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内容重点是“双减”：一是减少校内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二是减少校外培训负担，从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对于减少校外培训负担，措辞之严厉，措施之有力，可谓前所未有。本文认为，此次“双减”新政，国家层面透露的风向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出重拳、出实策，让教育回归公益属性，让教育主阵地回到学校，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1.“双减”新政透射出深化教育改革新信号
“双减”新政引发教培行业大变局，但是细观“双减”前后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相关动作，就会发现此次教育改革之非比寻常。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率先推行大学区改革，在中考招生中大幅扩大分配到校名额，有力遏制学区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逐步推进房产与教育脱钩。又比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纷纷推出教师全面轮岗制度，优质教师将通过有序的轮岗制度进行规范化流动，打破“名校壁垒”和“学区壁垒”。事实上，此次“双减”新政发出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革，而是具有政策组合拳攻势的系统性改革。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如相继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改革发展三个文件，力推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如相继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学校劳育、体育和美育三个文件，力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评价总体方案》，坚决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可以说，这些政策文件关注到教育体系内部的不同侧重点，令教育体系多个领域都更加焕发活力。但站在系统性教育改革改出实效的高度来看，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不断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增强彼此之间的关联。比如劳育、体育和美育三个文件都各自强调其重要性，但又要防止五育之间的各自为战甚至利益割据，因为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应该是更强调如何实现五育并举甚至融合。二是需要关注教育系统外部的影响因素，内外联动发力。当今之教育，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领地，而是与国家需要、人民群众需要有着高度关联的领域，需要用一种开放性的视野去看待教育体系。因此教育改革如果仅仅对内部系统动刀，往往可能治标不治本，应以一种内外兼顾的系统性思维去思考和推进。此次“双减”新政及其系列政策的出台，事实上就是一种高度观照到影响教育的外部要素的思维，是以“小切口”推动“大改革”的典型，颇有深化教育改革再发力之意味。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教育改革报告，用了一个看起来颇有些“耸人听闻”的题目：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指出当时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离支撑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需要相去甚远，也不足以满足美国民众越来越高涨的教育需要，教育威胁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报告发布几天后，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广播讲话，指出国家的力量将取决于教育水平的高低，呼吁全体美国人民关心教育改革。在这份报告的推动下，美国掀起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教育改革运动，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等都投入到其中。当下中国教育发展情况当然有别于当时的美国，但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却是相似的：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家竞争更需要教育提供高质量“人才红利”的支撑；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对更均衡更优质教育的需要前所未有的强烈。因此，如今中国也很迫切需要推行一场全民参与其中的教育改革：不是只在教育系统内部做加减法，而是要在国家和社会中形成全面的教育共识。可以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既是国家下定决心推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也是给中国人民群众争取教育共识的一封公开信。
当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也是党中央对教育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判断。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也亟须以教育改革再出发破局。但是，对于一场牵涉到教育内外以及国计民生的改革而言，不但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更要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中兼顾多方平衡，才能行稳致远。总的来说，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落实落地出实效，需要在实践中平衡好三对关系。
2.平衡好学段之间的衔接与独立性的关系
从纵向维度来看，教育体系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子体系构成。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应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各自达到高质量发展，同时又更好实现三者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在这其中，初中后的教育分流是影响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的关键阶段，也是当前家长和学生最为关注并为之焦虑的重要问题，更是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往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都是采取普职大体相当的政策思路，但如今随着生产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对普通技术劳动的大量替代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并带来对普通高中生源的大幅增长需要等趋势，加上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中学生以及家长对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增长等，原有的政策思路也确实到了需要考虑根据新情况调整完善的时候。而这个问题是无法仅仅依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子体系各自发展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教育体系的系统改革和高质量协同发展解决的，并需要社会系统的配套改革支持，尤其是应该作为“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重点考虑的问题。
学段之间衔接好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过于重视学段衔接也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大家都盯着教育体系的最顶端，学段的独立性深受影响。工业时代以来的教育体系更类似于流水线生产，学生沿着一条被规定好的生产线路不断攀登，强调每个阶段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和各个阶段的衔接，都是盯着将来的目标。过于着眼未来的代价，会令教育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当下”的意义，大多数学段都变成更高学段的“预科教育”。“双减”新政的出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教育的过度竞争甚至内卷已经在较早的学段产生，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小学和初中学段就不得不接受大量刷题、高强度长时间训练的折磨，在强调竞争的流水线上运转，而教育的乐趣、美感、温暖被无奈地挤兑甚至无情地抛弃掉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深陷于囚徒困境，“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疾更是难于破解。因此，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学段之间的合理衔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关注当下，尤其在低龄阶段要减少以“唯升学”为目标的衔接。而要达到这样的意图，显然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是最重要的，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也更加坚定朝这个方向进发。在一些不太存在“择校热”困扰的国家和地区，其最根本就是实现了“学区内的学校水平都差不多”，也许我国很难在短期内一下子实现，但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目标扎实推进。
3.平衡好国家需要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要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随着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已经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教育需求侧发生了本质改变，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毕竟还是有限，因此围绕有限资源的竞争强度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提前。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工具的意义就更强，因此很多中产阶层的家长和学生费尽心思在学校和教培机构积累和争夺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但不少弱势阶层的家长和学生则不堪于漫长的教育竞争之途，会觉得“读书无望”早早退出战局。刚结束不久的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写入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理，对教育的理解也不能停留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性价值，尤其不应成为阶层分裂的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教育改革确实是在啃硬骨头，尤其是要在国家需要和人民群众需要中寻找更好的平衡点。一方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服务于国家长远目标和利益；另一方面，教育又要服务于人民需要，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的教育需要更多基于一种个体或家庭本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教育巩固竞争优势或防止阶层下滑。因此，在一些教育改革的认识上，更注重短期性的人民群众需要就容易和更注重长期性的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比如很多人都关注“双减”之后如何普职分流以及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我国当前处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好时机，尤其是东部沿海区域大量制造业企业正在从产业链中转型升级，对高级技能人才有着比较稳定甚至旺盛的需求，但原有的职教机构提供的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劳动力显然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因此，不但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普职分流并做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还应将产业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结合起来，更全面改善职业教育的质量、环境、就业等以重塑职业教育的口碑，才能真正同时满足国家需要并对民众产生更加充足的吸引力。而且，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一些东部城市人口流入量很大，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增加高中学位问题也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的，现在有些省份和城市也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因此，在普职如何更合理分流、加强大城市高中建设等方面，未来教育改革应当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更利于平衡国家需要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关系。
4.平衡好家长需要和学校、教师发展需要
进入新时代，教育作为民生大事，顶层设计也越来越注重吸纳民众的诉求与呼声。加上新生代的家长也越来越善于发出呼声，其声音越来越被听见并进而在教育决策中不断体现出来，这也对促进学校改革带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家长需求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校外教培机构曾经的火热和引发内卷，除了其自身贩卖焦虑之外，家长群体的盲目跟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双减”新政不要光盯着打击教培机构，家长的非理性教育需求减不下来，教育改革的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因为，为回应家长需求所带来的改革任务通常最后都要学校、教师来落实，但这些任务是否充分考虑到学校的可承受能力和教师的职业特性？已有调查统计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大部分的家长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也要做好调查研究的是：“双减”之后学校的责任和教师的工作量是不是普遍大幅增加了，教师的满意度如何，怎样改进才更有利于各方满意度的平衡……诚然教育主管部门的出发点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学校也有学校的办学规律，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主体是教师，要紧紧围绕着学生成长，在家长需要、和学校、教师发展需要之间取得良性平衡。
因此，教育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于凝聚教育共识。尤其是需要重树家长对于学校、教师的信任，否则又会因在学校“吃不饱”而千方百计想办法给孩子补课。但是，如果还认为大量的作业和答题技巧训练才是“吃饱”的话，“双减”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双减”之后一个明显的政策信号是推进教育均衡，比如多地大力推行区域内教师轮岗制度，学校和教师发展都面临大变局。这其实也是希望给家长明确的政策预期：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不要再在“择校”“择师”以及“唯分数”“唯升学”的路上狂奔。家长群体如果还是抱持一元性的教育观念，对学校和教师作出的改革虽伤筋动骨但也可能收效甚微。目前，“双减”新政列出了负面清单，但破后如何立，则更加需要建立对学校的信任并坚定推行校本改革，让校长和教师等对所在学校教育教学最了解和专业的人在其中真正发挥力量，让更多学校办出特色达致更好均衡。
教育改革要听见民众的呼声，也要给有教育情怀和理念的校长、教师更多的办学空间，让他们更好感受到职业的尊严和价值，供应出更加多元也更有品质的教育，满足国家需要和人民期待的教育才更加未来可期。
(作者：陈先哲，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