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我差点忘了17年前的那个春天，那个“非典”中的2003年。那一年，我还在宝鸡的县功高中上高中，高三。和大多数毕业班一样，2003届文科班，45名同学，在高考的独木桥前左冲右突、拼死突围。那时候，我们那个小镇还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自媒体，甚至没有手机和电脑，我也没有对未来美好的规划和设想。在迷茫与懵懂中每个人像陀螺一样按照既定的轨迹完成自转，尽力做好平衡，以满足父母和老师的期待。
所幸，班主任“老贺”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自由和偏爱，文科班保持了应有的“争鸣”和“浪漫”，我们一起在课堂读诗、作文，也一起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打球、长跑。在物质不怎么充盈的当时，虽然很辛苦，但我们就这么简单地快乐着，因为那就是我们“白衣飘飘的年代”。2003年2月，像这次新冠病毒一样，SARS以一种猝不及防、势不可挡的态势席卷全国，接下来的种种与我们正在经历的2020一样，先是各种猜测、恐慌、谣言，接着抢醋抢盐抢板蓝根，再后来封路、封校、取消五一黄金周……历史总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演绎着惊人的相似。其实，早在189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大师古斯塔夫·勒庞的传世经典《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就告诉我们：群体冲动善变、易受暗示和轻信的集体非理性，让我们一次次把天灾变成人祸。只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这群体中的一分子，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人性的羁绊，这是由“自私的基因”决定。还好，那个时候还没有琳琅满目的智能手机，也没有各种真假难辨的公众号，不需要我们在过载的天量信息中去分辨真假甚至是非，也不用像现在一样在别人的故事里去感同身受、拷问人性。当然，在主流媒体烘托的悲壮氛围中，我们汲取着正能量，高喊“天佑华夏、祖国加油”，在全民防疫的战争中，我们是20岁的少年，当然也是战士。进入3月份，学校开始为我们课间消毒、熬大锅的板蓝根、每天三次量体温然后汇总上报，也有不时传来身边确诊的病例。
作为毕业班是万万不能停课的，仍然一如既往地一边喝着板蓝根一边背着唐诗宋词、之乎者也，现在想来也颇为壮观，不知道是因为“无知者无畏”，还是因为孑然一身，竟然从来没有怕过。就这样，3、4、5月在这种悲情与悲壮中我们度过了最为紧张的高考冲刺100天。6月的第一个周末，走进刚消完毒、冒着84味儿的考场，开始完成我们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份答卷。还好，那张答卷不算太糟。9月我向西去了兰州大学，同学老段北上去了河北、国庆和教授他们大多留在了西安，再后来大家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生活一如常人。
大学毕业，我考上了深圳大学的研究生，每次寒暑假从深圳回来，同学国庆都要邀老段、王栋几个在西安的兄弟们在他道北的宿舍里喝啤酒、彻夜不眠，第二天还必须在院子里打一场球。研究生毕业在深圳工作了几年后，我也调回来了，到西安那天晚上，大家抱头痛哭，那一幕终生难忘。“人生一世，就好比是一次搭车旅行，要经历无数次上车、下车；时常有故事发生，有时是意外惊喜，有时却是刻骨铭心的悲伤。很多人下车后，其他旅客对他们的回忆历久弥新，但是，也有一些人，当他们离开座位时，却没有人察觉。”年龄越大，越喜欢怀旧，特别是那些一起吃苦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还是会在不同场合朗诵这篇《生命列车》，怀念我们逝去的青春，怀念我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人和事，甚至每一个细节。这些年，我们几个在西安的高中同学，每个月都要聚一次，坐在一起聊聊天，回忆一下小镇高中里那个十几人住的大通铺、尘土飞扬的操场、食堂的臊子面和菜夹馍……那是我们的青春，清水白菜，却是独一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