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有点文化的人恐怕都知道“于右任”这三个字的，如果你还能“舞文弄墨”，那你多半还是“于粉”一族。记者非“于粉”，但对老先生的修为与建树一直敬仰。故在先生诞辰日前夕，记者去三原拜谒寻访了一趟，更觉先生的非凡卓异。
其实，在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陕西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民主革命的主要阵地，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三秦儿女也挺身投入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滚滚洪流之中。他们前仆后继，苦苦探索，不惧艰难与牺牲，在献身民族解放与富强的道路上，也写下了自己壮丽多彩的人生篇章。被誉为“陕西三杰”的于右任、李仪祉、张季鸾就是那个时代三秦儿女最优秀的代表。
本报于2016年对李仪祉和张季鸾已先后作了专题报道，今天向读者介绍“陕西三杰”的最后一位，并以此献给于右任先生138周年诞辰。
于右任的奋进人生
于右任纪念馆位于三原县城东高速公路的旁边，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纪念馆是1992年由三原各界群众、台湾标准草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集资建造，1997年11月正式开馆对外开放。馆内有“于右任先生爱国事迹展”、“于右任书法作品展”和“现代书法作品展”三个陈列室以及碑亭、碑廊、雕像等。纪念馆展现了于右任革命和爱国的一生，也珍藏了于右任的墨迹珍品以及当代海内外书法名家的作品。
三原县在2009年被授予“中国书法之乡”，这里如今已成为当地青少年和一些院校的书法培训基地，这些都和于右任有着天然的关联。参观寻访中，记者能感受到当地群众对这位先贤的崇敬与乡情。虽然于右任已辞世53载，离开家乡的时间则更长了，但谈起于右任，许多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那么，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位大师巨匠的人生历程……
138年前的4月11日，于右任先生出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家境贫寒，母亲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来的，父亲于新三在四川打工。于右任不到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他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6岁入名儒毛班香的私塾就读。在《怀恩记》中于右任写道：“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每年清明节，伯母都要带着他到生母墓前哭述，娃已几岁了，读了什么书等等。每及此时，于右任都“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父亲也对他寄予厚望，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示范。于右任回忆：“我白天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正是这样艰难情境下的刻苦用功，于右任16岁即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19岁参加岁试，他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
1900年慈禧出逃到了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上书巡抚要其“手刃西后，归还新政”，他还照了一张写有“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的散发照到处散发。期间多次以诗词寄情：“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伐鼓撞金齐奋起”等，抨击时弊，倡言革命。知县及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的于右任闻讯当即逃往上海，化名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不久，因法籍神父把持学政，排挤爱国师生，于右任等愤起集体罢课、退学，受公推与邵力子、叶仲裕等七人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名即为于右任所题。
于右任愤慨清廷取缔《苏报》、《警钟日报》，1906年4月，他为创办报纸赴日本考察，遇孙中山而加入同盟会。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因火灾停刊后，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亲撰《宣言书》：“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决心为办报“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南一亩田。”放言揭露清廷专制腐败，崇洋媚外，民生凋蔽。被清廷构陷入狱。出狱后再办《民吁日报》及《民立报》，5年期间一刻不曾停止革命宣传，《民立报》还成为辛亥前后革命的活动阵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于右任也因此赢得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元老记者”的称誉。这也正是人们说的“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对推动国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首开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1918年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离陕到上海，与叶楚伧等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随军进驻西安，1927年率部与北伐军在郑州会师。他曾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1931年就任监察院院长直到去世。
于右任的大师风采
终其85年的人生成长，于右任不仅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书法家和诗人。
于右任就读私塾时就钟情爱国诗章，刻苦习作锤炼。一生诗词曲作一千多首，紧随着时代的步伐，反射着历史的演变，始终跳动着爱国主义的脉搏，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不朽的爱国史诗。
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尤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于右任从11岁开始，在毛班香私塾里师从毛汉诗学草书，亦习唐楷、王、赵，辛亥后精研魏碑，把篆、隶、行融化入楷，个性天成，开辟了严整、舒展、豪宕、奇险的楷书新境界，超越于清代以来任何魏体大家。二十年代，转写行书，把魏碑的神质、风韵、个人的儒气、侠风、灵性、身手融入行体，把行楷推上一座新高峰。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他的草书亦由篆、隶、北碑脱化而出，博综诸家，陶铸万象，雍容大雅，变化雄奇。尽运用之精熟，开胸襟于规矩。所谓“胡马依北风”，字里行间更透出西北人特有的大道雄强，磅礴无极。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于右任从改革中国文字、强国利民的高尚追求出发，组成《标准草书》社，呕心沥血研制《标准草书》，历经三十多年，反复九次修订出版，探索出中华草书的结体规律，揭示并建立草书的代表符号，总结制定出“标准草书”的四条八字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草书规范化做出了亘古未有的创举，从而把草书艺术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里程碑。研制与创作俱进，先生的草书艺术，日臻成熟，及至晚年，达到炉火纯青，于体书法风行海内外，举世公认为“一代草圣”。
于右任一生写的作品无法统计，有人粗略估计在1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直大呼“取墨来”。他不问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每有所求，他都来者不拒。抗战期间，他回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他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
在于右任一生的书法生涯中，曾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流传最广的一说是，一天，有人特备酒筵请于右任写字，于右任饭后在酩酊之中挥毫，留下一行“不可随处小便”而去。第二天，那人拿着这幅字请教于右任，于右任自知酒后失笔，连声道歉。沉思良久，叫人取来剪刀重新拼排，结果成了：“不可小处随便”，来人一看，禁不住大喜，再三拜谢而去。
此事难辨真假，却反映了于右任书法艺术的传奇魅力。
抗战时期我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报头也为于右任所提。有人统计，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也透现着他的心声。
在半个世纪里，他以高古的品质修养和非凡的才情智慧，创造了许多难以估价的艺术珍品，为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宝库树立了又一座书法艺术丰碑，这些卓然成就将永远光启后人。
在全国，已78岁的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是一位研究于右任的权威专家，他从书40余年，著作等身，他艺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于右任书法研究》。在今天他几十个职业头衔中，和于右任相关的一个是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名誉会长，会员已达一千多人；再就是《于右任书法全集》的主编，他历时十三载，集海内外之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以宣纸分装印刷的36卷本的皇皇巨著，使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得以继续弘扬。
于右任先生虽然已故去50多年了，但学生及门人至今遍布海内外，真可谓清誉满天下。
于右任的故园情怀
于右任的故居位于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里面有两个院落，目前只恢复了700多平方米，是省级的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西院原来是养母的厢房，现在开设了两个展厅，主要展示于右任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北院是于右任居住之地。老屋非常简陋，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一股纯朴典雅的乡间气息扑面而来。
三秦大地，不仅生养了于右任，也为他提供了革命的舞台。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专权，投降卖国。于右任追随孙中山联络策动西北革命党人进行“护法”斗争，不断发起起义。1918年5月，应陕西革命军之邀，他奉孙中山之命回陕，8月9日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把来自陕南、陕北、关中等各地方的革命义军，组织团结整合为陕西靖国军六路部队，统一在国民革命旗帜下。靖国军统辖关中20余县，东至同州，西至凤翔，以两万余人之众抗击直、皖、奉、晋、甘、豫、蜀、鄂等省军阀部队达二十余万，坚持五年之久，成为北方唯一的革命武装力量，与南方护法运动遥相呼应，有力地支持推动了国民革命。
靖国军期间正值关中大旱，军无粮饷，民不聊生。于右任费尽心血，内外周旋，废除苛捐杂税，开放盐禁，废除高利贷，禁种鸦片吸毒，并从东南募捐七十余万元，分发救济各县灾民，保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为发展水利，1920年在靖国军总部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邀请水利专家李仪祉勘测设计泾惠渠及三原西关西河湾清河改道蓝图。1929年利用年馑赈灾款，以工代赈动工兴修，1932年泾惠渠建成，浇地五十余万亩，福泽三秦父老。
于右任还大兴教育。从1919年开始，先后在三原创办渭北中学、渭北师范、县立中小学、民治学校、恢复工业职业学校，后又创办三原女子中学，使区域办学之风大盛。一时间，革命、进步人士聚集，各校轮流举行学术讲座、演讲，介绍西方民主科学、苏俄社会主义，群众民主爱国活动遍及城乡，三原成为渭北民主革命中心和陕西地下党活动开展最早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921年，直系军阀占领西安，靖国军各路先后遭分化改编。唯杨虎城部坚持靖国军革命大旗，抗击北洋军阀。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军退入察绥，直系刘镇华镇嵩军以十万之众，围困西安。李大钊邀约于右任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进军西北，解围西安，策应北伐。于右任经黄海、朝鲜湾、日本海，绕道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受到斯大林接见。8月即和冯玉祥启程回国，组成国民革命联军，9月17日在五原誓师，11月28日击溃镇嵩军，方解西安八月之围。
于右任随后就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主持陕政。他真诚实行国共合作治陕，把西安“皇城”改为“红城”，辟建“革命公园”，创办“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组织成立工会、农协、妇运青运群众团体，召开农协代表大会，全省会员达七十多万。改革民法、刑法，倡导平民教育，颁布婚姻法，支持群众组织和群众爱国民主活动，使陕西成为当时全国群众运动发展最高涨的地区之一。
于右任出身贫寒，敬天爱民。1929年，陕西大旱，三年无收，他向各界大声呼吁救灾，募捐110多万元救济陕西重灾各县。甚至将儿子在上海结婚的贺礼全部送回陕西救灾，又募捐购粮100多石，运回三原急救饥民。
于右任深感西北穷困，农业落后，1930年，在祖籍泾阳斗口村，购得土地1000余亩，连同族地300亩，创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设农艺、园艺、畜牧等项目，引进先进农业技术、良种，向农民示范推广。免费传授、培训，平价供应甚至向贫苦农民施舍良种。1932年，于右任到处奔走力争，亲自到杨陵勘察选址，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填补了西北无农业技术专科学校的空白。1942年，他又提出《西北十年万井计划》，以缓解陕甘干旱灾害，济民救困。
对陕西、对三原那浓浓的乡情，伴随了先生的一生，即使到了人生的尽头时，昏迷中的老人先伸了一个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指头，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老人只是摇头。后来还是他的挚友柳亚子先生一语破的：“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可见，故园情怀在老人是多么地深入骨髓。
于右任的悲戚暮年
1949年，面对人民解放事业的的节节胜利，身处国民党内的于右任极力支持和平谈判，亲自欢送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北上，支持《国共和平协定》。
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别故园……
于右任的一生，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寄居台湾后，他心怀大陆，情系故乡，时以诗文抒发思念、排解郁闷。“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怀念老妻：“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妆”；怀念师友：“破碎山河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于右任一生特行独立，本色不变。他布衣粗食，不爱钱，不贪财，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踏的是一双老布鞋，连袜子都是土制的。不夸张地说，他几乎做了一辈子大官，书法堪称一流，但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闹穷，到辞世时竟住不起医院，更没留下分文。他曾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于右任始终坚持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兼济天下，“不思八九，常想一二”，从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与名利，外在的东西不会去争，钱财随性遣之，名声任由人说。他给世间带来了功业，也使自己清贫了一生。
然而，无论怎样讲，裹挟而去又客居异乡，即就是于右任，要做到心境愉悦也并非易事。
积郁能酿疾，愤怒出诗人。1962年1月24日，在一夜未眠之后，思乡之苦、郁闷之情终于在晨光曦微中凝结成一位耄耋老人痛彻骨髓的血泪呼号——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血泪涌注，情激山河的千古绝唱，满怀同胞分离，咫尺天涯的悲愤！哀痛游子久别，急切归来的倾诉！期盼中华民族炎黄儿女欢聚一家的呼唤！爱国爱乡，情深意切，摧肝裂腹。
凄怆恸人的哀歌《望大陆》（又名《国殇》），很快在海内外传播，触动了两岸无数同胞和海外华人爱国思乡的情怀……
两年后的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先生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
“做官”达半个多世纪的于右任，所遗者唯几千册书、日常衣物及普通用具而已，连遗嘱也未曾留下，故治丧委员将这首《望大陆》作为老人的遗嘱。真乃“清官草圣于夫子，落落乾坤大布衣”。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曾动情地朗诵了这首遗歌，称其为“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
55年后的今天，记者再读此诗，依然扼腕长叹，唏嘘难已……
编辑：惠茹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