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过年，脑子里总会浮现出母亲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身影，伴随缝纫机转动时发出的声响，年便越来越近了。
父母相继过世后，我最想得到的物品是那台缝纫机。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台缝纫机跟你一般儿大，是你出生那年买的。”母亲说，这是家里当时最值钱的东西，每次搬家都会提心吊胆的，生怕磕了碰了。
母亲的话我能理解。我们家是修铁路的，铁路修到那儿，家就搬到那儿。千里铁道线成了我们流动的家。搬家的时候，两口硕大的木箱子就够用了，把所有的家当装进去，由闷罐车拉往新的地方。
我出生那年兰新铁路正往西修，经石河子、奎屯，直至到达边境城市阿拉山口。父亲单位的家属基地建在了哈密郊区，那里成了我出生的地方。之后，因修梅七线，家又搬到耀县（现铜川耀州区）、华县（现华州区）和渭南。这台缝纫机也跟着一起辗转漂泊。
母亲走后，缝纫机继续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上。上面罩着一块儿月白色的罩子，安静地立在窗户下面，机子跟前摆着一把木椅子。记得，在华县上小学、中学时也是这样摆放的，放学回来它成了我的小书桌。
有次回渭南，忽然发现缝纫机不见了，问父亲才知道，是二姐拿她家去了，说是闲了缝缝补补做点什么。我有点遗憾。
父母都是河北人。父亲16岁参军投身革命。听母亲说，有一年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杀了不少乡亲们，其中也包括我的爷爷。母亲说，咱们家是和日本有仇的。再后来，奶奶毅然送父亲去参军，去报仇打鬼子。
父母出来工作早，很少听他们谈论回老家的事儿。兴许是常年在外漂泊的缘故，生活上没有了那么多讲究。比如过年。
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里，对于过年，无非是穿新衣、新鞋，吃上几顿有荤腥的食物，再就是白面馒头管饱里吃。不迎请祖先，不用走亲戚。年三十儿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一早上穿上新衣新鞋去屋外放鞭炮，再吃点饺子，给父母拜年领上一毛钱压岁钱，接下来，感觉年差不多就过完了。
年前最忙的要数母亲。父亲忙他的工作，吃住在工地上，很少见到他的面。家里由母亲一个人操持。母亲原也是有工作的。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没有人能搭把手帮她，于是，母亲辞职，回家做了家属。
一年之中，母亲最忙的时候
是在冬天。每到入冬，母亲在缝纫机前呆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有时晚饭后，也会坐在缝纫机前忙活。她开始逐个给我们量身体：臂长多少，肩宽多少，身长多少，腰围多少……她把这些数字歪七扭八地记在一张纸片上，然后，拿上布票和钱去供销社挑选布料，回到家后，对着小纸片上的数字，开始给孩子们裁衣服。
那时，我就觉得我母亲可有本事了。她不识字，但却把衣服裁剪得非常得体。做件衣服，往大里说，在完成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上衣。各种复杂的比例关系和程序，包括做领子、剪袖子、掏口袋、剜扣眼、锁衣边等复杂的活儿，这些她都能记在心里，不慌不忙地完成。除了做衣服，母亲还要在夜深人静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纳鞋底子，再抽空熬糨糊贴布板，剪鞋帮。她要张罗着给孩子们预备一双过年穿的黑条绒新棉鞋。
从我记事起，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进行的。随着一件件新衣、一双双新鞋在三十晚上摆在每个孩子的床前，母亲才会在爆竹声中露出欣慰的笑脸。年，于孩子而言，是一个盼头；于父母则是一种艰辛和惆怅。
岁月如梭。转眼间，母亲走了快三十年了。那台缝纫机也多年未见，不知它命运如何。然而，那久远的“噔噔噔”的声音却会定时响起。那是母亲想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