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 《北山荷锄图轴》 绫本水墨 111.7cm×56cm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一 绢本设色 53.8cm×31.7cm 1620年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 《燕吴八景图册》之一 绢本设色 26.1cm×24.8cm 1596年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 《嘉树垂荫图轴》 绢本水墨 97.8cm×41.9cm 1608年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二 绢本设色 53.8cm×31.7cm 1620年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三 绢本设色 53.8cm×31.7cm 1620年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 《遥岑泼墨图轴》 绢本水墨 225.7cm×75.4cm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1555原1636）佛学思想对其绘画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很多，但大多集中在“禅宗”及“南北宗”论的关系上，近年来渐有学者提及禅净双修，偶尔也有人提及其他宗派如天台宗的影响等等。但对董其昌佛学思想系统深入的论述尚未及见，因而对董其昌佛学思想影响及其绘画思想的研究结论，也不尽准确。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重新梳理，试图提出这样的看法：董其昌的佛学思想及佛教信仰，经历了禅宗信仰、关注般若智慧，泛滥诸宗，在晚年反思禅宗不足，而终归于净土信仰的过程，其佛学思想影响及于绘画思想的方面，则表现在以禅喻画与以佛论画两个方面。以禅喻画的代表是南北宗论，以佛论画的代表是画禅思想。1

一、董其昌佛学思想的形成

（一）早年主要受禅宗影响

董其昌的家庭本有佛教信仰背景，而他所交诸师友，也多有佛教信仰。他的老师莫如忠，善于谈禅。董其昌《戏鸿堂稿自序》谓：“仆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以曩时读书于莫中江先生家墪，先生数举《毘陵绪言》，指示同学，颇有省入。少年盛气，不耐专习，荏苒十五年，业亦屡变，至岁丙戌（1586），读《曹洞语录》偏正宾主，互换伤触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师门议论，与先辈手笔印之，无不合者，乃知往时著撰，徒费年月。”2以此时间往上推，他为诸生时对禅宗“颇有省入”的时间，是在1571年左右，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他为诸生时所认识的项元汴：“晚年意在禅悦，与野衲游，因感异梦，更颜其斋为幻浮，且手题椑槥，比于司空表圣之志生圹者，洵称达人矣。”3而达观禅师也对他深有影响。《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

达观禅师初至云间，余时为诸生，与会于积庆方丈。越三日，观师过访，稽首请余为思大禅师《大乘止观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陆宗伯深于禅理，合之双美，离之两伤。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后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后观师留长安，余以书招之，曰：“马上君子无佛性，不如东南云水接引，初机利根，绍隆大法。”自是不复相闻。癸卯（1603）冬，大狱波及观师，搜其书，此书不知何在。余谓此足以报观师矣。昔人以三转语报法乳恩，有以也。4

“密藏”应指密宗经典，而不是人名（密藏道开）。结合其《戏鸿堂稿自序》“至岁丙戌（1586），读《曹洞语录》偏正宾主，互换伤触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大体可以推测，董其昌“自此始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后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的时间，也应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这个时间节点，仍有以下文献可以互证。《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

余始参竹箆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严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从上老和尚舌头，千经万论，触眼穿透。是乙酉（1585）年五月，舟过武塘时也。5

这一年他三十一岁。是年秋，董其昌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6，可见董其昌在中进士之前数年，对于禅宗已经有相当的契悟了。这种契悟，也是得到憨山禅师的默认，稍后还得到李贽嘉许。

（二）中年渐重般若智慧

从现有著录看，董其昌抄写过《孝经》，抄写过道经，也抄写过不少佛经。在抄写的佛经中，又以《心经》《金刚经》最多。

《秘殿珠林》卷三《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一册（次等日一）》欵识云：“岁在戊午（1618）孟夏浴佛日，佛弟子史官华亭董其昌沐手书。”7《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二册（次等日四）》欵识云：“岁在戊午（1618）孟夏浴佛日，佛弟子史官董其昌沐手书。”8《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一册（次等日五）》欵识云：“辛酉（1621）四月佛诞日，临文衡山笔，华亭董其昌沐手敬书。”9等等。另有若干年月不知者。10《秘殿珠林》卷二《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上下二册（上等黄三）》：

宣德镜光笺本，楷书。上册前有欵云：明礼部尚书董其昌书。下册后自跋云：丙寅（1626）年十月书。此经朔日起，望日竟。壬申（1632）二月应宫詹宗伯之召，道出淮阳，长儿祖和从行，至清河，命之归侍母龚淑人，念淑人奉三宝甚，而余写《金刚经》，荐资父母冥福，凡三本，其一壬辰（1592）春书，藏于云栖莲池大师禅院之库中，每有追荐，大师出余手书，令僧持诵。其一即此册，相去四十年，目力腕力不甚远，岂般若种子，微有赞助耶。以付祖和，永为世守耳。二月朔思翁识。11

其中1592年所书《金刚经》是可知最早的时间（当然也完全可能更早）。从他抄写的时间上看，基本从中年（1592）开始，并贯穿其一生。《容台集》别集卷一《随笔》：

《金刚经》四无相，但我相空，则人法寿相皆尽矣。《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则般若解脱皆真矣。《华严》六相义，但知真如总相，则总别同异成坏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圆镜智，则平等观察所作皆转矣。《孟子》之言巧力，临济之言照用，岂有二哉。12

则可知他对《金刚经》是有深刻理解的。除《金刚经》外，《心经》也是董其昌常抄写的。《秘殿珠林》著录有年款的，有1608年浴佛日所书款识册数相同者两件：《明董其昌书心经一册（次等日六）》《明董其昌书心经一册（次等日七）》（卷三著录）；又1609年《明董其昌书心经一轴（上等地二）》（卷七著录）；1626年《明董其昌书心经一册（次等日八）》（卷三著录）；1627年《明董其昌书心经一册（上等黄六）》（卷二著录）、《明董其昌书心经一册（上等黄六）》（卷二著录）及无年款的若干。其中1608年的《明董其昌书心经一册（次等日六）》欵识云：

六波罗蜜，以智波罗蜜为先导，观照般若，从文字般若入，此经又《大般若经》之心也。以陕本《圣教序》后，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缩成此小行体，凡有见闻者，皆发菩提心，是本愿耳。13

可知董其昌对《心经》的抄写也大约起于其中年。他对“六波罗蜜，以智波罗蜜为先导，观照般若，从文字般若入”等论述，表明他的佛教信仰不仅仅限于禅宗顿悟一路，他还关注般若智慧的问题。

（三）“纯提净土，扫彼狂慧”与净土信仰

董其昌在中晚年对“狂禅”是有反思的。他讲云栖莲池“纯提净土，扫彼狂慧”，其实也是自况。按《墨缘汇观录》卷二著录《董其昌楷书弥陀经册》：

白镜面笺本，乌丝界栏，楷书十一页，书法秀丽，可称极品。首书《佛说阿弥陀经》，后自题：云栖莲池大师甲寅（1614）正月八十初度。余以师纯提净土，扫彼狂慧，行在《梵网》，志在《观经》，僧腊最高，居然古佛。乃书此经，刻石流布，以广宏愿，亦祈大年。自愧笔法弱劣，不能如赵文敏之为中峰书净土一百八诗足传耳。万历四十三年（1615），岁在乙卯，五月廿日，华亭董其昌识。14

《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重要经典。所谓“纯提净土，扫彼狂慧”应指反对狂禅之风，而主张净土信仰的。又按《容台集》别集卷三《书品》：

云栖莲池大师，甲寅正月八十初度。余以师纯提净土，扫彼狂慧，行在《梵网》，志在《观经》，僧腊最高，居然古佛。乃书此经,刻石流布,以广弘愿，亦祈大年。自愧笔法弱劣，不能如赵文敏之为中峰书净土一百八诗足传耳。

真如不变，千佛即一，不变随缘，一佛而千古佛。所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也。虽然，《地藏经》云：人命终时，闻一佛名号，一辟支佛名号，皆得免苦。当四大分散，神识分飞，一佛名号俱不能记忆，自非平生串习，安能于尔时得力。所谓一句染神，历劫不易。蔡居士道寅，所以书写受持念诵《千佛名经》也。唐人以曲江题名为《千佛名经》，宋人以元祐党碑为《千佛名经》，道寅以《千佛名经》为《千佛名经》，是同是别。15

从上述议论中可知，董其昌对于净土宗的基本教义是了解的。董其昌在其晚年讲“纯提净土，扫彼狂慧”，说明他对于早年沉迷于其中的狂禅是有反思的。《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

袁伯修于弥留之际，深悔所悟，于生死上用不着。遂纯提念佛往生经云:人死闻一佛名号，皆可解脱诸苦。伯修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学道之力，四大将离，能作是观，必非业力所可障覆也。迩见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镜录》，与《冥枢会要》，较勘精详，知其眼目不同往时境界矣。16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他去世时，董其昌四十六岁。袁宗道曾与董其昌一样热衷于狂禅，但去世时“深悔所悟”，而以为净土念佛可得解脱，此事当对董其昌有触动。董其昌中岁以后对于佛学的了解与学习更广泛，华严、天台、密宗等都曾留意，尤其注意净土信仰与般若智慧。董其昌说：“永明禅师料简四句，谓有禅有净土，无禅无净土云云，皆动（劝）人修西方作往生公也。然修净土皆以妄想为入门，至于心路断处，义味嚼然，则不能不退转，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说俱通，行解相应者，不妨以祖师心，收安养土，如智者大师，永明寿，皆其卓然者也。”17这虽是讲禅净合一，但显然也是对禅宗的超越。董其昌能超越时趋，于禅宗之外，注意其他宗派信仰，也得到僧人的认可。如释真可《复董玄宰》：“缘起无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万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于此独能信入，非夙具灵种，缘因熏发，那来现行暂露，何快如之。”18在当时狂禅之风竞盛之时，而真可独许董玄宰为千万人中一二信者，则不应指禅宗的信仰，而是其他。也就是说，中晚年的董其昌超越了流行的“禅宗”信仰，或者某种程度扬弃了禅宗信仰。

（四）诸教融通思想

董其昌对华严、法华都是了解的，因为他的佛学信仰没有门户之见，故能泛滥诸宗。他也以《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解释禅宗（佛学），认为儒佛是可以会通的。而他抄《金刚经》也有尽孝的原因，前引《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上下二册》：“余写《金刚经》，荐资父母冥福。”19就说明了这一点。又《秘殿珠林》卷六《明董其昌书盂兰盆经一卷（上等日二）》著录他的欵识云：“愿以此功德，超度亡父母。普及一切众，永断三塗苦。”20《盂兰盆经》讲大目犍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见其亡母，堕饿鬼道，不能饮食，遂问法于佛，使其母解脱饿鬼之苦。此经自与中国传统孝道相合，而董其昌的跋语也反映了他儒佛合一的观念。

董其昌还抄写过不少道经，其中尤以《黄庭经》为多。这与他养寿有关。而且也并不与崇儒矛盾。21他也曾用佛学来理解《道德经》。如他对《道德经》“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段话这样解释：“无为者，非一无所为，乃为其无为者耳。药山自云：一事不为。其师曰：若是，则终日闲坐也。曰：若闲坐即为也。正是损后语。”22他又说：“偶书《老子》，以禅旨为疏解一二，大都天命之性，原无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释耳。”23

他又以佛学理解天主教。《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

曹孝廉视余，以所演西国天主教首利玛窦，年五十余，曰：已无五十余年矣。此佛家所谓：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无常义耳。须知更有不迁义在。又须知李长者所云：一念三世，无去来。今我教中亦云：大时不齐，生死根断，延促相离，彭殇等伦。实有此事，不得作言解也。《华严经》云：一念普观无量劫，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了达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十力。李长者释之曰：十世古今，始终不离当念。当念即永嘉所云：一念者灵知之自性也。不与众缘作对，名为一念相应，惟此一念，前后际断。24

董其昌用《华严经》的理论理解天主教。他给人写《华严经·普贤品》时有如下议论：“真佛法身,犹若虚空,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过去何止,当来何起,一句染神,历劫不易。海墨书之不为多,芥子收之不为少。”25他对于《华严经》是相当了解的，所以他在遇到天主教时，也能熟练运用华严教义来解释。

另外，董其昌对于《法华经》的接受与他诸教融通思想也是一致的。他说：“少时读颜鲁公碑,称法师写《法华》,笔下落舍利以百数。及余写《法华》十年,不得一粒。友人谓刻石流通,令见闻者发心,何必舍利,何非舍利。”“余自戊戌（1598）秋,以高丽纸书《法华经》,是年先成一卷,谓此全经,当在一岁之内,可圆满因愿,今戊申（1608）矣,止四卷有奇也。”“余尝写《法华经》七卷,十三载始竣……真以翰墨而作佛事何异。”26可知董其昌少时读颜鲁公《多宝塔碑》，已对《法华经》有所了解。至少从1598年开始，他便写《法华经》。《法华经》主要讲三乘归一，这种思想如果推衍下去，未尝不可以提出儒道释三教归一，而董其昌本人对于诸教即是这样看的，甚至包括基督教。

总之，对于董其昌的思想，尤其是其宗教信仰是很复杂的，绝非一句“禅宗”就可以概括。尤其在其晚年，他与禅宗越来越疏离。他的思想影响及于书画理论的方面，也决不可以简单以“禅宗”来套用。

二、以禅喻画与南北宗论

佛学思想影响了董其昌的文艺理论，比如他以禅理论诗文。前引《戏鸿堂稿自序》中，董其昌说他写举业文章，得力于禅宗的影响。又认为苏轼受禅宗影响，故文章妙绝古今，“可谓文字般若。”27又以佛理论法书。董其昌说：“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百万赀，吾皆籍没尽,更与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其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那叱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28在绘画思想方面，佛学对董其昌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禅喻画与以佛论画两个方面。以禅喻画，指以禅（佛）的说法来比喻绘画。以佛论画，指以佛学的道理来理解绘画。

（一）以禅喻画：巨然与惠崇

董其昌尤其喜欢以禅家分南北宗喻事，如《画禅室随笔》卷四《杂言下》：“圣人不为已甚，盖以水清则无鱼，良师贵行时中，盖以击蒙则为寇。然而国手不以后着为先着，庸医常因爱人而损人，是之与非，犹禅家之有南北，朋党之有古今也。”29又如他1622年自题《仿惠崇册》:

惠崇、巨然，皆僧中之画禅也。惠崇如神秀，巨然如惠能，南能北秀，二宗各有意趣。30

又董其昌1629年七十五岁时题《惠崇溪山春晓图卷》:

五代时画，僧惠崇与宋初僧巨然，皆工画山水。巨然画，米元章称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为师，又以精巧胜。《江南春卷》为最佳，一似六度中禅，一似西来禅，皆画家之神品也。31

关于惠崇和巨然，《图画见闻志》卷四说：“建阳僧慧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32又《清河书画舫》卷七下：“锺陵巨然，善画山水，以董源为师，而细润过之，真绝品也。或以柔弱为病，品出源下，岂其然乎。后惟惠崇得其髣髴，特少烟云变化耳。”33又董其昌曾评杨文骢：“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雅去其佻，出入巨然、惠崇之间。”34又评燕文贵“在惠崇、巨然之间”35据上推测，惠崇在画法上与巨然有关联（得其仿佛），甚至惠崇可能是以巨然为学习对象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何以“南能北秀”？即便各有倾向，一倾向于北，一倾向于南，但绝非南北二宗截然相判的区别。董其昌以南北顿渐喻惠崇和巨然，这个道理，也可以推及于董其昌之喻顾仲方与莫是龙，只是一种比喻。

（二）以禅喻画：顾仲方与莫是龙

董其昌以禅喻画的事例，还有《跋仲方云卿画》：

传称西蜀黄筌，画兼众体之妙，名走一时。而江南徐熙后出，作水墨画神气若涌，别有生意。筌恐其轧已，稍有瑕疵。至于张僧繇画，阎立本以为虚得名，固知古今相倾，不独文人尔尔。吾郡顾仲方、莫云卿二君，皆工山水画。仲方专门名家，盖已有岁矣。云卿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然云卿题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敛袵云卿画不置。有如其以诗词相标誉者，俯仰间见二君意气，可薄古人耳。36

不少人依据这段话，认为莫是龙首倡了南北宗论。但仔细研读这段话的意思，却并非如此。按《画禅室随笔》卷二《题顾仲方山水册》：“君画初学马文壁，后出入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无不肖似，而世好其为子久者。”37而董其昌题《郭河阳溪山秋霁图卷》：“余友莫廷韩嗜画，画逼黄子久。”38可见此二人画风极为接近，都是学元四家一路的，并不存在南北宗风的差别。他说“云卿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只是比喻二人的水平及影响相当而已。

（三）以禅喻画：南北宗论

南北宗论是董其昌以禅喻画方式，对宋以来画家行隶分流的总结语，是他兴到之语，没有本质的创造。为什么说没有本质的创造，因为这种总结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

关于画家行隶的明确分野，大约起于北宋中后期，苏轼等人发表过相关见解，但最重要的是赵孟頫与钱选的对答，见载于明曹昭《格古要论》。明初也有类似说法。万历甲午（1594年）詹景凤《跋元饶自然山水家法》说：

清江饶自然先生所著《山水家法》可谓尽善矣。然而山水有二派：一为逸家，一为作家，又谓之行家、隶家。逸家始自王维、毕宏、王洽、张璪、项容，其后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及燕肃、米芾、米友仁为其嫡派。自此绝传者几二百年。而后有元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远接源流。至吾朝沈周、文徵明，画能宗之。作家始自李思训、李昭道及王宰、李成、许道宁，其后为赵伯驹、赵伯骕及赵士遵、赵子澄，皆为正传。至南宋则有马远、夏珪、刘松年、李唐，亦其嫡派。至吾朝戴进、周臣，乃是其传。至于兼逸与作之妙者，则范宽、郭熙、李公麟为之祖，其后王诜、赵令穰、翟院深、赵干、宋道、宋迪与南宋马和之，皆其派也。元则陆广、曹知白、高士安、商琦、庶几近之。若文人学画，须以荆、关、董、巨为宗；如笔力不能到，即以元四大家为宗，虽落第二义，不失为正派也。若南宋画院诸人及吾朝戴进辈，虽有生动，而气韵索然，非文人所当师也。大都学画者，江南派宗董源、巨然。江北则宗李成、郭熙，浙中乃宗李唐、马、夏，此风气之所习，千古不变者也。39

俨然已将南北宗论最核心的观点提出来，并且表达得更为明确清晰——乃至有人怀疑这些话是后来伪造的。这一时间比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时间略早40，但它没有提“南北宗”的概念，说明在这一时期，对于画史的梳理，在某个群体中已经有共识了。詹氏以这段文字来表述，而董其昌则换了一种方式。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董其昌几次有关南北宗画家归属的论述不一致，可见董其昌既未将南北宗看作是史实，也未视其为至高无上的理论建树，只是一个随兴的画史比喻而已。

还有一个因为董其昌以禅喻画而引起误解的著名案例，就是董其昌谓仇英：“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骈阗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41很多人因这段文字，将“一超直入”理解为董其昌主张顿悟，这是不对的。陈继儒谓：“玄宰在长安，宋人为师……摹拟转学三十年，复返元四家，正如律师作祖师禅，游戏自在，以意生身者也。”42可见从实践上，董并非一超直入。所谓一超直入，只是另一种意思，即正确的道路，往往是最简易的。

三、以佛论画：董其昌的画禅思想

以禅论画与以佛喻画不同，以禅喻画即以禅或佛学作比喻，而以佛论画则是将佛的道理用于解释绘画，两者有本质不同。受佛学思想影响，董其昌用佛学的道理来解释绘画，有几点应引起注意。

其一，他用佛学思想解释“气韵生知”。《容台集》别集卷三《书品》：“三十年前参米书,在无一实笔,自谓得诀,不能常习，今犹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内典所谓无师智,画家谓之气韵也。”43这是用佛学概念来解释“气韵生知”的理论的。

其二，他还有“毫生”的思想。董其昌题丁云鹏白描罗汉：

众生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余以菩萨为毫生。盖从画师指头放光，拈笔之时，菩萨下生矣。佛所云种种意生身，我说皆心造以此邪。南羽在余斋中写大阿罗汉，余因赠印章曰：毫生馆。44

佛教认为众生的出生有四种形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其中化生即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中出生，是谓化生，这种生命形式在现实世界是没有的，但佛教认为是存在的。董其昌于此讲“毫生”，不仅仅是比喻，他在解释绘画的本质，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而是主观创造，这种主观创造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其三，他认为绘画创作过程就是禅定过程，也就是“画禅”。董其昌“画禅”思想凝结于他的斋号上。他用过“墨禅轩”“墨禅斋”“画禅室”诸斋号，用的最多时间最久的是“画禅室”。

与董其昌同时的人，也有以“画禅”自名者，如与董其昌同时期的祝以豳《画禅斋诗稿序》谓某人：“以画禅名斋，更以名其诗。”45又与董其昌同时的卓发之《墨戏堂诗序》谓某人斋号“墨戏堂”46，可见这些不是董其昌的独创，若就这种思想的源头言，其实早在六朝即已经出现。

“墨禅”“画禅”虽不是董其昌的发明，却是他用佛理解释绘画的重要概念。董其昌七十四岁时曾作《墨禅轩说（寄吴周生）》。47又按《书画鉴影》卷二十董其昌题赵孟頫《古木竹石轴》谓“己酉重阳日观于墨禅轩因题”48，又按《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藏八《兰亭八柱帖·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录戊午（1618）正月董其昌自题谓：“止生过余墨禅轩论书”49。可知“墨禅轩”是董其昌斋号。

董其昌还有“墨禅斋”“墨禅室”这样的斋号。董其昌跋《虞伯施东观帖》下有“墨禅室”斋号50，又跋《国朝名公诗翰后卷》谓：“真心无散乱，他事不须断。过去已过了，未来何用算。玄宰书于墨禅斋。”51《中国画刊》著录董其昌题旧作《山水卷》“在苑西墨禅室画，甲辰（1604）上元前三日，过戴长明重展题”。52又据三天后他题《虞永兴摹兰亭叙本》：

万历丁酉（1597），观于真州吴山人孝甫所藏，以此为甲观。后七年（1604）甲辰上元日，吴用卿携至画禅室，时余已摹刻此卷于《戏鸿堂帖》中。53

又《石渠宝笈》卷三十《明董其昌书正阳门关侯庙碑一卷（上等云八）》自识云：“壬戌（1622）六月之朔，苑西画禅室识。”54墨禅室、墨禅轩、画禅室只是董其昌随机所取的斋号，而并没有限于某一地点，称谓也因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

其中“画禅室”之名最早约在董其昌四十二岁时提出。《石渠宝笈》卷四十二《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载丙申（1596）十月七日董其昌于龙华浦舟中跋：“大痴画卷……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予获购此图，藏之画禅室中，与摩诘《雪江》相映发。”55时董其昌四十二岁。而“画禅室”斋号伴随其终生。董其昌《画旨》论杨龙友画谓：“龙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见其止，不知分手之后变化若何，余画禅室中专待溪藤一幅，与摩诘同供养耳！”56按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此系董其昌82岁（1636年）时所写57，仍用“画禅室”一名。可见“画禅”这个观念，是贯穿其一生的。

四、董其昌画禅思想诸方面

画禅思想在六朝即已萌芽，是早于禅宗的。画禅思想的发展，与禅宗思想的发展，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而非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画禅思想有其独立的内涵，在晚明，画禅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董其昌。“画禅”是董其昌以佛论画的核心观念，也正是他与职业画家区分的核心理论基础。董其昌的画论更注重从形而下的方面论述如何学习前人，集前人之大成，而有关画禅的具体论述，倒不多见。即便如此，他的画禅思想也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偶然兴到

“兴”是源于《诗经》的思维方式，在后世与佛教融合，成为艺术创造的重要方式。董其昌对“兴”很看重，他崇祯元年（1628）七十四岁时题沈周《雨夜止宿图》：“石田先生画，惟此图与《峦容川色》为生平合作。右军《禊序》偶然兴到，后复为之，终不似者。虽元季四大家不能对垒并称也。”58他崇祯己巳（1629）七十五岁时跋《画禅室写意册》:“每观古画，便尔拈笔，兴之所至，无论肖似与否，欲使工者嗤其拙，具眼者赏其真，书画同其一局耳。”59

（二）毫生与主观创造

董其昌的“毫生”思想还表现在他《吴居士施画罗汉记》一文中，即所谓“宝刹现于毫端，大千掷于掌上”：

佛，像教也；画佛，观也。凡画佛菩萨声闻辟支阿罗汉者，皆运心娑婆之外，游意空劫之初，清虚因以日来，尘劳于焉惭息矣。及其神照既传，庄严斯在，使瞻礼者发菩提心，如观净土变相，必起往生想；观地狱变相，必起脱离想；观大士变相，必起皈依想；观华严变相，必起行愿想。原其熏炼之因定异经禅之力哉。梁唐之间，耆宿宗师，既振法于彼，而能妙画史，亦助道于此，所谓宝刹现于毫端，大千掷于掌上，庶几似之。

……

佛言一切众生，有如来智慧德相。夫罗汉者岂异人哉，众生是也。搬柴运水，即是神通，资生治产，不违实相，而画罗汉者，或蹑空御风如飞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师，或掷山移树如大力鬼，或降龙驱虎如金刚神，是为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阿罗汉相。若见诸相非相者，见罗汉矣。见罗汉者，其画罗汉三昧，与为语居士而无以四果为胜，以众生为劣，以前人为眼，以自己为手，作是观者，进于画矣。60

此文为吴彬布施所画罗汉图而作。他认为历代以来的佛教圣像，有助于观想（禅观），有助于诫恶劝善。这是一般的道理。但董其昌显然不满足于此，否则，何以他并不画这些圣像呢？这个不仅仅用他不能作人物画来搪塞的，原因在于他后面所讲，他认为人相即罗汉相，不必于怪异之形中求之，而怪异之形如仙相幻相鬼相神相，并不是阿罗汉相。这在委婉地批评那些画奇形怪状罗汉相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恰是中国画史上最常见的。董其昌主张“画罗汉三昧”，即真正的罗汉的精神所在，而不只限于外在奇形怪状，而忽略日常生活，也不能为前人画法所拘。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则其画艺当大进：这里蕴含了一层重要的意思，即要表现佛理，并不必拘泥于自古以来的宗教绘画，而应在这些形相之外，在日常生活的形相中推求。以此理推之，山水画当然也是可以表现佛理的。

另外，《画禅室随笔》卷四《杂言上》：“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61这句话很有名，讲山水画不是对自然的模仿，也是主观创造的“毫生”。董其昌曾画设色《山居图》赠陈继儒：

余尝欲画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间者。往岁平湖作数十小帧，题之曰“意中家”，时捡之，欲弃去一景俱不可，乃知方内名胜不能尽释，又不能尽得，自非分作千百身，竟为造物所限耳。仲醇方有五岳之志，亦不妨余此小景，境界无别也。62

所谓“意中家”即已有以虚为实“画禅”意造之想。董其昌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63其中“宇宙在乎手者”，来自道家的《阴符经》“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董其昌曾书写过《阴符经》，这种思想可能与《阴符经》有关，但也实在是与佛教一致的说法，都在讲绘画的本质是主观创造。

（三）平淡天真，无纵横习气

董其昌对画品有两个要求：一，无纵横习气；二，平淡天真。

万历壬寅（1602）董其昌题倪瓒《六君子图》谓：“云林画虽寂寥小景，自有烟霞之色，非画家者流纵横俗状也。”64又讲“淡”，董其昌《画旨》：“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东坡云：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65虽然董其昌认为“淡”是“无师智”的天生而来（见前引），但也可能受过李贽的影响。李贽有一篇《答耿中丞论淡》：“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66

这与“无师智”的意思是一致的。

董其昌画学思想的核心，并不能用“南北宗论”概括。他强调“平淡天真，无纵横习气”，也与画禅思想有极大关系。“平淡天真”，就是发于天然，不做作的趣味，这在倪黄身上有最大的体现。“无纵横习气”是从另一方面对“平淡天真”的表述，“习气”是贬义词，指应当去除掉的趣味和方法。“纵横”即应指“纵横家”的“纵横”，即刻意经营的画法，即职业画家的画法。所以董其昌王时敏一脉的画法，不很看重画面的刻意经营，这是西方艺术史家所不能理解的。一些西方艺术史家喜欢用形式分析去理解这一派的作品，毫无用处。董其昌王时敏一脉画法看重笔墨，是因为笔墨到位了，丘壑自然形成，不待寻求，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画禅的道理。

结语

董其昌的画学思想，可以用“画禅为体，集成为用”来概括。关于“集成”的方面，我有专门论述，此不赘言。在同时或稍后认为“画禅”是董其昌画学思想核心的，也并非没有人。如晚明费元禄《画禅歌呈董玄宰先生》：“禅兮画兮意莫知，生绡数幅回寒姿。恍然坐我丘壑内,清流入耳麏悲。董夫子画中禅我有百尺绢，拂拭凌风耳麏悲。董夫子,画中禅,我有百尺绢，拂拭凌风烟。请公五岳赤城气，移置松溪石磴前。”67 又如清乾隆时王芑孙《董文敏小像赞》：“证书画禅，现老婆相。”68也是难得的知音。当然，董其昌“画禅”思想最重要的知音，就是乾隆皇帝。因为对“画禅”的喜爱，乾隆甚至建造了不下三处“画禅室”。清中期以后，关于“画禅”的正确理解渐少。至二十世纪几乎被遗忘，只有“南北宗论”成为研究热点，但“画禅”才是理解董其昌的关键。

注释：

1.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近世绘画思潮研究》（批准号：17BF101）阶段性成果。

2.董其昌：《容台集》，文集卷二《戏鸿堂稿自序(即复赵公益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第171册第291页。（以下简称）

3.《容台集》文集卷八《墨林项公墓志铭》：公名元汴，字子京（中略）。公画山水，学元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得其胜趣。毎作缣素，自为韵语题之，书法亦出入智永、赵吴兴，绝无俗笔，人争传购。初称墨林居士，皇甫子循作《墨林赋》以贻之。晚年意在禅悦，与野衲游，因感异梦，更颜其斋为幻浮，且手题椑槥，比于司空表圣之志生圹者，洵称达人矣。

忆予为诸生时，游檇李，公之长君德纯，寔为夙学，以是日习于公，公毎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晩也。（存目集171-507）

4.《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4页。

5.《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3页。

6.《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3页。

7.《秘殿珠林》，卷三《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一册（次等日一）》，《景印文渊四库全书》第823册第522页。（以下简称）

8.《秘殿珠林》，卷三《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二册（次等日四）》，文渊第823册第523页。

9.《秘殿珠林》，卷三《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一册（次等日五）》，文渊第823册第523页。

10.《秘殿珠林》卷二《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一册（上等黄一）》“金粟笺本，楷书，前有欵云，明礼部尚书董其昌书，后有髙士奇跋。”又《明董其昌书金刚经四册（上等黄二）》：“朝鲜镜光笺本，楷书第一册，前有欵云，明礼部尚书董其昌书。”（文渊第823册第507页）又有可疑者，如《秘殿珠林》卷七《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一轴（次等宙一）》欵识云：“崇祯癸未（1643），岁二月，下浣前一日，华亭董其昌焚香敬书。”（文渊第823册第568页）董其昌1636年卒，故这件作品极有问题。

11.《秘殿珠林》，卷二《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上下二册（上等黄三）》，文渊第823册第508页。

12.《容台集》，别集卷一《随笔》，存目集171-650页。

13.《秘殿珠林》，卷三《明董其昌书心经一册次等日六》，文渊823原523页

14.清·安岐：《墨缘汇观录》，卷二法书下《董其昌楷书弥陀经册》，《续修四库全书》第1067册第272页。（以下简称）

又《秘殿珠林》卷三著录《明董其昌书阿弥陀经一册（次等日十）》（文渊823-524页），清吴升《大观录》卷九下著录董其昌《书弥陀经册》（续修1066-501页），颇疑是同一件作品。

15.《容台集》，别集卷三《书品》，存目集171-704页。

16.《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4页。

17.《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5页。

18.明·释真可：《紫栢老人集》，卷十二《复董玄宰》，《四库未收书辑刊》陆辑第23册第657页。

19.《秘殿珠林》，卷二《明董其昌书金刚经上下二册（上等黄三）》，文渊823原508页。

20.《秘殿珠林》，卷六《明董其昌书盂兰盆经一卷（上等日二）》，文渊823原561页。

21.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五《道藏书目一卷》：炼养之说，欧阳文忠公尝删正《黄庭》，朱文公尝称《参同契》。二公大儒，攘斥异端，不遗余力，独不以其说为非。山林独善之士，以此养生全年，固未尝得罪于名教也。（文渊614原666页）

22.《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2页。

23.《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2页。

24.《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2页。

25.《容台集》，别集卷三《书品》，存目集171-703页。

26.《容台集》，别集卷三《书品》，存目集171-703页。

27.《容台集》，别集卷一《禅悦》，存目集171-657页。

28.《容台集》，别集卷二《书品》，存目集171-684页。

29.《画禅室随笔》，卷四《杂言下》，文渊867-478页。30.清·吴升：《大观录》，卷十九《董香光仿惠崇册》，续修1066-813页。

后有时间信息：“壬戌（1622）二月重观甲寅（1614）临本题。”

31.转引自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

32.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文渊812-549页。

33.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七下，文渊817-295页。

34.《容台集》别集卷四《画旨》：

杨龙友生于贵竹，独破天荒，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雅去其佻，余讶以为出入巨然、惠崇之间。（存目集171-743）

35.《容台集》别集卷四《画旨》：宋元名画，余所藏各家甚备。惟燕文贵小景未见耳。昨年于潘侍御翔公邸舍见溪山风雨圗，行笔闰秀，在惠崇、巨然之间，借观旬日。（存目集171-727页）

36.《画禅室随笔》，卷二《跋仲方云卿画》，文渊867-461页。

37.《画禅室随笔》，卷二《题顾仲方山水册》，文渊867-463页。

38.《大观录》，卷十三董其昌题《郭河阳溪山秋霁图卷》，续修1066-620页。

39.明·詹景凤：《跋元饶自然山水家法》，转引自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5页。时董其昌四十岁（1594年）。

40.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的时间应在1613年之前。详见韦宾：《宝颜堂订正画说作者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41.《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文渊867-455页。

42.震均：《天咫偶闻》，卷六陈继儒题《董思翁松林读书图轴》，转引自《董其昌系年》第200页。时董其昌六十八岁（1622年）。

43.《容台集》，别集卷三《书品》，存目集171-701页。

44.《容台集》，别集卷四《画旨》，存目集171-742页。

45.明·祝以豳：《诒美堂集》，卷十二，禁毁集101原577页。

46.明·卓发之：《漉篱集》，卷十一，禁毁集107原491页。

47.《容台集》，文集卷五，存目集171—403页。

按《董其昌系年》第253页：“九月十日，又行书《墨禅轩说》，忆学书经历，并论学书如禅家，有死参、活参之异，以寄友人吴桢。”时1628年，董其昌七十四岁。

48.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二十，续修1086-104页

49.《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藏八《兰亭八柱帖（八卷）》，续修1071原502页。

50.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一《虞伯施东观帖》，文渊818-13页。

51.《珊瑚网》，卷十八《国朝名公诗翰后卷》，文渊818-280页。

52.转引自郑威《董其昌年谱》第54页，时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董其昌五十岁。

53.《大观录》，卷一《虞永兴摹兰亭叙本》，续修1066-246页。

54.《石渠宝笈》，卷三十《明董其昌书正阳门关侯庙碑一卷》，文渊825-246页。

按《董其昌系年》1622年六十八岁：

夏。四月十七日，董其昌行书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此月，仿倪瓒笔意绘《山水》轴。六月一日，董其昌在北京苑西“画禅室”中跋旧书《正阳门关侯庙碑》，叹岁月如流，不胜感慨。是时，任太常寺少卿兼国子监司业……（第195页）

55.《石渠宝笈》，卷四十二《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一卷（上等）》，文渊825原604页。

56.《容台集》，别集卷四《画旨》，存目集171-743页。

57.《董其昌系年》，第300页。

58.《大观录》，卷二十《沈石田雨夜止宿图》，续修1066-818页。

59.《大观录》，卷十九《董文敏画禅室写意册》，续修1066-812页。

60.《容台集》，文集卷四《吴居士施画罗汉记》，存目集171-365页。

61.《画禅室随笔》，卷四《杂言上》，文渊867-474页。

62.《寓意录》，卷四《董玄宰·又山居图》，转引自任道斌《董其昌系年》第15页。时董其昌33岁（1587年）。

63.《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文渊867-455页。

64.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转引自《董其昌系年》第72页，时董其昌48岁（1602年）。

65.《容台集》，别集卷四《画旨》，存目集171-742页。

66.明·李贽：《李氏焚书》，卷一《答耿中丞论淡》，《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140册第187页。（以下简称）

67.明·费元禄：《甲秀园集》，卷七，禁毁集62-269页。

68.清·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二十《董文敏小像赞（有序）》，续修1481-208页。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