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爷爷去世,对他的印象是墙上挂着的画像,核桃木的框,普通白底素描,瓜壳帽、留着不是太长的山羊胡子。听奶奶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就留着,怕被抓去当壮丁打仗,一留就是好多年,直到去世……
1947年,解放县城的战斗即将打响,爷爷奶奶拖着刚刚出生的大伯,随着逃难的人群,躲避至离家十多里的大山里,除了应急的干粮细软,还带了一只山鸡,适逢兵荒马乱的年代,逃难还带着山鸡,多数人都不理解,爷奶也不解释,自顾自地带着山鸡和大伯。
爷爷一直将山鸡养在家里。这山鸡也怪,五谷杂粮啥都不吃,唯独吃绿豆,也只吃绿豆。平日,就在家里的箱顶上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一有生人进屋,就嘎嘎大叫。
1956年,城里最有文化的寨山王老师,已经给大伯打不了“方子”了(写毛笔字临摹的帖子),爷爷抽着水烟,眯着眼睛,“吧嗒吧嗒”,看着在自己摊位前练字的大伯,心里有了片刻的舒坦。眼前的混小子在他的棍棒之下,文理越来越高,老二现在也开始跑了,家里的老坟和宅基地都被新上任的县长审批了,他虽不识字,但办手续时人家说县长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这是正规交税的,等光景再好上几年,箍上几孔新窑,就踏实了。前两年土改,自己已经被评上贫农,那会以500块现大洋从惠财主买的窑洞,热气腾腾,反倒是惠财主一家七八口,就只有一孔窑,一间柴房,城内城外的地都给充了公,光景过得不如日月一烂包。想想这,手里的水烟“吧嗒”得更有劲了。
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家里也不例外,爷爷饿得浑身浮肿,奶奶手巧,用枣核磨成面,和着麸子,蒸出来,不知道叫啥名字,但是吃完不容易消化,即使这样的东西,也基本上吃不到了。后来没办法,奶奶就去城郊农村的地里,带着二伯(大伯是读书人了,不能让孩子丢脸),去挖别人地里剩下的白菜帮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主人都不让,偶尔碰上那么一家好心人,看见孤儿寡母的,会让掏那么几颗白菜帮子,奶奶拖挪着小脚,带着二伯,挖回来,全家做着吃,总之,一家人总算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活下来了。
1968年,“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陕北的小县城也不例外,大街上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一层摞一层,全部都是用白面和浆贴上去的,陕北话叫(面冉子)。爷爷不识字,可字写得却是极好,而且不用打格子,直接就写,和霍家的老头两人负责东门外,老霍头贴,爷爷写,又快又好。一个下雨天,爸爸放学回家,刚把门帘掀起来,就看见爷爷和奶奶都坐在炕头,炕上铺着一块布,放着两个破瓦罐,瓦罐外还好像沾着泥,正在那里数银元,一摞一摞的,炕头上不知不觉堆起来了一座小山。红小兵和红卫兵正在挨家挨户讲解政策,“破四旧”,家里藏着银元,就是守“四旧”。爷爷奶奶怕给孩子丢人,主动上交。一块现大洋换一块人民币,当时最大的钞票面值是10块,总共换了三千,整齐地码在箱柜顶上,整整三摞。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有县长签名上过税的祖坟和宅基地也出现问题了。土改还在继续,村里将祖坟的那块地没收,没有理由,就近原则,你可以继续使用,但土地归村里的农民所有,以后祖坟再往进埋人,要征得主人家的同意。原来从惠财主手中500块现大洋买的窑洞的上面,准备再箍三孔石窑,也因为窑顶的邻居不同意而作罢,爷爷也病倒了,生病的日子,奶奶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点鱿鱼海参,专门请县招待所的大厨加工,病榻上,爷爷长舒着气,满足而又略带遗憾地说:“这辈子没白活,也是吃过鱿鱼海参的人啊……”
爷爷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只是在与父亲的闲聊中会说起,父亲的记忆也不深,撂下他的时候只有13岁,再就是在奶奶去世前的絮叨中回想起许多,记忆也不深刻,那会自己也是13岁。即将步入中年,反思这前半生,祖辈父辈带给我们的或许就是这些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想起,但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影子,即使是碎片化的记忆残存,而家风、门风应该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一代代地流传……很庆幸,自己能独立思考、辨别是非,这就是一个家族流传下来最宝贵的东西吧……
编辑:刘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