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俊是一位视写作为生活重要部分的作家。无论是童趣满满的18年乡村生活，还是充实认真的42年邮政工作，抑或是退休赋闲在家安享天伦之乐，他始终挥舞着不倦的笔，将创作激情乃至生命体验，自觉奉献给自己生命源头的长安大地及土地上的人们，借助笔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定格浪潮激荡的时代，映射风云际会的历史。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浐河岸边》，是作家出版的第二十一部著作，也是第二部长篇小说。浏览作家已出版的著作名称，我们不难发现周养俊集诗人的热情、散文家的活力、小说家的敏锐于一身，创作领域非常广泛，能将多种体裁的技能完美地融和在一起。数十年如一日地奉献、创造和劳作，使他在陕西当代文学史特别是陕西职工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独特的标记。
　　作为农村题材的长篇《浐河岸边》，聚焦西安浐河两岸几个乡村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书写以晓龙为代表的乡村青年在最苦焦和最困难的日子里，努力改变自身和村庄命运的艰难历程。作家通过对乡村生活点滴的真切描摹，彩线串珠地塑造了晓龙与春苗、一哲与小红、大力与英子、春耕与樱桃、墩子与杏花等一批农村青年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群像，让人读后感同身受。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呈现的乡村记忆，经过半个多世界的岁月沉淀，呈现出朴素、真切、生动和唯美的包浆，散发着浓郁的关中地区乡村生活本来面目的气息。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社会的镜子，对现实生活具有镜像作用，《浐河岸边》直观地体现出了这一点。
　　通读《浐河岸边》，还可以发现这些艺术的特质：一是独特的题材选择。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生在浐河两岸几个村庄的故事，这就拉开了这部作品和当下一些扶贫作品源于作者的扶贫日记或访谈等第一手资料的距离。第二，强烈的现实品质。作家直面改革开放前后乡村现状，提炼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迥然不同的青年爱情观，有风格各异的乡镇干部做派，有发财致富后微妙难言的人性，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呈现出对世道人心的精彩刻画，是关中乡村生活的浮世绘。第三，从语言表达上看，《浐河岸边》运用了大量短句、散句，甚至独句成段的口语化语言，赋予苦难的生活向上向善的暖色，将那些穿着文学外衣说着新闻化语言的作品远远甩在身后。第四，隐喻的人物性格。很多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二元对立的，《浐河岸边》中的人物却难以用好或坏来简单界定。如，乞丐狗娃表达心声的顺口溜或打油诗，就是对现实诟病的有力诉说，他身后那帮闲汉总是起哄鼓掌的举动，则暗示了大多数人认同社会弊病的客观存在及无能为力的无奈。第五，生动的方言俚语。小说中大量诸如“灵性”“瞎胡唱”“碰鼻子”“羞你先人”“瓜怂”“万货”“招识”等关中方言和乡村俚语，对彰显地域文化和通俗特色十分有益，总能让人读罢会心一笑。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曾说：“在将来，只有那些能够描绘出自己时代，自己的同时代人及其观点的最美好图景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显然，周养俊从18年乡村生活深井中打捞出《浐河岸边》这汪活水，描绘了现代乡村风云激荡的脱贫进程，记录了乡村振兴进城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他是“真正的作家”。

编辑：庞阿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