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罗宾·吉尔班克 译/盛红霞
我和秦腔的初识是刚来西安工作不久，绕过城墙广场上的“跳舞阿姨”们，爬过半月桥，我在离安定门不远的槐树旁找到了一片空地。每周有一两个晚上，我都会来这里进行四十分钟的伸展运动，以舒缓跑步带来的酸痛。晚上八点半左右，那片蚊子嗡嗡作响的林间空地开始人头攒动——在那个时候，公园都被栅栏围起来锁住了，所以各种活动随着马路对面“人人乐”超市暗下来的灯光，也进入尾声。
接着，好戏就要开始了。不同于白天老年人的娱乐，这些秦腔爱好者们用电子音响设备。一旦一位唱角儿在台上站好，她会大吼一声。那嗓音回荡在树上老旧的音响之中，树叶震颤，时有落下。这高亢尖锐的吼声随即被低声的细语取代，谁知道呢？
我问过我河南的一个朋友能不能陪我去看一次秦腔，但是每一个被切分的高音和叹息同样令他感到困惑。他说：“我懂一点陕西的方言，因为我曾在这里求学。但秦腔里的词都比较老式，和人们现在说话时所用的词不同。”后来我们又聊到这个话题，因为他也想知道英语是母语的人如何形容这种露天式戏曲的表演。我对他说道：“坦白讲，我也不太清楚要怎么说。因为英国人不常在户外表演娱乐。一方面，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天气都比较冷。另一方面，我们有‘噪音治理’这一重要规定，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某些有脾气的邻居会向警局或者市政委员会举报你，禁止你继续那样做。”在我所处的文化中，我能找到与之最类似的一个活动就是“户外麦克风”，和北京三里屯等艺术街区引进的“诗歌会”类似，民间俱乐部会给业余爱好者留出晚上的时间，让他们登台演唱自己喜欢的老歌或自己的作品。
接下来的几年里，秦腔时常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尽管那些听起来尖锐的唱词对我来说，是一如既往的深奥。但偶尔，我也会有意外的收获，一个故事的某个特定情节对我而言是已知的，所以我会与歌曲背后的情感产生共鸣。一个冬日的夜晚，我们在“秦宝肥牛”吃饭，一位用餐的女士向我们透露她是位兼职的唱曲人，并给大家唱了一段改编自舞台剧《王宝钏》的曲子为大家助兴。也因此，我们的用餐氛围很愉快。在深入研究陕西的历史和民间传说时，我对这个故事逐渐着迷。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一部非常成功的舞台剧，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于英语为母语的世界。
我曾在燥热的公园里听过秦腔，也见证了它滚滚浓烟般激昂的旋律。但我何时才能在传统的剧院里欣赏一番呢？就是那种有服装、有妆容，整套装备齐全的那种。
十月份，机会来了。我一位同事的表妹王芳通过微信发来邀请。她在华盛顿特区工作过几年，英语流利，不过有点大西洋中部的口音，她似乎是最不可能热衷于传统戏曲的人。然而，现在北京工作的她和一群来自陕西和山西的公务员同事组成了业余演出剧团。他们的雄心壮志就是到西安演一次《三滴血》，这部剧于一百年前在同一家剧社——易俗社首演。
庆幸的是，我对这部剧的情节并不陌生。我每两周逛一次西仓市场，收集到几本带有霉斑的小册子，上面就讲到易俗社的创始人。范紫东被一些人誉为“关中平原的莎士比亚”，他试图将简单的当地故事用错综复杂的手法表现出来。《三滴血》的剧名取自一位老妇人的传说，故事讲的是如果将近亲间的血滴在一个盘子里，血就会聚集融合在一起。在这部剧里，范先生设想县官用这种滴血之法达到腐败的目的，拆散周家人，没有让他们在多年分别后团聚。
在易俗社的二楼观赏这部剧是种忘记时间的享受。LED屏上会用白话展示一些较复杂的台词，而它木质的扶廊仿佛是辛亥革命刚结束后就有了的。也许范紫东就曾跨坐在我这条长凳上，从楼上看着周仁瑞留着半米长的花白胡须，领着自己的大儿子周天佑大步走向自己哥哥家门前。
戏剧的某些场景伴随有铙钹的碰撞声，尤其是在五台山顶，悄然踱步的老虎伺机扑向离散的天佑和女孩贾莲香，不料反被诱骗致死的那一幕里。在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中，《冬天的故事》因其舞台提示词“离开，被熊驱逐”而饱受诟病。在将人化装成动物并使观众信服这一方面，范先生可以说是略胜一筹。
在整场喧嚣的演出里，小王的角色稳定而核心。她扮演一个孝顺的女儿，皮肤雪白、面颊红润、眉毛乌黑。对长辈的孝顺和对爱人的渴望让她显得和阴谋者截然不同，其形象铅华洗尽、纯洁端庄。
我伴着轻微的耳鸣离开了剧院，同时在想，为什么是人们自己，而不是评论家去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会成为经典。如今，作家们都渴望他们的作品能被改编成迷你电视剧，出现在每家的电视荧屏上。重播是有必要的，这会提醒我们剧情和如此之多的“戏剧性效果”都是直白的假象。《三滴血》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可是，无论你在哪个夜晚行走在西安的街道上，耳边都会常常响起那句经典唱段“祖籍陕西韩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