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涓
在现代作家中，有两个人物备受我的敬慕。一是周作人先生，一是丰子恺先生。周作人先生的人生经历中，有一度曾成为被世人唾骂的汉奸，让后人痛惜，不可效仿。这里，我只是敬慕老先生的为文之道。他那些“拙朴而复杂”的语言形式，“涩味与简单味”的杂糅调和的文笔，无不让笔者赞赏。他能在一件极小、极细微的事件的叙述中，让读者如品苦丁茶一般，先涩再苦，苦中带甜，从中领悟到作者充满智慧的某种情趣和理念。周先生曾经为自己的斋室起名为“苦雨斋”“苦茶庵”“药堂”等，甚或是他影响广泛、深受世人喜爱的名号“知堂”，这些无一不与“苦”“涩”关联，也与其艺术追求相连。他曾在那篇著名的《知堂说》中写道：“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个中滋味，溢于言表。表露出他内心苦涩和追求艺术的寂寞。
对于丰子恺先生，我了解不多，仅知道他曾受业于弘一法师，精通音乐、美术、文学，也曾翻译介绍了不少的音乐、美术、文学作品。丰子恺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以《缘缘堂》为代表的散文随笔，与那些憨态可掬的儿童水墨画。他平淡的、不事雕饰的语言风格，使读者在淡雅与率真中更见趣味与情致；他的水墨画又以其纯朴与天真使我们这些老大不小的读者得以回味久久的从前。我以为叶圣陶先生以“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评价丰画，很是中肯。
我敬慕周作人，敬慕他的苦与涩；我欣赏丰子恺，欣赏他的清与爽。这是我的所思所感，也就记了下来。其实，这还不是我作此文的本意。我的本意是想记下周、丰两先生之间的一段评价，是周评说丰的。读者大都知道，丰子恺曾为周作人发表于1950年上半年的上海《亦报》上的《儿童杂事诗》配了图，后又结集出版，被人们誉为珠联璧合之作。可是又有多少读者知道，对于丰子恺的配图，周作人并不满意，还多有微词。1963年4月4日，周作人致鲍耀明的“关于元旦刺客”的四封信中的最后一封中，有如此语言：
来信所说东郭先生的诗即是“儿童杂事诗”，记得报上的“切拔”(口语：剪报。笔者注)订成一册，曾以奉承，上边丰子恺先生的插画，乃系报馆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画集”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但我这里没有插画本，故只能笼统地说罢了。近来该诗原稿又已为友人借去，里边的诗较好者亦不甚多，但是比起插画来，大概百分比要较好一些罢了。
（摘自《知堂书信》）
此信不但能见出周作人的率性，也见出他对自己作品的自负。对丰子恺，周作人还就其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有过微词。
丰子恺关于自己的水墨画，在《谈自己的画》文的结尾有过这样的话：
一则我的画与我的生活相关连，要谈画，必须谈生活，谈生活就是谈画。二则我的画既不模拟甚么八大山人、七大山人的笔法，也不根据什么立体派、平面派的理论，只是像记账般地用笔来纪录平时感兴而已。因此关于画的本身，没有甚么话可谈；要谈也只能谈作画时的生活与心情罢了。
（摘自《丰子恺文集》）
不知道丰先生为《儿童杂事诗》配图时，是何种心情，对于所配的图，他自己满意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