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薛保勤先生认识很多年了。最密切的接触，还是在西安市雁塔路南段10号院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办公室紧挨着，随时就能串门。到餐厅吃饭，也是一起，凑在一桌，说工作，也说写作，经常是说着说着，就会走进他的办公室，研究起某首歌曲来，这些歌都是他作的词。作曲和演唱，有时是身边熟悉的人，因此，谈完意见不久，又会听到新的一版。他创作的好多歌，我都是那个时期熟悉起来的。
再就是他的诗。那几年，每每在中午休息时，微信会咯咯响几下，一看，是他传来的新作。我就知道，他中午没休息，还在“推敲”那些让他无法“眯瞪一下”的诗句。
在这个院子，忙碌完会议、文件、公务，大家一般会谈些干部升迁、流转、约谈、罢免的信息，而说歌、说诗、说文学，有点不搭界。因此，我跟他就说得很低调、很“内部”。常常是大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我一般只会在开大会以后才知道，他大概也不会比我知道得更早。因为业余时间，他老在捣鼓那些“警句”。后来他走了，我也走了，见面就显得越来越奢侈。
庚子年闹新冠肺炎，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话，说要出一本书，嘱我作序。说这本书里的一些作品，我都熟悉。并且还谦虚地说：有些歌，是我与他当时“内部研讨”时，给过他压力才写的。我知道，这都是客气话。让我作序，重要的，是我们有那么一段“密切接触”的历史。薛先生比我年长，但温良恭俭，君子谦谦，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他寄大作《风从千年来》，无非是让我加强学习、继续提高而已。
最近手头的活儿和要读的书，的确很多，但薛先生的大作不能不读，并且得认真拜读。这是一本真正的诗歌集，有诗有歌。并且很多诗，也是可以作歌的。从最早的劳动号子“杭育杭育”开始，诗就有音乐性，能传唱。后来越写越涩，当然，体量也日渐庞大，诗与歌，就截然分开了。可在薛先生的笔下，我始终觉得，它们还是浑然一体的。即使是长篇叙事诗，任意抽出一个段落，也是可以作乐作歌的。
《风从千年来》，还真是拉开了一个很大的切面，从诗经到屈原，再到李白、杜甫；从高原到草原；从井冈到延安；从星空到池鱼；从胡杨到睡莲……生命意向繁复，隐喻指涉多重。薛先生每每希望用最小的文字量，去撬开文字背后的山河历史、人文累进。因而，短章断篇，也见灵魂拷问，引颈远方。中国古代很多文人都在官场，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希望做“往圣”，因而，无论何时何地，升迁贬谪，或明升暗降、或挤兑出局，都要写几句诗，以安放灵魂。
我的家乡镇安县，清代从湖南调来一县令，叫聂涛。其实只管了七百多户、两千多口人丁，相当于现在一个村主任的角色。但他努力稳住精神阵脚，不以“职小卑微”而懒政，八年把人口发展到七千多，翻了三倍半。那就是当时全部的GDP综合效应。他满意卸任，留有大量诗文，让今人看到了一个县令和一个县域的精神高度与灵魂。我想官员治辖，理该如此由表及里，不仅兴旺人丁，发达经济，也要开出一点文明的花朵来。这大概就是薛先生反复叩问《一个丑恶的灵魂能够走多远》《把灵魂放到高处》《给灵魂一个天堂》《把灵魂打扫干净》的来由。
当然，官员不一定非得像薛先生那样能写诗。但官场生活一旦离开诗意、诗性、诗的牵引，纵然位高，也给人以味同嚼蜡感。郑板桥也是一区区县令，却用心和情捻弄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句子，且知行合一。因而，一个其貌不扬的怪老汉，便有了二百多年来，一想起就觉得可爱得要命的官场形象。这就是诗与远方给一个人注入的生命温度。
再说说《青春的备忘》。我们这一代人，从爱上文学那天起，就在接触“知青题材”。几十年过去，“知青题材”也并没有成冷门话题。薛先生就是知青。我与他饭堂、文案之间，也多有涉及“知青话题”，每次他都十分严肃。从不简单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丈量过这段“过往”的人，因此，我比较看重他的诠释。他说痛苦，他说折磨，他说情怀，他说意义，我都点头。因为他始终在叩问、在质疑、在反刍。当然，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对于一个大的历史事件，都只能是单锋面的攀爬或目测，其意义恰恰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角度合成。
我从薛先生的“青春备忘”中，看到了他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的多维视角转换。我想文学艺术的价值，不外乎于给人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认识世界的角度而已。一切单锋面的偏执，都于事无补，于世无益。太单向的突进、陡峭、高耸，甚至容易造成更危险的断裂与崩塌。人类对历史教训的最好汲取，就是永远都在多维度地探测并“旁征博引”、综合考量不息。我觉得他的这组诗，也是能歌的。甚至可以用秦腔的“苦音慢板”，让一个须生，一板一眼地去苍凉咏唱。
薛先生是一个行吟诗人，也是一个“坐唱歌手”。行吟诗人不难理解。而“坐唱歌手”，我们过去常会在某个地方陡然相遇。他们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也没有什么演唱目的，就是需要唱。即使没人听，也会自个唱。他们不唱新词，只唱前朝后代，兴衰更替，生死恒常。过很多年，你仍然觉得他的词是那么明白晓畅、意味深长。要是太花样翻新，也就连皮带瓤都浮在水面，转瞬即逝了。薛先生作歌，有撇掉时尚的故意，而好深水打捞一些沉积已久的“冷藏”。我们能从他的歌里，随意抽出许多“干货”，做一次细嚼慢咽的品尝。
像“那张铅灰色的脸，透过秦扫六合的烟尘，回望焚书坑儒的惨淡，一问两千年”的《问天》，还有“乐游原，悟终南，空灵有幽兰。仙峰道谷觅捷径，心静即为仙”的《遐思》，尤其是“一城文化，半城神仙”的《送你一个长安》，弄得满城人好客如古，拱手皆“送”，已然是长安的形象代言词了。他在努力行吟、“坐唱”着属于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一片诗歌天地。
诗与歌，既可以深邃峭拔，铎声阵阵，把剑向天，也容易趋时媚俗，浮光掠影，扭捏作态。而薛先生沉潜积厚，静水深流，不媚俗、不轻佻、不赶潮、不诳语，诗里行间饱蘸着自己的精神与生命修为。其个性面目，也便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读者和听者面前了。
人类从来没有像现代这么自信，以为能解决一切棘手问题，而所向披靡。然而，一个新冠肺炎病毒，整个社会就猛然按下了暂停键。我们也突然发现，缺失的东西很多很多，包括常识，包括平常特别讲究的文明与优雅、合谋与共进等，甚至在大难面前出现一些仇恨遍地、拳脚相加、飞沫四溅的世相。说明文明的交响，还远远没有解决人类前进中的基本面向和节奏、节律问题，还需要很多行吟和“坐唱”诗人、歌者去杜鹃啼血般地诉说常识与规律。
诗与歌，都是感性的，可以激起冲天巨浪，让生命搏击出无尽的彩虹。但诗与歌，也是理性的，应根如磐石、纵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我想这才是真正的诗歌力量。我的朋友薛保勤先生，就是在努力做着这样经世致用的生命长歌，精卫填海、推石上山不止。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