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偏远山区，村里只有一所小学，没有幼儿园，所以我是从学前班开始上学的。在那座破旧的砖瓦房里，我开始了学习生涯。
　　砖瓦房教室的外观看起来很陈旧，但它里侧的墙壁用白石灰和绿油漆刷过，墙上也贴了标语，所以坐在里面还是觉得挺舒适的，唯一的不足是那个用石膏和黑漆做成的旧式黑板。擦黑板很容易起灰，写完字经常擦不干净，每隔一周就要重刷一层黑漆。
　　每次，当老师擦完黑板，教室前方就会扬起浓浓的灰雾，等到尘雾散去看清老师时，他原本黑色的头发已呈灰白色。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我抬头看见他的鼻梁上也落了一层灰，像冬天的初雪那般轻盈、细腻。坐在前排的我们，脸上书上也是一层厚厚的灰色粉尘。我们嘟起嘴，噗噗地用力吹去落灰，老师边咳嗽边拿书在空中扇动几次，拍拍书上的灰，掸掸胳膊上的尘，继续扯着嗓子讲课。
　　由于教室不够用，我们学前班的小孩和一年级的学生就挤在一间教室里。后来，给我们教语文的刘老师不知道从哪搬来一张木制老旧长桌，放在教室外面，一般上早读或者自习课，我们这些小孩就趴在那张布满印痕的老桌子上写字。即使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也会主动出去伏在那张老桌子上读书写字。小伙伴们脸蛋冻得红彤彤的，黑黝黝的手背上也被冻得皲裂，但那时我们并不觉得冷，一心想着要第一个完成作业。我们手里捏着短短的铅笔在田字本上面写字，写完后争先恐后地拿给刘老师去批阅打分数，然后互相比较，看谁得到的“一百分”多。
　　刘老师脸上黑黑的，头发有些花白，额头上刻着三条深深的皱纹。印象中他讲课的时候总是会时不时地举起右手并在空中比划。他那弯折的小拇指总能引起我的注意。夏天教室里热，他常会把小黑板挂在教室外墙上，要求我们要把课文很大声地朗读出来。刘老师一直在村里教书，不会说普通话，所以我们读书也一直都用方言。
　　每次开学的时候，学前班总会有几个不听话、不想上学的孩子，被家长揪着衣领来上学。孩子抱着家长的大腿哇哇地哭，家长把孩子拎到刘老师面前，扔下孩子就走。哭闹的孩子一看到刘老师也不敢出声了，抽噎着往教室走去。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刘老师有个惩罚措施：把不听话的孩子放到一个高高的窗台上面，让他们独自在上面坐着。窗台周围是有栏杆的，不会发生意外，但对于这些小孩来说，那个窗台就像是处罚坏人的刑台一样，令人害怕。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得到了某慈善机构的捐助，开始重新修建。那批砖瓦房也在挖掘机长臂的挥舞下轰然倒下，随之而来的是一座两层高的白色建筑。还记得教室竣工的时候，白色建筑上面挂满了红色的横幅，捐助机构领导来到学校，胖胖的校长组织起我们站在校门口表示欢迎。我们背着小腰鼓，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笑容，欢迎为我们修建新教室的人，校门口的白墙上还刷着漆写了“山区孩子永远感谢你们”的字样。
　　干净宽敞的大教室里，亮白的墙上还没有贴上新标语，旧式黑板也换成了能上下移动的暗绿色黑板，我们依旧用方言大声读着：“明亮的月夜固然美，漆黑漆黑的暗夜，也有无数的萤火虫翩翩飞舞……”
　　直到六年级毕业，我们这批孩子才离开新教室。在新教室的前面，随着一声“三、二、一”的口令，一群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孩子们的笑容，定格在了照相机的“咔嚓”声中。蔚蓝色的天空下面，两层高的白色建筑坐落在整个村庄的中心，显得格外耀眼，远处高高低低的山峦托着涌起的白云，形成天然的背景墙。校园中心的五星红旗在风中飘扬，夏风卷起树上的叶子，将阳光剪成细细碎碎的影子，在地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光斑。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了学校，那里再也没有我们的身影，但读书声依旧。
　　那里的一切，包括早已不复存在的砖瓦房教室，都会慢慢地变成一个点，如同亘古不变的印记，留在我心中。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