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呆久了，过年的感觉是越来越淡。
前几天，父亲从山东老家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否回家过年，我才想起我已有四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一时间，我竟然无语。父亲在电话的那端默默地等待着，等了好久，他“喂”的一声让我从久远的回忆中回过神来，忙不迭地回答他的话，也没有最后确定是否回去，父亲很不情愿地挂断了电话。
而故乡的年景却在我心上悠悠地荡漾开来……
一般地，过了腊月初八，就算是开始过年了。故乡安静而又清冷的夜里，开始响起一两声的爆竹，虽然很轻，很远，很疏落，但在那一双双似乎因冬天而蒙了灰尘的耳朵听来，却是异样的清脆、清晰、清新，“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样的声音绝不会打扰任何人的睡眠，父亲往往会用睡意很浓的声音念叨一句：“哟，有点儿年味了。”
转眼就是腊月二十三，孩子们都放假了，平日里空荡荡的街道一下子活了起来，抽转锥（陀螺）的，溜风车的，吹泥哨的，每个孩子似乎都能找到一样物件来忙乎。偏巧这天是集日，过年的各种杂耍小吃也都上市了，尽管现在压岁钱还没有到手，但是光看一看也够让人幸福的了，一边看一边心里盘算今年能挣多少压岁钱，挣了压岁钱该去买些什么东西。
送灶王爷升天是一项比较滑稽的仪式，白天从集上买来了灶王爷的画像和黏得像一团胶的灶糖，晚上煞有介事地把糖抹在灶王爷的嘴上，一边念念有词：“上天言好事，落回降吉祥。”一边就把灶王爷的画像烧掉了。从小我就想大概灶王爷不是个什么重要的大官，要不为啥敬别的神动辙就要猪头三牲，至少也要点心水果，而灶王爷一点糖、一把火就打发了呢？许多年来，也从未见灶王爷带回什么“吉祥”，我不认为是他老人家嫌给的好处少，所以不办事，大约是因为人微言轻，在天上说了也没人爱理吧！
年，一天天近了，家家户户开始准备过节的吃食：炸鱼、炸酥肉、炸丸子、舂汤圆面儿、和饺子馅儿、团豌豆黄儿、拌杂和拌儿、炒芝麻糖、花生糖、炖猪头肉、卤猪下水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偶尔母亲也会抱怨一两句：要不是你们这些孩子，我才不忙这些事呢！我们就不解：这么忙有啥不好？天天有好吃的。渐渐地大了，在城里过年的我们不过是去超市买些现成的东西，而不愿再亲力亲为，才发现虽然避开了繁琐的劳动，但却少享受了许多过年的乐趣，于是在为我们的后代感到惋惜的同时，又对长辈往日的操劳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感激。
贴春联大概是一年里最后要做的工作了，虽然每年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但丝毫也不影响喜庆的气氛，贴上了对联，门楣再贴上一排花花绿绿的“广门笺儿”，即便是再旧的木门也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那飘摇的“广门笺儿”让人想起三春的杨柳，年，便在这崭新的灵动中来了。
最让人难忘的是那桌年夜饭，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要的就是那一家人和和美美地欢聚一堂的劲头儿，说说今年的收获，想想明年的打算，不知不觉就会聊到很晚，而这时窗外的鞭炮声已响成一片了，那种热闹，不是亲身去体会，怕世界上最好的大手笔也难以描绘，时钟刚敲过零点，一家人便涌到院里，摆上刚刚煮好的水饺、汤圆，点起一挂长长的鞭炮，驱邪运晦气，烧上一陌黄黄的火纸，敬天地祖宗，新的一年便开始了。
虽然晚上都没有睡好，但初一的早晨，在外面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的，认识的不认识的见面第一件事便是互致一声：“过年好！”小孩子就要挨家挨户地去给亲戚长辈磕头拜年，磕完头便能美滋滋地获得一小笔压岁钱，那压岁钱都是大人年前就准备好的新票儿，拿在手里，看看哪张都舍不得花，但最终还是都花掉了。有一年我带着妻子回家，妻子跟在我后面给我奶奶磕头，身体不好常年卧床的奶奶摸了半天摸出她包钱的手绢，认真地从里面挑出一张比较新的五元人民币给了我妻子，这也许是我奶奶给出的最大的一笔压岁钱，记忆中她前一次给我压岁钱是我高中毕业，可能是给了五毛钱。奶奶去世了，而那五元钱，妻子却一直留着，这件事想起来就让人不胜唏嘘。
如果说年前的走访，年礼必不可少的话，那年后的走访，你最好有千杯不醉的酒量，三五个人谈不上几句话便相约去谁家喝酒，进门见到人家的老人便要跪下磕头，老人一边忙不迭地来扶你，一边笑容满面地念叨：“年走远了，年走远了。”一直到过了正月十五闹过了元宵，看完了花灯，这头才不磕了，酒也不喝了，年，便算真的过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