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余忠平
在秦巴山脉的崇山峻岭间，米仓古道如一条沉默的巨龙，横亘川陕两地。它因穿越米仓山得名，形成于商周，兴盛于秦汉，繁荣于唐宋，绵延三千余年，是蜀道体系中连接汉中盆地与川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喟叹，到商旅背夫的汗湿石板，从金戈铁马的军事角逐，到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这条古道承载着太多岁月的厚重，至今仍静静等待着世人探寻。
米仓古道概述
1、米仓古道的地理位置
米仓山地处中国西部，位于陕西、四川、重庆三省市交界处 ，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数百公里。米仓山地形复杂多样，山峰高耸林立，海拔多在1000米至3000米之间，部分主峰更是超过3000米。山体主要由石灰岩、砂岩、页岩等岩石构成，经过漫长的地质变迁和风化侵蚀作用，形成了众多峡谷、溶洞、峰林等地貌奇观。米仓古道穿梭于大巴山系的崇山峻岭之间，连接着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它大致呈南北走向，北起陕西汉中，南至四川巴中、达州等地，蜿蜒数百公里。
在古代交通中，米仓山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连接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天然屏障，但同时也蕴含着沟通南北的天然通道。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古代不同地域文化交流、商贸往来以及军事行动的关键节点。山间的河谷、垭口等地形，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开辟道路、构建交通网络的重要依托。尽管米仓山地形复杂，山势险峻。川陕两省自古以来地脉相连、文脉相通，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安因交通便利，四周有山河之险，是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千余年。四川盆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别是秦朝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成都平原成了中国历史上农业和手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地区，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故称“天府之国”。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和成都市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殷商时期四川盆地的古蜀国有着高度灿烂的古代文明，成都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的中心。
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是我国古代两个最著名的 “天府之国”，自古被险峻的秦岭和巍峨的巴山所隔阻。被誉为“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的汉中夹持在秦岭与巴山之间，交通十分不便，经济和文化交流困难。唐代诗人李白留下了千古喟叹：“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尽管如此，因军事战略和经济、文化交流之需要，先民们在秦岭和巴山的千沟万壑中,披荆斩棘、开山劈石，历经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的开凿沟通，形成了秦巴间7条主要道路，其中秦岭中有4条：即，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陈仓道；巴山中有3条：荔枝道、金牛道、米仓道，这些道路通称为蜀道。
米仓古道，是穿越米仓山连接陕西汉中与四川北部的道路。有东、中、西三条线路，均需翻越川陕交界的米仓山，通称米仓道。米仓道是汉中到川北的捷径，但道路狭窄、曲折、险峻。
著名考古学家王建新（右）考察米仓古道
2、米仓古道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
在古代交通体系中，米仓古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往今来，无数商旅、行人、军队穿梭于米仓山的崇山峻岭之间，使得这里的交通线路逐渐发展成为连接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纽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
先秦时期，交通方式极为有限，道路的畅通与否直接关乎区域间的沟通与交流。米仓古道作为连接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的关键通道，成为了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它不仅缩短了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更为周边地区的人员往来、物资流通搭建了稳固的桥梁。无数的商旅、行人沿着这条古道穿梭往返，使得不同地域的信息得以快速传递，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传播
军事层面上，米仓古道的战略价值不可估量。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冷兵器时代，控制了这条古道就等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对于北方政权而言，占据米仓古道可以南下直逼四川盆地，进而掌控西南地区的局势；而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守住此道则能有效抵御北方势力的入侵，确保自身的安全。历史上诸多著名战役都围绕米仓古道展开。经济交往流通中，米仓古道更是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有力地促进了区域间的贸易往来。汉中盆地丰富的农产品、手工业制品，通过米仓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盆地；而四川盆地的特色商品，如丝绸、茶叶、食盐等，也借助这条通道销往北方地区。这种大规模的物资交换，带动了沿线商业的繁荣发展。众多的城镇、集市在古道两旁兴起，成为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
3、米仓古道南郑境内线路考述
米仓古道是古代川北地区与汉中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驿道。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路,古代循河觅路，因河成道，分别沿冷水河、喜神河、白岩河河谷到四川，均需穿越川陕交界的米仓山，所以通称米仓道，三条线路北麓集结点为今陕西汉中，南麓集结点为四川巴中。
米仓古道东路：由汉中城南么儿拐，经大河坎渡口过汉江南行，溯泠水河而上，经三花石、芦家沟后线路分两条，其一沿泠水河西岸经祖师殿、高家岭、茶坊寺、牟家坝至郑家坝、经青石关、回军坝、天池梁至西河口（或经秦家坝、小坝至西河），其二自芦家沟，过泠水河、经塘坎子、湘水寺、关爷庙、法慈院、回龙庙、渡水磨河、越过大垭至三岔河，经爬岩店、天池梁至西河口，两条线路至西河口汇合后，再南行经朱家坝（今碑坝）、蟒蛇滩、至四川通江县，终点至巴中。1933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自陕入川，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中共陕南特委及杨虎城部参谋武志平沿这条线路秘密将情报、物资、药品等送往苏区，开辟了红色交通线，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米仓古道中路：由汉中城南么儿拐，经大河坎渡口或中咀子渡口过汉江，经中所营、草堰塘、周家坪、青树子、红庙塘、至今喜神坝。米仓中路至喜神坝后分为三条路线，其一自喜神坝折向东，经小坝、关坝，至四川省南江县上两，其二自喜神坝南行经岩房坪、台上、南江县焦家河、越陈家山至两河口，其三自喜神坝折向西经西沟、庙坝，至南江县上两，三条线路至南江县上两交汇后至南江县、终点至巴中。
米仓古道西路：由汉中城西关西行，从上水渡过汉江，经石拱桥、高台寺、新集、至两河口后，分为三条线路，其一自两河口，南行经三门子、濂水、岭镇（今南郑县黄官镇）、塘口、庙坝，在南江县上两交米仓道中路至南江县城、终点至巴中。其二自两河口，向西至魏家桥，折向南行至云河、庙坝，至南江县和巴中。其三自两河口，向西经魏家桥、越大垭至元坝、折向南行经黎坪、至四川旺仓县或向西交金牛道入川，或折向南至巴中。这三条线路统称为米仓道西路。
4、历史文献典籍和地方志书中的米仓古道
诸多历史文献典籍和地方志书都记载了米仓古道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米仓道“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
《辞海》记载“米仓道，在今陕西南郑县,位于川陕交界,东与大巴山相连。自南郑经此山为入蜀要道，路皆险峻，古称米仓道。古代用兵，自陕入蜀，多出此道”。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记载往返于米仓道的是《三国志·张鲁传》：“鲁自汉川垂三十年，闻曹操征之，至阳平，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 。于是乃奔南山”。《资治通鉴》也记载了“曹操攻汉中，陷阳平关，张鲁奔南山入巴中”。“张鲁兵败阳平奔南山入巴中”是东汉未年发生在米仓道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三国志》还记载了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张飞、魏延等先后在此道大败魏将张合阝。
《华阳国志》这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中，就有关于米仓古道所在区域交通状况的记载。书中描述了当时巴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通道，虽未直接以“米仓古道”称之，但对其大致走向和重要性有所阐述。彼时，这条通道已成为连接巴蜀与中原等地的重要路径，促进了物资交流与文化传播。
《元和郡县图志》详细记载了唐朝时期全国各州县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等信息。其中对米仓古道途经地区的州县进行了细致描述，提及了古道沿线的一些重要关隘、城镇以及它们在交通网络中的位置。通过这些记载，我们能了解到唐朝时期米仓古道在区域交通中的地位以及当时的利用情况。
地方府志、县志等方志类文献对米仓古道的记载更为详尽。清代《汉中府志》《南郑县志》等详细记录了米仓古道的具体路线，还涉及到当地百姓在古道建设、维护中的活动。一些方志中提到，当地民众自发组织参与道路的修缮工作，以保障古道的畅通。
米仓古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米仓古道形成的历史背景
1、政治因素
在古代，中央政权对广袤领土的有效统治离不开便捷的交通网络。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皆是重要的战略区域，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对王朝的稳定与繁荣意义重大。为加强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管控，确保政令畅通、赋税征收顺利，开辟一条连接两地的通道成为必然需求。历史上不同政权之间纷争不断，领土扩张与防御是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的地缘关系使其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拥有一条能够快速调兵遣将、输送物资的通道，对于巩固边防、维护政权安全至关重要。通过米仓古道，中央政权可以迅速向边境地区增派兵力，应对外部威胁；同时，也便于对内部可能出现的叛乱势力进行及时镇压，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
2、经济因素。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推动米仓古道开辟的重要动力。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各自具备独特的经济优势。汉中盆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生产发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同时畜牧业和手工业也颇具规模。四川盆地则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先进的手工业闻名，尤其是丝绸、茶叶、盐巴等产业，产品质量上乘，产量可观。米仓古道的开通，使得两地的商人能够更加顺畅地开展贸易活动。汉中的粮食、皮毛、铁器等物资可以运往四川，满足当地的生活和生产需求；而四川的丝绸、茶叶、食盐等物产则能够销往北方地区，拓展市场空间。这种大规模的物资流通，不仅带动了沿线商业的繁荣，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协作，推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3、军事因素。
在冷兵器时代，军事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条件。米仓古道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地势复杂，山脉纵横，河流交错，天然的地理屏障给军事行动带来了诸多困难。因此，寻找一条能够穿越这些障碍、快速调动兵力和物资的通道成为军事家们的首要任务。米仓古道的开辟为军队的行军、补给提供了便利。在战争时期，军队可以通过古道迅速向目标地区集结，抢占战略要点。同时，古道沿线的险要地势也为军事防御提供了天然优势。军队可以利用山谷、隘口等地形构筑防线，以少量兵力抵御大量敌军的进攻，达到以逸待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历史上，许多军事行动都充分利用了米仓古道的战略优势。无论是北方政权南下征服西南地区，还是南方政权抵御北方入侵，米仓古道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重要通道。例如，在某些大规模的战役中，军队通过古道秘密行军，出其不意地攻击敌方薄弱环节，从而扭转战局。因此，为了满足军事战略需求，保障国家安全，开辟和维护米仓古道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重要军事举措。
（二）米仓古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脉络
1、米仓古道远古人类活动痕迹
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古道所在区域的洞穴和河流阶地展开的探索，收获颇丰。在南郑区龙岗寺遗址、西乡李家村遗址、何家湾遗址、城固县宝山遗址等，发掘出土了大量磨制石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以及墓葬、陶窑、聚落遗址。从文化类型上，既有北方文化的特征，也有巴蜀文化的特征。表明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自古就存在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通过对史前时期米仓古道地区远古人类活动痕迹的研究，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早期文明的曙光，了解到这片土地上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为深入探究米仓古道的历史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2、先秦时期米仓古道的开辟
关于米仓古道最早开辟的时间，虽尚无确凿定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先秦时期华夏大地各诸侯国纷争不断，势力范围不断变动，区域间的交流与融合也在加速。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所在区域，早已存在部落与方国，他们为了生存、贸易以及军事防御等目的，有开辟道路的需求。据一些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当时蜀地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已有一定联系，而汉中盆地作为中间过渡地带，极有可能存在沟通蜀地与中原的通道，米仓古道或许就是其中一部分。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为探寻米仓古道的起源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六国后，大力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政策，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络的建设。尽管没有直接提及米仓古道，但秦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较大，修筑了多条通往西南的道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汉中与巴蜀地区关系紧密，在秦朝大规模道路建设的背景下，米仓古道很可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成为官方认可的交通要道。到了汉代，相关记载更为丰富。《汉书·地理志》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行政区划和交通状况。从对汉中郡和巴郡、蜀郡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几个地区之间人员往来频繁，物资流通顺畅，说明存在一条稳定且重要的通道相连。米仓古道作为连接汉中与巴蜀的便捷路径，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在一些汉墓出土的简牍中，也发现了关于物资运输路线的记载，部分内容与米仓古道的走向相符，进一步证明了在汉代米仓古道已成为重要的交通线路，而其起源应早于汉代。 综合各类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米仓古道的雏形极有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当时的部落和方国出于经济交流、军事防御等目的，在崇山峻岭中形成了最初的道路。随着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和对西南地区开发的深入，米仓古道得到了系统修建和完善，逐渐成为连接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的重要交通道路。虽然目前还缺乏绝对的证据确定其确切开辟年代，但从多方面线索综合判断，先秦至秦汉时期是米仓古道从萌芽到成型的重要阶段，这段漫长的发展历程为其后续在历史长河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3、秦汉时期的拓展
秦汉时期，国家实现了大一统，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为米仓古道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一时期，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考量，对米仓古道进行了有计划的拓展与完善，使其在交通、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秦朝统一六国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国家统一的政策，其中包括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为了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秦朝派遣大量军民前往该地区开垦荒地、修筑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米仓古道得到了初步的开拓和规范。秦朝的工匠们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对古道的部分路段进行了拓宽和加固，改善了道路的通行条件。他们还在古道沿线设置了驿站和亭燧，用于传递公文、接待过往官员和提供军事预警。这些驿站的设立，不仅提高了古道的交通效率，也增强了秦朝对该地区的管控能力。
汉朝建立后，在秦朝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米仓古道迎来了全面发展与繁荣的时期。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为了打通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汉朝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米仓古道进行扩建和完善。在道路建设方面，汉代不仅对原有路段进行了修缮和拓宽，还开辟了一些新的分支路线，使米仓古道的网络更加密集。汉代还在古道沿线增设了更多的驿站、邮亭和关卡，加强了对交通的管理和控制。这些驿站不仅为过往的官员、商旅提供食宿和马匹更换服务，还承担着传递信件、情报等重要职责，使得信息能够在不同地区之间快速传递。秦汉时期是米仓古道发展的重要阶段。秦代的开拓与规范为古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的全面发展与繁荣使其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发展为米仓古道在后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变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米仓古道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频繁的战争之中，其发展也深受战争的影响，呈现出兴衰交替的态势。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各方势力为争夺领土和资源展开了激烈角逐。汉中地区成为魏蜀两国争夺的焦点之一，米仓古道作为连接汉中与巴蜀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蜀汉政权为了巩固边防、北伐中原，十分重视对米仓古道的经营和维护。诸葛亮多次出兵北伐，米仓古道成为蜀军运送粮草、兵力调配的重要通道。蜀军在古道沿线设置了众多军事据点和关卡，加强了对古道的管控，确保物资运输的安全和畅通。在一些险要地段修筑了堡垒，派兵驻守，以抵御魏军的侵扰。这一时期，米仓古道在军事行动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和加固，其交通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蜀汉政权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撑。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频繁，不同政权对米仓古道的管理和利用也各不相同。各个政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古道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这使得米仓古道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杂的管理变化。在西晋短暂统一时期，国家相对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政府重视交通建设，对米仓古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和维护，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古道沿线的商贸活动逐渐复苏，一些城镇和集市重新繁荣起来。然而，西晋的统一局面并未长久维持，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国家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地区陷入动荡不安之中。东晋时期，偏安江南，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对峙局面。此时，米仓古道所在的地区成为南北政权的缓冲地带，局势相对复杂。东晋政权对米仓古道的控制相对较弱，但仍试图通过与当地势力的合作，维持古道的基本畅通，以保障与北方地区的贸易往来和信息交流。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米仓古道的重要性，他们在控制部分地区后，也对古道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和利用，以满足军事和经济需求。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长期对立，战争频繁。米仓古道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之一，其归属时常发生变化。不同政权在占领古道后，采取了不同的管理策略。南朝政权注重对古道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增强自身实力。他们在古道上设立关卡，征收赋税，同时加强对商贸活动的管理，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北朝政权则更侧重于军事防御，在古道沿线修筑了大量的军事工事，屯驻重兵，以防止南朝军队的北上。这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使得米仓古道在南北朝时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特点，既受到战争的冲击，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交流的重要时期。米仓古道作为连接不同地区的交通要道，成为了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对沿线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唐宋时期的繁荣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米仓古道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商贸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的物产更加丰富多样。汉中的粮食、药材、皮革等物资，以及四川的丝绸、茶叶、瓷器、食盐等物产，都通过米仓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在米仓古道沿线，兴起了众多繁华的商业城镇。这些城镇成为了物资集散和交易的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汉中、巴中、达州等城市因地处米仓古道的关键位置，商业活动异常火爆。街道上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操着各种口音，讨价还价，一派热闹景象。每天都有大量的商队穿梭于古道之上，骡马驮着沉重的货物，铃声回荡在山谷之间。这些商队不仅带来了各地的商品，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与融合。到了宋代，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对各类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米仓古道的商贸活动更加活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由于宋朝政府鼓励商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流通的政策，如降低商税、保护商人权益等，使得米仓古道上的商业活动更加顺畅。这一时期，商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许多专业的商业行会和牙行，它们在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交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纸币“交子”的出现，更是大大便利了商业交易，促进了贸易的繁荣。米仓古道上的商人利用“交子”进行大额交易，无需再携带大量沉重的金属货币，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此外，海外贸易的兴起也对米仓古道的商贸产生了积极影响。唐宋时期，为了适应日益繁忙的商贸和交通需求，对米仓古道的交通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和完善。在道路修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古道进行了拓宽、加固和修缮。唐朝时期，工匠们采用了先进的筑路技术，将道路铺设得更加平整坚实，提高了道路的耐久性和通行能力。在一些崎岖的山区路段，继续开凿和完善栈道，确保车马和行人能够安全通行。宋代则更加注重道路的养护和管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道路的维修和保养，及时清理道路上的障碍物，保障了道路的畅通无阻。交通驿站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驿站的数量增多，分布更加合理，功能更加齐全。每个驿站都配备了充足的马匹、车辆、食宿设施等，为过往的官员、商人、信使等提供了舒适便捷的休息和换乘场所。驿站之间形成了高效的通信网络，通过快马传递公文和信件，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一些重要的驿站还成为了物资储备和转运的中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物资能够及时调配和运输。为了保障米仓古道的安全和秩序，唐宋时期加强了对古道的管理。在古道沿线设置了大量的关卡和巡检司，派兵驻守，负责检查过往行人与货物，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盗贼的侵扰。同时，制定了严格的交通法规和商业管理制度。这些交通设施的完善和管理措施的加强，为米仓古道的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得米仓古道在唐宋时期成为了一条安全、便捷、高效的交通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唐宋时期是米仓古道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商贸、文化交流、交通设施与管理以及城市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繁荣为米仓古道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6、元明清时期的持续发展
元朝建立后，疆域辽阔，构建了庞大的帝国统治体系。米仓古道在元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与经济交流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元朝统治者为巩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米仓古道成为兵力调配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尽管元朝军事力量强大且交通网络广泛，但古道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无法被忽视。通过米仓古道，元朝军队能够快速向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进发，应对可能出现的叛乱或外部威胁，保障西南边疆的稳定。例如，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古道为军队提供了相对便捷的行军路线，减少了因地形复杂带来的阻碍，确保军事行动的高效开展。在商贸方面，元朝推行开放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繁荣。米仓古道作为连接南北的传统商路，继续发挥着物资流通的重要作用。汉中与四川地区的特色商品依旧通过古道进行贸易往来。北方的皮毛、马匹等物资南下，而南方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则运往北方，甚至远销中亚、欧洲等地。元朝发达的驿站系统与米仓古道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的效率，使得古道沿线的商业活动得以持续发展，一些原本因古道繁荣而兴起的城镇依旧保持着商业活力。明朝时期，对米仓古道进行了多方面的巩固与发展，使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在经济上，明朝政府重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米仓古道沿线地区的经济也随之繁荣。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耕地的开垦，汉中与四川地区的农产品产量增加，通过古道运往各地的物资更为丰富。同时，明朝的手工业蓬勃发展，四川的丝绸纺织业、陶瓷制造业等技术精湛，产品质量上乘。这些商品借助米仓古道运往北方市场，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互补。此外，明朝商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米仓古道沿线的商业城镇中，商业活动更加多样化，出现了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为商业交易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推动了古道经济的繁荣。文化传播方面，明朝大力推崇儒家文化，通过米仓古道，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理念等深入传播到西南地区。许多文人学士沿着古道前往西南讲学、任职，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西南地区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也通过古道传播到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例如，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手工艺等特色文化元素被中原地区所了解和接纳，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且，明朝的移民政策使得大量人口向西南地区迁移，米仓古道成为移民的重要通道，不同地区的人口汇聚，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清朝前期，国力强盛，米仓古道迎来了又一个繁荣阶段。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古道上的商贸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度。四川地区在清朝成为重要的经济区域，其丰富的物产如盐巴、茶叶、丝绸等通过米仓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汉中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也在古道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古道沿线的城镇经济繁荣，商业店铺、客栈、货栈等鳞次栉比，形成了完整的商业产业链。例如，一些城镇成为特定商品的集散地，巴中成为茶叶贸易的重要枢纽，达州则在丝绸交易方面颇具影响力。这些商业活动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重要支持。元明清时期，米仓古道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面临着时代变迁和交通方式变革的挑战，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和适应性。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
米仓古道主要遗迹
（一）、栈道遗迹
位于南郑区碑坝镇西沟村春光组三道河。地理坐标（东端）：东径107°08'29.6"，北纬32°36'05.5"海拔高度1133米。该栈道是米仓古道上连通碑坝与南江的主道路中的一段。现存18个栈孔呈东西走向，单层排列。16个方形竖栈孔，最大孔边长40厘米，最小孔边长10厘米，孔深10--16厘米，两孔内残存有石桩。2个圆形竖栈孔，孔径分别为13、16厘米，孔深15厘米。
（二）古桥梁遗址
定波桥位于南郑区青树镇（原塘坊乡）平桥村东侧，古米仓道上。地理坐标：东径106°54'18.9"，北纬32°54'54.5" ，海拔高度647米。桥侧有清咸丰五年（1855年）修桥碑一通。现存结构基本完整，为单孔拱形石桥，桥体以条石砌筑,石拱卷砌法为纵联式, 桐油、石灰浆勾缝,桥面两侧砌栏杆。全长7.75米，宽3.34米，高6米。
位于南郑区青树镇汪家坝村,地理坐标:东径106°54'42.2",北纬32°54'13.0",海拔高度604米。胜利桥建于清代，是米仓古道桥梁设施之一，坐落于濂水支流上。桥面为双孔平桥，20世纪修建二南公路时桥面被改建为水泥桥面。桥面长7米，宽5米，高3米。现部分桥体被叠压于211公路下
位于南郑区红庙镇（原喜神坝乡）群福村，跨古米仓道贾家河上，双跨石梁桥。修建年代不详，地理坐标东径106°53'55.1"，北纬32°46'54.3"，海拔高程904米。东西走向，全长12米，宽1.2米，高出正常水位4.5米。两边桥墩用条石错缝平砌而成，上部出跳三次作成伸臂架式样；中间桥墩以条石一平一顺砌成，迎水面筑成分水金刚，顶端两侧叠涩出檐。桥面由3根条石铺成。
位于南郑区红庙镇（原喜神坝乡）群福村。地理坐标东径106°53'48.4"，北纬32°46'46.3"，海拔高程960米。位于米仓道跨贾家河支流上。修建年代不详，单跨石梁桥，南北走向，全长5.5米，宽1.2米，高出正常水位2.5米。两岸以石错缝平砌桥墩各一，桥面由3根条石并列铺砌而成。
位于南郑区红庙镇（原喜神坝乡）龙家岭村，贾家河南一小溪上，地理坐标东径106°55'43.8"，北纬32°48'29.8"，海拔高度751米。为石质梁桥。桥墩呈弧形，用石条砌筑，高3米，长5米。桥面为三块并列天然石条，宽140、长400、厚22厘米
位于南郑区黄官镇（原塘口乡）长沟村二组。地理坐标：东径106°47'23.1"，北纬32°42'53.3"，海拔高度1168米。庙坝关隘遗址地处是川陕交界处米仓古道支线上，明末时期在此修有挡墙，挡墙呈东西走西，挡墙由黄土、白灰、青颗盐混合筑成，墙外包砖，后被破坏。据民国10年(1921)郭凤洲《续修南郑县志》记载：挡墙“险踞崖侧，陡临深涧，出入上下，人难并行”，现存遗迹长120米，宽约6米，高约2.5米。此关为米仓道庙坝支线，重要的入川关口
（三） 古建筑遗迹
位于南郑区碑坝镇茶园坝通木组大房坪，地理坐标东径107°09'42.3"，北纬32°37'48.0"，海拔高度1137米。罗家寨修建于清末年间，大地主罗家为了防御土匪入侵而修建此山寨，依山而建，背靠牛啃山。现遗存有城墙、寨门各一处，现寨内住有6户人
位于南郑区汉山街道石门村六组，地理坐标：东径106°54'32.9"，北纬32°57'56.3"，海拔高度547米。石门碉楼所处位置，是米仓古道中路必经之处，是为抵御侵挠的防御性建筑设施，建造于民国初年。碉楼平面呈长方形，版筑土楼三层，面阔4米，进深5米，高约15米，悬山顶，南面每层开小窗，东面三层开小窗。石门碉楼为汉中市极少见的建筑形式。
青树镇柳树沟村王家碉楼南郑区青树镇柳树沟村易家河沟王家院子。地理坐标：东径106°53'08.5"， 北纬32°57'07.1"，海拔高度618米。王家碉楼所在的青树镇柳树沟村处于米仓古道沿线，王家为当地富商，民国初年建造该碉楼防御被侵挠，并与土匪发生过激战。碉楼平面呈长方形，版筑土楼三层，面阔3.7米，进深5.6米，高约15米，悬山顶，二三层两面开小窗，四面有射击孔，底层正面辟小门。
鹰嘴岩寨址位于南郑区白家湾村鹰嘴岩。地理坐标：东径106°55'16.7"，北纬32°57'55.8"海拔高度818米。鹰嘴岩寨址处于米仓道沿线，地处大汉山余脉的一个独立小山上，这里在明未清初白莲教活动比较活跃，是白莲教的重要据点。清未相传为躲“长毛子”避难处。“长毛子”即对太平天国的诬称，其时代在1852年左右。寨址位于山顶部，平面略呈椭圆形，南北走向，南高北低，纵约120米，宽约10—30米。寨址现存石寨墙一周、南北大门各一座。寨墙长约300米，高30——100厘米不等，厚40厘米；北门，石块砌筑，门道宽150厘米，残高150—300厘米；南门利用天然断崖开凿，宽20厘米。鹰嘴岩寨子遗址是研究明未清初白莲教活动和清代未期太平天国在汉中活动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金华村宋代摩崖石刻位于南郑区新集镇金华村十三组，地理坐标东径106°46'53.4"、北纬32°57'27"、 海拔高度718米。该摩崖位于金华村十三组真神洞后20米处一条山沟边的崖壁上，小地名叫凤凰崖。摩崖石刻有三处，集中在同一石壁上。其中一方摩崖石刻为一首二十句七言诗《赠张俞秀才游金华山》：“凌晨别我将何适，鹤态飘然振霜翮。指点金华欲去游，骑驴直造烟霞宅。一片岚光凝不飞，数里松阴翠如滴。背腊山寒雪未消，迎春地暖花争拆。水潺潺兮风索索，帘卷虚堂正岑寂。高歌应有鬼神听，状物潜驱鸿化力。繄我浮生系郡符，安得乘闲访灵迹。吟成一首送君诗，倩僧勒上岩边石。”落款为景祐元年 （北宋仁宗赵祯年号1034年）。该摩崖题诗为北宋仁宗皇祐初年汉中郡守郑炎《赠张俞秀才游金华山》。郑炎，生卒年不详，北宋进士。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官惠安县令（明嘉靖《惠安縣志》卷一一）。宋仁宗时期为汉中郡守（《宋詩紀事》卷一九）。《中华诗词》之《全宋诗》502卷收录郑炎诗《赠张俞秀才游金华山》。
此处石质多为叶岩，此石刻下有一摩崖石刻深埋土中，另一处在其右侧，字迹模糊不可识。金华村宋代摩崖石刻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天池子清代摩崖石刻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西河乡西河口村天池子沟。地理坐标：东径107°07'31.2" 北纬32°43'07.7"海拔高度1313米。该摩崖刻于平缺崖壁下，幅宽60厘米，高40厘米。楷书，字径6厘米。记载杨某偷盗被拿获，出钱修路一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97年）款，保存完好。
云河驿站州正堂示碑位于南郑区黄官镇云河村，是米仓道支线重要驿站。清代这里属宁强县管辖。宁强县古名羌州，境内居住羌民和汉民两大民族。羌民因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聚众造反，后被清王朝残酷镇压，将羌州改为带有镇压欺辱性质的宁羌县。建国后改名宁强县。1961年行政区划调整，划归南郑县。云河向西流，流经勉县入汉江，当地人又称西流河。云河山重水复，人烟稀少，过去是汉中市区到百里之外的元坝的必经之地。清末曾是川陕险途中的一个驿站。驿站设在今云河小学。校院内有一通用青石刻勒的《州正堂示》碑。州正堂示意为羌州衙门诫示。《州正堂示》碑现存于南郑区圣水寺文管所。
米仓古道调查、保护与研究的思考
（一）深化跨学科研究。米仓古道的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学范畴，而应加强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米仓古道的研究提供全新视角。借助地质学和气象学的研究手段，可以深入分析古道沿线地质构造变迁和气候变化对古道形成、发展以及使用情况的影响。通过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地质变化，了解古道在面对自然灾害（如山体滑坡、洪水等）时的应对策略和变迁历程；利用气候数据重建过去的气候环境，探讨气候因素如何影响古道上的商贸活动、人员往来以及沿线聚落的兴衰。同时，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古道沿线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与演变。研究不同民族在古道上的迁徙、交流过程中，其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揭示米仓古道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古道对沿线地区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等方面的长期影响，进一步丰富对米仓古道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
（二）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在考古学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在米仓古道的研究中，应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RS）、三维建模、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数字化手段。通过 GIS 技术，可以精确绘制米仓古道及其沿线相关遗迹的地理分布图，分析古道与周边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的空间关系，模拟古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通网络格局，为深入研究古道的交通功能和经济影响提供可视化支持。
遥感技术能够大面积探测古道沿线的潜在遗迹，发现地面难以察觉的古代道路、聚落遗址等，为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重要线索。利用三维建模技术，可以对古道上的重要遗迹（如驿站、关隘、桥梁等）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重建，还原其历史风貌，让人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道的建筑特色和历史氛围。VR 和 AR 技术则可以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的体验，使人们仿佛穿越时空，亲身领略米仓古道的辉煌历史，提高公众对米仓古道的认知度和保护意识。
（三）拓展研究范围与深度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米仓古道的研究范围。一方面，加强对古道支线和附属设施的研究。米仓古道除了主线外，还存在众多支线，这些支线在区域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研究支线的走向、功能以及与主线的关系，有助于全面了解古道的交通网络体系。同时，对古道沿线的附属设施（如码头、渡口、仓储设施等）进行系统研究，分析它们在古道运输和商业活动中的具体作用，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加强对米仓古道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的研究。米仓古道不仅连接了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还与周边其他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研究米仓古道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其他重要交通线路的联系与互动，探讨它们在文化传播、贸易往来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揭示古代中国交通网络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此外，深入研究米仓古道沿线文化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古代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四） 强化保护与利用研究。米仓古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保护与利用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未来的研究应注重探索科学有效的保护策略和方法，结合现代文物保护技术，对古道及其沿线遗迹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同时，深入研究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米仓古道的文化资源，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在文化旅游开发方面，研究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米仓古道文化旅游线路，整合古道沿线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和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通过文化旅游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而增强当地居民对古道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还应研究如何利用米仓古道的文化品牌，推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开发与米仓古道相关的文创产品、影视动漫作品等，进一步提升米仓古道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价值。
（五）推进包括米仓古道在内的蜀道申遗进程。蜀道，作为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宏大脉络，承载着数千年华夏文明的演进与交融，其在世界文化遗产谱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米仓古道，作为蜀道体系中一颗独具光辉的明珠，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卓越的遗产价值，成为蜀道申遗工作中不可或缺且亟待重视的关键部分。当下，大力推动包括米仓古道在内的蜀道申遗工作，已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与重大现实影响的紧迫任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中原地区与西南边陲进行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传播的核心通道。古往今来，无数商贾负贩往来，文人墨客吟诗踏歌，戍边将士铁马金戈，他们的足迹深深嵌入这条古道，构成了一部鲜活的历史长卷。现存的古老石板路，历经岁月磨砺，依旧承载着往昔的繁华；斑驳陆离的关隘遗址，宛如沉默的卫士，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错落有致的驿站遗迹，仿佛仍回荡着昔日的人喧马嘶。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是米仓古道辉煌过往的实物见证，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从文化层面审视，米仓古道堪称一座多元文化汇聚的宝库。它巧妙融合了巴文化的雄浑质朴、蜀文化的灵动精巧以及秦陇文化的豪迈大气，形成了独具特色、兼容并蓄的文化景观。当地世代传承的民俗风情，如独特的节庆仪式、精湛的传统手工艺，以及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故事等，无不彰显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文化生命力。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亟待通过申遗这一国际通行方式，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更有效的保护。米仓古道的自然景观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为其申遗增添了独特魅力。沿途峰峦叠嶂，山林蓊郁，清泉飞瀑，构成了一幅幅壮美秀丽的山水画卷。自然景观与人文遗迹在这里完美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风貌。一旦申遗成功，米仓古道将凭借其世界级的文化与自然双重吸引力，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有力推动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达成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米仓古道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由于长期遭受自然侵蚀和人为因素影响，部分遗迹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周边生态环境也因各种开发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生态平衡面临威胁。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包括米仓古道在内的蜀道申遗工作已刻不容缓。研究制定全面系统的保护规划和政策法规，确保古道遗迹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修复。同时，要强化跨部门协作与区域间合作，形成保护合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应积极投身其中，发挥专业优势，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米仓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艺术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为申遗工作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和技术保障。此外，还需借助多元化的媒体渠道和宣传手段，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公众对米仓古道及蜀道申遗工作的认知度、认同感和参与热情，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全力以赴推进申遗进程，让蜀道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记忆的伟大遗产，早日登上世界文化遗产的神圣殿堂，在全球范围内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六）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米仓古道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能够为米仓古道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分享研究成果，共同探讨米仓古道在世界古代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邀请国外专家学者参与米仓古道的实地考察和研究项目，引进国外先进的研究理念和技术手段，提升研究水平。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将米仓古道推向世界舞台，提高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合作，争取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共同开展米仓古道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借鉴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成功经验，为米仓古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