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兄星文先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个人，当年从他的口中得知了红柯、刘亮程及张承志等文学大家。因为我是个理工男，那时对于文学圈的所知仅局限于鲁迅、老舍及郁达夫等等。一九九四年，曾在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理科教学评价研究类的小册子，责编是刘可风老师，其间往来的多了一点，后来得知她是吴堡人，还曾傻愣愣地问可风大姐知不知《创业史》，可见我对文学有多无知。
鉴于此，星文兄曾给我推荐红柯的《跃马天山》《敬畏苍天》，还有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等，我马上去书店购得这些当时并不走红的作品，读了之后就放不下了。
红柯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物及生存背景都是我熟悉的：草原、大漠、骑手……因为，我自幼熟悉北地草原上的每一棵牧草、每一片白云、每一位牧人的心事——话若这么说就明显的情绪化了，可谁又能对曾经生养自己的故土，没些许任性的情感在内？
从陕蒙边境流向鄂尔多斯草原的乌兰木伦河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母亲英年早逝，因而对母亲的情感与故土的眷恋之情叠加在一起，情感的力量便被放大了若干。
显然，我是被这些偏执情感所左右，误入了歧途——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这一点上，史兄星文先生多少是应负点责任的，当然，这仅仅是友情的一种调侃而隐藏着对星文兄的一份尊敬与感谢。
回想起来，与星文兄的认识已超过成长一代人的时光，那是1995年还是1996年，已记不太准确了。当时，介绍我俩认识的是吴振锋先生。如今，这段淡淡的友情已走过了25个年头，这是不是可以成长一代人的时间？星文兄长我一岁，他也与吴振锋同龄。
对星文兄的认知缘于他对书法的痴迷，一个人对某一件事痴迷到偏执，必然会激起我的兴趣。那个时候，他每创作一幅满意的书法作品，都要打电话给我：“新源，过来喝茶！”每当听到他这样说话，就知道他又有新作了。说实话，我不懂字，更不懂书法，充其量就是属于“狗看星星一片明”那个水准，但又确实喜欢看，也可叫欣赏。犹如乡间田汉眯着眼睛哼秦腔，嘴里又吼不准唱词的那般水准。我想这有可能是喜爱他书风之朴素、平实、大气、凝重、肃穆的味道，这是一种高贵的大境界。我对他的书法所要表达的美学元素的理解就是如此。
王羲之的大名，是中国人都知道？塞外荒僻之地，不知者大有人在。我知道此名也是踏上中原之地，才听说过的。然孙过庭、王铎、林散之的书家大名却是从星文兄的口中得知的。特别是王铎的书帖，是他曾经带我去书院门闲逛时了解到的，当时他发现了一套王铎名帖，立马买下来，是十几册一套的帖子。
人还没离开书摊，就翻开其中一册，以手指为笔，比比划划地飞舞起来，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我一拉他的手袖，他憨憨地对我歉意地微笑，又继续带我往书院门的里面走，对我这门外汉而言，只是看热闹而已。
那时，我只是一个用经典力学、狭义相对论或者伽利略参照系、罗伦兹变换讨生活的中学物理教师而已。对于书法，对于文学，纯属冒充风雅。
1996年春，我因工作变动，走下讲台，到了服务任职的企业集团下属二级单位工作，调整的诱因是为了自己孩子能到城市的普通中学上学，便与星文兄生活在了同一个城市，往来的时日更多了，成了他家的常客，不是因半只西瓜，一定是因为一壶茶的由头，其间给我赠写了多幅字———我对书法的认识与理解，仍处在仅限于毛笔字的程度。
让我走进他的精神世界，还是因为红柯。那时，我俩还曾约一起到新疆去拜访红柯。一直未能成行是因为未能与红柯先生取得联系，后来才知道红柯先生调回内地了，但在何处供职，仍不知晓。
随着星文兄去了省书协工作，终于联系上了红柯。拜访之事，还未找到机缘。但红柯先生每出一本书，都会买来学习研读，红柯的许多经典短篇作品，我会如数家珍地复述出来，对于红柯的痴迷，相当于星文兄对书法的痴迷。
星文兄对于书法的熟悉，犹如我对红柯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些蒙古人、哈萨克人、卫拉特人、布鲁特(吉尔吉斯)人的历史与文化、习俗与生活、文学与艺术的熟悉程度差不多。
因为，我比较系统地研习过北地、中亚及西北边地民族的历史，比如《蒙古民族通史》《蒙古民族史》《卫拉特蒙古史》《土尔扈特部落史》《哈萨克民族史》《柯尔克孜民族史》等等，都是为了创作一部反映卫拉特人抗击沙俄入侵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山雪》。结果《天山雪》没完成，却意外地写了一部反映西伯利亚土著人抗击沙皇入侵的长篇《金色的乌拉尔》。
在渭南彼此交往的十年里，更多的是因为文学而不是书法。他的书法成就今已被多数人熟知，但他的散文也写得极好，被文学大家贾公平凹先生认可，便是对他文学造诣的最好注解。
《书法写我》散文集出版之时，为了写好序言，平凹公专门到他的书房——卧雪庐，可知俩人的交往之密切的程度，也表明平凹公对两人之间友谊的尊重。他两人经常可以为吃一碗面，一碗搅团而凑在一起，一谝就是几个小时。若不是挚友，绝不会如此。
在《书法写我》的序言中，平凹公如是说———“火山往往被雪覆盖着，史星文也如是。他是书法界大才，平日形态却是混沌样子，与谁初交都显得无能。艺可久身，也可招来嫉妒，嫉 妒则恨，恨又会生发种种不测。史星文几十年来，不惹是非，是非不惹，俯仰有节，进退皆宽。其处世无奇，在于他的淳厚，在于他的坦诚和无私。河浅只会浪花飞溅，潭深的才水不扬波。这种人可靠，能以委托，但相坐无趣。”……这些年，史星文写了许多关于书法的文章。那都是他的体悟，犹如剖开身子可见舍利。
读到深处，竟叩月敲日，刮天揭地，那么多的真知灼见，滚滚涌来，真感慨是一次火山的喷发。
让我一直仰视的平凹公如此说，我若对《书法写我》评品一番就将成笑谈，那不是如草原上的学舌鸟一般无趣？
好在翻开目录，我便笑了。许多篇目都是往日在一起喝茶聊天时吟诵过的。比如《我是谷子》《我的卧雪庐》《华山三友》《我的慢生活》等等。还有更多的并未收进这个集子。
记得他刚搬进“卧雪庐”时，应邀前往，那是一个冬天，屋内尚未通暖气，冷得我嘴唇打着哆嗦，可他竟不觉得，可能是他的心热着。喝茶闲扯中，他吼起了秦腔《金沙滩》，我听不懂，但能感受到那种雄烈与浑厚，凛然和激昂，悲凉中蕴藏着的阳刚……兴之所至，他让我吟唱长调，当久滞于胸的旋律从喉咙里爬出来，我已泪流满面———他的故乡就在身边，举步可至。可生养我的故土在何处？犹如草原上被朔风卷起的一叶牧草，飘舞在天空，我的母亲魂归何处？我的老娘(外婆)又葬在哪里？或许永生的大地知道，尊贵的长生天知道，而我却均不知晓！
吴振锋先生曾说，“一个人能数十年坚持只做一件事，这才是厉害人。”史星文就是几十年只做一件事的人。为此，值得我敬重与仰视。
对星文兄而言，“书法写我”与“我写书法”都是一回事，犹如平凹公之文学境界，“我佛渡我”与“我渡我佛”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修行成了佛！
说实话，对我而言，并未在文学圈讨生活，就著书立说，仅出过一两本书，充其量就一业余作者。对于写作，纯属兴趣，若有朋友们夸张美言几句，说什么实力派作家之类妄言，不可当真，否则将成笑谈。古都长安，自古圣哲贤达蛰处之地，我辈怎敢轻狂妄语？何况我乃生之化外蛮荒之处，领悟博大精深之华夏文明精髓，如蝼蚁望天。
今时，我亦年越六旬，对于文学，也只能如纸上放牧自己的畜群，尽力做好一个牧羊者，倘若孤寂时，低吟几声阿勒泰呼麦，就无暇顾及世俗牧场的羊粪粒会有几多。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