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在国内艺术界享有崇高的名誉和地位——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与会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不过这些大多是统战政策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徐悲鸿不可能像在国平艺专时那样“一意孤行”大权独揽了。他的实际处境其实是比较尴尬的。
徐悲鸿1950年倾注大量心血创作的作品《毛主席在人民中》最终落选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徐悲鸿在创作思想上并没有真正理解新政权的文艺指导方针。
北平解放后，徐悲鸿想通过创作大幅油画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并将其命名为《毛主席在人民中》。从当时拍摄的创作时的照片上大致可以看出，徐悲鸿描绘的毛泽东穿着大衣，微笑挥手，人们手舞鲜花，向毛泽东激动地欢呼。徐悲鸿很看重这幅作品，常与他的学生艾中信等提及创作的进度，甚至说还有400多笔就画完了。但这幅作品却最终未被选送参展，此事对徐悲鸿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在戴泽的回忆中，主要原因是徐悲鸿作品中向毛泽东欢呼雀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需要的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而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小姐太太。在创作过程中，相关领导审查时曾就此提出过意见，但徐悲鸿“一意孤行”自负地认为“工、农、兵热爱毛主席是没有问题的，我的意见是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果不其然，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次审查会上，这幅画落选了。戴泽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选画的全过程。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焦点是徐先生的这幅画，对外文委的两位领导汇报了基层的意见。周总理说要好好给徐先生解释一下，洪深说请总理给打个招呼，另一个领导说不要管他。周总理当即严厉地看了他一眼，问道：‘徐先生还有别的画吗？’我即引总理去看徐先生的国画，总理说很好，都选上，特别指着《风雨鸡鸣》一画说：‘意思很明显，向往光明嘛！’”[1]
而徐悲鸿给《人民美术》创刊号专门撰写的文章辗转被退稿的经历同样说明了徐悲鸿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不十分理解。叶浅予回忆，时任《人民美术》杂志主编王朝闻向各位美协负责人约稿，叶浅予写了对革命认识过程的文章，江丰的文章介绍了解放区的美术活动；唯独徐悲鸿撰写的是介绍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将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视为发展中国新艺术的借鉴资源。王朝闻认为徐悲鸿的这种论调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合拍，不予发表。叶浅予时任美协秘书长，负责协调王朝闻、江丰等革命派与徐悲鸿师徒等学院派之间的矛盾。叶浅予只好硬着头皮去给徐悲鸿做退稿说明。结果“幸而徐的态度很谦逊，认为应该尊重共产党的意见，把文章收回了”。[2]
胡一川负责接管中央美院，他初到美院就与院长徐悲鸿因人事安排问题产生了矛盾。不过胡一川党性原则比较强，切实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进行学院统战工作，同时胡一川也是一名艺术家，对徐悲鸿等人的行为比较宽容。矛盾首先表现在对教师职称的认定上，“徐院长向文化部周扬报的名单是：教授：王式廓；副教授胡一川、王朝闻、张仃等三人，罗工柳为讲师职称。周扬把徐写的名单送给华大领导看，华大领导不能接受，认为看不起解放区干部。周遇到棘手问题了，怎么办呢？于是把一川和我叫到他家里，把徐悲鸿定的职称问题提出来，并说华大领导不同意，问我们意见如何？一川想都没想，马上就说尊重徐院长的意见，不要提意见。过去我们干工作，从来没有职称，不是一样干吗？”[3]徐悲鸿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教学安排上的逐渐失势，政府给他的众多高级荣誉使他误认为自己在学院中还是掌控一切的院长。“徐悲鸿当面对胡一川说：‘业务我来管，你管思想工作，如何？’一川满口应道：‘好，赞成。’这又是一大矛盾，明摆着徐悲鸿对我们解放区美术干部业务能力不信任。其实，从三八年初成立的延安鲁艺到华大文艺学院，我们也形成了一套美术教育的实践经验，但徐悲鸿并不了解。一川认为，我们有耐心，慢慢徐院长会了解的。”[4]胡一川有耐心，但没有置共产党的政策于不顾，而是按照党的指示，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中央美术学院的人事与课程改革。在课程改革初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政策以“慢”为主，将课程设置中的政治思想课和一些文化副课先行进行了调整，专业基础课与相关系室都没有变动。胡一川适时地在他熟悉擅长的思想工作领域进行突破，也即是在徐悲鸿主抓的教学安排外围，大做文章，可以说通过对外围的清扫，逐渐削弱了徐悲鸿的权力，实际控制了中央美术学院。1950年，吴冠中从巴黎留学归国，被好友董希文向中央美院学部负责人推荐后获聘留在北京工作。但吴冠中对北京美术界宗派斗争的印象不佳，想回到母校杭州艺专去。以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是徐悲鸿，他不会喜欢自己的画风，觉得留在杭州会远离人事纠纷带来的麻烦。董希文却对他说：“老实告诉你，徐先生虽有政治地位，但今天主要由党掌握政策，你就是回到杭州，将来作品还是要送来北京定夺的。”[5]
胡一川着手在中央美术学院发展党组织建设，召开中国共产党总支大会，选任党总支书记，同时在中央美术学院积极发展师生员工参加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美院的队伍。在教学课程设置上，胡一川并不动徐悲鸿主管的素描等专业课，而是将延安时期的创作课加了进去。他安排王朝闻利用教务处副处长职务之便，在中央美院各级学生中开展“红五月创作活动”。这个活动在中央美院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参与热情，王朝闻还将参展的作品推荐到报刊及《人民美术》杂志上发表，并且撰写长篇评论文章进行热情的点评。甚至徐悲鸿自己也对创作活动很热心，还在外出写生中画速写，为创作油画准备素材。胡一川还专门设置理论课，邀请王朝闻、艾青等著名理论家在美院大礼堂开公开课，主要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理论与创作方法。在当时很受学生欢迎。邀请著名学者王森然来校当教授，聘请蔡仪教授来校讲美学，扩大理论师资队伍。”[6]这一时期王朝闻等人开设的理论课，主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来讲授文艺理论、作品分析和创作方法。作品举例主要以延安鲁艺时期著名画家的作品及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作品为主。[7]
胡一川代表新政权在外围对中央美术学院进行有“耐心”有步骤的课程改革，为了解决素描教学与创作技法问题，对素描达到比较一致、正确的看法，以期找寻一个适合表现新民主主义内容的素描锻炼方法，中央美术学院在半学期内组织召开了六次素描教学座谈会。[8]这种频繁的统一教学思想的座谈会，从根本上实际动摇并逐步取代了徐悲鸿以素描为主的教学体系。
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绘画技法与理论，在美术以普及为主的政治宣传需求下，还有可改造与利用的价值，因而避免了刘海粟、林风眠等人被直接取代的命运。徐悲鸿对自己的素描技法也颇为自负。[9]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对美术宣传提出新要求，胡一川、王朝闻开设的创作课独立成课，地位越来越重要。徐悲鸿及其弟子艾中信、冯法祀等多被安排带学生学习油画、水彩、素描等基础课程，延安回来的革命派画家王朝闻、罗工柳等自然主持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等创作课。徐悲鸿及其弟子们面对这种情况，也只能“后来认识到这是新的教学体系，认识到这是一场文艺革命，也就心安理得了”。[10]来安慰自己了。所有课程设置都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勾勒课是为连环画、年画线描打基础而设置的，油画的存在价值是为了画彩色的领袖像，山水、花鸟等画种因被共产党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而直接取消了。徐悲鸿作为院长，面对此情形，也只能长叹一声而已。“1953年，徐先生患病，我去看望，他问我：‘你们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我们教研组正在制订教学计划，油画的教学目的是画领袖像。徐先生长叹一口气说：‘太泄气了！’”[11]而不适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古典诗词、金石篆刻、书法、文字学、中国神话、古希腊神话等课程，在课程改革中首先被撤掉。当时对传统中国画、诗词、书法艺术的抑制、贬低，是全国性的行为，很多传统国画家连纸张等工具都没有地方购买。[12]
这种对全国艺术院校中课程进行实用主义改革的后遗症，至今还影响着传统中国画发展的继承与创新。对课程进行改革后，中央美术学院主要的教学方式不再是徐悲鸿以素描为基础的方式了。全面学习苏联后，徐悲鸿可资利用的写实主义方法也不再重要。
注释：
[1]戴泽：《回忆爱国画家徐悲鸿》，《美术研究》，1995年第3期
[2]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21页
[3]《无声的榜样——罗工柳谈胡一川》：http://art.china.cn/mjda/2009-09/02/content_3109088_3.htm
[4]《无声的榜样——罗工柳谈胡一川》：http://art.china.cn/mjda/2009-09/02/content_3109088_3.htm
[5]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6]《无声的榜样——罗工柳谈胡一川》：http://art.china.cn/mjda/2009-09/02/content_3109088_3.htm
[7]葛维墨：《往事拾遗连载二》，《美术研究》，2002年第1期，第63页。葛维墨回忆，当时王朝闻的理论课主要“讲生活和艺术的关系、题材和主题，个性和共性，典型的普遍意义，代表事件本质的瞬间，列举中外古今优秀美术作品为例。延安时期的优秀版画；古元的《哥哥的假期》《马锡五调解婚姻案》，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彦涵的《打土豪分田地》都在分析之列。作品的时代背景，党的政策、人物的关系以及手法的处理，像流水一样灌入耳中。……那时他（蔡仪）讲作品分析，德拉克洛瓦、藉里柯，特别是俄罗斯巡回画派的作品，是他分析的重点。”
[8]《人民美术》，1950年第4期
[9]包立民：《徐悲鸿与叶浅予》，《人物》，1999年第11期。包立民文章记载：“初次见面，徐悲鸿无意中给叶浅予留下了狂傲自大的印象。这个印象是因徐悲鸿的一段谈话引起的。当时话题谈到了素描，徐悲鸿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人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心想徐悲鸿把中国画家也看得太扁了。”
[10]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
[11]戴泽：《回忆爱国画家徐悲鸿》，《美术研究》，1995年，第3期
[12]《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0日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