陕南的青山绿水之间，到处都能见到五颜六色的剪纸。那精美的造型，粗犷抑或秀丽的风格，充满生活情趣和理想的寓意，多样的形式，精湛的技艺，发散出强烈的泥土气息，显现出悠远的民族文化气象。
案头上放了一套《陕西剪纸》，无事的时候翻一翻，总觉得会有一股母亲的亲切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