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汉林
二哥短短的一生是在清贫与艰辛中度过的。他出生于一九四六年，时值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国性内战，社会动荡不安，家里吃穿也非常拮据。他十岁时父亲病故，不久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和食堂化，他十二岁弃学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帮助母亲操持家务，耕种自留地，在农业社劳动挣工分，从挣三厘工分开始，三四年后生产队才给记全劳工分。十多岁的二哥就这样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在我印象中二哥就像是一个上足了劲儿的陀螺，一刻也不停地旋转着。他没睡过一晚囫囵觉，起早摸黑，安顿家里没完没了的农活，像一头老黄牛一样，长年累月地劳作，艰难的生活压得二哥沉默寡言，很少说话。母亲常常心疼地说：“你就只知道干活，也不歇一下，整天忙得连一句话都顾不上说。”
一九六二年，家里申请了一亩二分庄基地，当教师的大哥给生产队交了120元钱，由全村社员挖了一个长十五米、宽五米、深十米的地坑院子。第二年二哥开始在这个地坑院子里面一镢头一镢头刮崖面、挖窑洞，又一笼一笼往崖背上绞土。安装在窑背上的辘轳多年不卸，一有空闲时间，就绞上一阵子，家里后来的那座四合院几乎就是二哥的全部心血。
辘轳架在崖背东南角的三角处，上面铺着两块并不平整的窄木板。记得有一次，挖下的土快绞完时，我把剩下的不够两笼的土全装笼里，不料差点酿成惨祸。由于装得太多，绞到半空时，一声异响，崖背上的辘轳失去了平衡，打了颠倒，辘轳和两块木板同时往下掉，二哥双脚失去了支撑，就在往下掉的一刹那间，二哥右胳肢窝挂在了那根木椽上，大半个身子孤零零地悬在空中。我在下面一边喊：“抓牢”，一边往崖背上跑，赶紧固定那根救命的椽。东边崖背高，正好二哥面对着较低的南边，他自己往南面崖背一点一点挪，当他的左手摸到崖面时，我赶紧拽住二哥的手，他的右胳肢窝仍然在椽上架着，双脚蹬着崖面往上爬，就这样把二哥从崖边上拉了回来。二哥躺在崖背上，满脸煞白，没有一点血丝，我坐在旁边吓得直掉眼泪。掉下去的辘轳和木板把院子的地面砸出十几厘米深的坑，要不是那根救命的木椽，后果真不敢想象。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的惊险情景，我仍然心有余悸。
在刮崖面、挖窑的艰难岁月里，二哥慢慢学会了裹泥窑。本来洗窑和裹泥窑都是技术活，要请匠人，家里没钱，二哥只能在摸索中自己学着干。所谓洗窑就是在窑的大小和高度差不多时，用镢头把窑顶校正刮顺溜。镢头两个印痕之间留下不到两厘米宽的土塄坎，看起来整齐划一。他刮一会，从架子上下来，左看右看，端详一会，上去站在架子上继续再刮，经过他反复刮刷，半弧形的窑顶规规整整，呈现出最佳的立体感。窑腿部分是直的，相对好刮刷得多。
窑刮好了裹泥后人才可入住。裹泥窑和泥至关重要，土、水和铡好的短麦草比例要把握好，不然裹泥半天，泥全掉下来。二哥很在意和泥，他在院子用水把晒得微干的黄土泡三四个小时，再加一定量的麦草，用铁锨反复搅和均匀，直到泥看起来光滑筋道，不沾铁锨。二哥站在长木凳子上，右手拿泥抹子，左手拿泥刀，轻便灵活地把半锨泥一下两下就抹在墙上。半晌工夫后还要再收泥一次，这是裹泥窑的最后一道工序。这样裹过泥的墙面既平整，又光滑，待泥干了后，人就可直接入住。多年后二哥也成了左邻右舍小有名气的泥水匠。
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用水，二哥利用农闲时间自己打井，十三丈深的井挖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到了料姜石层和开始渗水的时候最慢，往往一天进度不到一尺，在这个时候怕出意外，二哥不让我下井，只让在井上绞土，我至今无法理解，他在那么狭小的空间，把那么多混有料姜石和水的泥浆，是如何一点一点挖出来的。
如今回想起来，那座四合院子的每个角落、每个窑洞，十几丈深的水井，无不渗透着二哥的汗水和辛苦。
一九六五年后季，新挖的地坑窑经过几年的通风，已经不那么潮湿，人可以入住了。
原来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一直住在一大一小的两孔老箍窑里，要搬新家了，母亲提出要我们兄弟三人分家生活。于是，大家庭分成了三个小家庭，我还小只有十三岁，母亲便要求和我一块生活。大哥常年在外工作，孩子也多，他宁愿一家人住在老箍窑里，也要把新窑洞让给二哥和母亲居住。母亲已经把锅台、案板、简单的灶具备齐，可二哥觉得母亲已花甲之年，常常腰痛，一双小脚行动不便，做家务已显力不从心，他不忍心让母亲再下厨继续做饭。在二哥的一再坚持下，从此母亲和二哥一家人简单、温馨地生活了几十年，让母亲度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我参加工作以后，才把用土坯垒起的从没生过火的锅台打掉。至今回想起当年和二哥共同生活的情景，想起二哥孝敬母亲的点点滴滴，我总是黯然伤神。
今年七月中旬我回到老家，看见二哥曾经居住了半辈子的地坑窑，现在虽已填平，变成了绿油油的玉米地，但当年的崖背、窑洞、水井被填后的痕迹还依稀可见，二哥仿佛还在地坑院子里挖窑、绞土，不停地忙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