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一个被山挟持、被河贯穿的狭长城市，长到可以用火车沿着东西走向搬家。当我从那个还残存着横平竖直的帝王气象的城市来到她的面前时，曾经不可避免地失去方向感。我已经习惯了一种确定方向的办法——找到一个中心，以此类推，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所有的方向便由此而来。那是西安，被自己称作故乡的地方。这里是兰州，一个被自己称作异乡的地方。它几乎是没有中心的，街道全部是由周边的一些地名来命名：天水路、张掖路、皋兰路、白银路……没有任何指涉，对于一个闯入者和寄宿者，不提供丝毫指引式的提示，只是让一切更加陌生，以地理的名义反复提醒你：你，只是混迹于这座城市群众中的一个赝品。于是，一个已经习惯了从中心出发的人，习惯了被预先告知了东西南北的人，需要学习另外一套识别方向的技巧。
具有意味的是，我的学习是从山与水开始的。它们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参照物，明确了它们，就明确了南北，由此，便也有了东西。内心的语言为之丰富，比如一些街道的名称，就有了另外的含义：甘南路，它与“南”无关，它代表了云集的酒吧、边远城市的夜生活景观，代表了酒、勉强的现代性和胃痛与头晕；盘旋路，它永远不是一个客观的盘旋姿态，它意味着一个叫作“纸中城邦”的书店，我从这里补齐了三岛由纪夫，并重新开始迷恋一些东西；五一山，哦，是山，虽然它只具备了山的称号，但，毕竟是山啊。是山，就可以俯瞰，攀爬，晒太阳和娇柔地感怀了；中山林，大砂坪，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原来一场迁移，就是为了把自己托放在这个角落，让这里成为所有幸福或者悬念的源泉……
西安的道路是周而复始的，像所有曾经的帝王版图，如今都可以被立交桥和高速路环绕起来。而兰州的道路是单向的，它没有回旋的余地，地理意义上的格局已经决定了它只能崎岖地前进或者后退。这使驾驶有了另外的快乐，开车行驶在它漫长的滨河路上，你可以不考虑拐弯。这个城市通过道路来同化我，以山和水的名义让我几乎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兰州人。
在他乡，你可以把自己外来者的身份掩藏得天衣无缝，但是一开口，语言就会让你暴露。你无法发出和他们一致的腔调，无法用他们陡峭的方言去正确地表达。我曾尝试过用兰州话对自己爱着的人去说“爱”，结果就有了小品的味道，这不说明兰州话的发音具有滑稽性，是它被一个外来者刻意地去模仿后，失去了庄重。于是，当我与人交流时，只能使用娴熟标准的普通话，并且越来越娴熟与标准。我与之交流的人包括：摊贩、服务生、上门收取水电费的物业人员，还有我的兰州妻子。我娴熟并标准的普通话，令我开口说话时丧失了部分的朴素和恳切。可是，我是多么愿意朴素和恳切。
这里说的语言当然是物理意义上的，是语言的形式，但是，有多少内容已经被它决定。
如果你不下定决心，用学习一门外语的努力程度来纠正它，那么你将有可能永远被定意为这个城市的寄宿者。10岁的儿子每次进到牛肉面馆里，腔调都会陡变，一开口，就是一个老兰州的架势。他说，不如此，人家给他碗里的面可能都会少一些。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使用着另外的一套话语，虽然混杂着各种口音，但彼此却听得明白，大家津津乐道，口若悬河，仿佛对暗号和说密语。可是转眼间，我就会变得沉默，因为第二天的清晨，我就需要面对与儿子一样的困境——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购买一碗牛肉面，当拉面的师傅地地道道地用兰州话问一声“宽地洗地”(宽的还是细的)时，我注定会在一瞬间失语。这个时候，我标准的普通话是不正确的，我与朋友们的暗语更是无效的。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面前，一个外来者，总是被阻止住。
其实，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只要熟悉几个关键的词语。比如：流水线、打卡、职位抑或生计……被这些具体的术语概括住，就是一个具体的生活。但是，当我们需要描述这些具体的生活所带来的具体的欢乐与痛楚时，往往找不到恰当的发音。
身在异乡，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学会用这座城市的方言在心里朗诵亨利·米勒的句子：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一种不相关事实的协调一致，赋予你的游荡一种形而上的确定性。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
如果这太繁琐，或者太荒诞，我就去努力学会用伟人的语式说出：这座城市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它是属于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