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的疫情，把人们折腾得够呛，那新冠肺炎把人们关到屋子里几十天，真难受。

正当疫情缓解没多久，一天我正上班，一位文友打来电话，告诉我汪老师去世了，你知道吗？

"那个汪老师去世了。”我不解的问到。

"汪润琳老师，就是咱同学汪红星他爸。"

"汪老师去世了，"我听后心中凄然，默然放下手机，回忆像流水一样、从我心头流过，汪老师那形象在我脑海中不断出现。

汪老师与我父亲是文友。1984年我父亲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到县工商局工作，他业余爱写一些歌词、快板类东西，汪老师任县文化馆文学戏剧组创作员，县小，人少，低头不见招头见，一来二去就和我父亲熟了，时常来工商局找我父亲说事聊天，我见他身体很壮实，常年一身蓝色四兜中山衣，夹个斑斑失色的黑皮包，包里装着手写书稿，他头戴压舌帽，眼睛大而有神，口才极好，一口气能讲好半天故事，父亲听得入神，我也常听得入迷，我常常把他称呼叔，见到他我忙泡上一杯茶水，双手奉至，汪老师还夸赞我懂礼数。

以后上高中，汪老师儿子汪红星又是我至好的同学。他常领我到他父亲工作单位文化馆借书阅读。当时县文化馆还在县博物馆内设着。那时代，文化生活品种单一，文学青年多，写小说能吃香，1987年5月武汉一个叫方方作家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风景》，风靡一时，人们争相传阅。汪红星就把他父亲的这本《风景》借我阅读，限期三天读完。

那时候，父亲在县上工作，儿子在县城上学，没有家属楼，吃饭在学校和老爸单位两头跑，晚上和老爸睡一屋，一屋有大小两床，父睡大床，儿睡小床，烧火做饭是煤球炉。母亲在乡下老家伺候爷爷奶奶。一家人在县城和乡下支两口铁锅。周六下午父亲和儿子才回乡下老家团聚。周日下午带下周的馍上县。周复一周，周而复。这种家庭结构叫“一头沉”。我父亲和汪老师的家庭模式一样，就是这样的“一头沉”。

有一次我和汪红星去文化馆，看到汪老师桌子上摆满了稿子，再一细看，原来是在写一本戏，"呀！汪老师还会写戏！”。印象更深刻的是，汪老师对汪红星的教育是“棍棒教育”加严厉说教，他盼子成龙的迫切心情，所说的话如刀如剑，就是要逼汪红星一把，那一年汪红星很争气，考上了名牌大学，跳出农门，以后落脚天津，创业北京，成为国家的栋梁人材！现在家长是欣赏教育，说不得娃，打不得娃，也许经济条件好了。

日月似箭，斗转星移。世上有些事用巧合来形容，未免牵强附会，用有意安排，也未必安排的那样恰当。1990年十月，我被分配到扶风县文化馆工作，成为汪老师的同事，搞文学创作。文化馆主要工作是搞好全县群众文化工作，我们都戏称“群文”者“穷文”也。文化馆设文学戏剧组、音乐组、美术书法组，每年春节期间组织社火游演、唱好秦腔戏。那时候文化馆工作人员每月只能领到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其他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馆内还要搞创收，县财政困难不预算。我记得自己被单位派出学过跳舞，晚上开办舞厅卖票，在老区市场开办过录像厅卖票，和美术组老师为企业加工广告牌匾、摆地摊卖儿童水枪、卖油条……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为单位创收，为自己谋生。汪老师是文学创作组组长，他领我给正走红的时运企业家写人物通讯化缘，有一次为县建行点灯熬油写宣传快板，交稿子上演了，讨要说好的润笔费，县建行办公室主任板着脸说“你爱给我们写”，一毛钱没要到！   

汪老师的担子更重了，加之他家是"一头沉"家庭，老伴在家还要作务几亩责任田，他每逢星期日都要回去帮老伴干活，星期一早早就赶来上班。 

1994年，县级机关公职人员工资才几百元，我们县北三乡(当时的天度镇、南阳乡和黄堆乡)的苹果是酸甜爽口香，记得我和王同事一起去南阳坊村一人购买了一袋，30斤，一斤2.5元，总共75元。竟然花去了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当时农户一斤小麦卖一元钱。我和王同事，我们两家人都是双职工，才敢这挥“奢侈”一下。汪老师没有买。等买回苹果，我们给汪老师送了三五个当礼物。想起来心酸难受! 

生活如此作难，汪润琳先生，作为一个文化人，心里有梦，那就是做个“布道者”，培训扶风的文学爱好者。

1994年4月，那时汪老师还是县文学创作组组长，他和馆领导商量，邀请西安名作家陈忠实来扶风，为全县文学爱好者讲课，我清楚地记得，那近一个星期的邀请、筹备、组织人员，上下协调，每晚十二点汪老师才睡，早上五点就起床了。

通过他的努力，文学讲座那天，4月29日县电影院大礼堂座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就连邻县的许多文学爱好者也赶来参加。陈忠实的《白鹿原》正走红，他讲的高兴，一连讲了3个小时。和谷等作家看到这场面无比激动，都夸扶风县文化底子好，文学水准高，有谁知道，这都凝聚了汪润琳老师的多少心血。

以后按上级文化部门安排，扶风县文化馆开办了《文化报》，那时要用腊纸刻版。汪老师既负责审稿，还要负责印刷，最后又要发送出去。

记得有一次，我用自行车带着汪老师，还有很多报纸，一同给学校送时，自行车后闸失灵，车子向一个高塄冲去，幸好汪老师没有摔伤，只把报纸洒落了一地，我俩整理好，又奔向学校。

我的文学水平提高受益于汪老师培养，他非常关心我，教我怎样构思、怎样写作，怎样把关、修改，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他先让我写戏剧，写了一月，画不出什么道道。我不会写。他说不要急，慢慢来。他说他四十岁才写文学作品，从教书先生半路杀出搞文学创作，把《红楼梦》手抄了不下十遍，博闻强记，别无他法，也无快道。他让我写散文。我写了一篇《根家“周家垚”》，经过他修改、润色，登报，广播电台播出，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从此打开了我笔触灵性的“源泉”，以后我写了一系列“家乡美”散文作品，例如《情撒野河山》获“美丽扶风”征文一等奖，还有《绛帐我带不走的缱绻》、《家乡皮影戏》等文章入选报刊发表。

1995年年初我被组织选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临走，记得汪老师还苦口婆心地给我说: "走到新单位，公文写作和文学创作不一样，平时多练练，必定有收益。”先生言之凿凿，用心良苦，让我不论何时何地，别忘文学，文学是人学，心存善良，心怀梦想，生活不乏味苦闷！

难忘1995年的金秋飒爽一天，汪老师帮了一个大忙。马来西亚马氏宗亲总会一行13人访问扶风寻根拜祖代表团祭奠先祖，祭奠要有仪式，仪式上用祭文，几个人识文家写的领导验不上。领导让我邀汪老师捉笔，汪老师欣然应邀，他一夜成稿，文采斐然，文中诸如这样的锦句：望祖讳援，东汉名将，官拜伏波，胸怀大志，名言千古，“壮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戎马一生，南征北战，为祖国富强，社稷安宁，功绩赫然。更有诸如：今视祖居之山川，明媚壮美；看祖居之原野，广阔秀丽；仰祖居之天宇，溢光流彩；俯祖居之清流，澄澈可爱；望援祖之仙陵，巍巍高耸……祭文一气呵成，激情澎湃，文字优美，得到大家抚掌合鸣！

以后，我还隔三差五地去看看汪老师，偶尔写些东西，也去让汪老师改改，倾听一下他的意见。直到汪老师退休。我还曾打问过汪老师，听说他常期在北京儿子处居住，很少回来。

前几年，汪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做《周原风》，汪老师专程找我送了一本。

汪润琳老师离去了。

汪润琳老师没有离去。

他注定在扶风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抹浓彩！

一个人，因为他的付出，他的贡献，曾经在别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那么即使有一天他不在了，但他永远也不会离去。

太阳光洒向窗户，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回忆起了汪老师的点点滴滴，竟泪洒衣衫而不知……

2020年3月16日写于扶风县

编辑：庞阿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