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陕西黄陵人。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 世纪 80年代初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等。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专长为作家作品评论与宏观走向考察。自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在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和作家作品评论方面，撰著了 300 多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出版了《文学观念的新变》《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文学论争二十年》《赏雅鉴俗集》《批评的风采》《观潮手记》《热读与时评》《演变与挑战》《边看边说》《新实力与新活力——我看“80 后”》《文坛新观察》《新世纪文坛与新媒体文学》等 10 余部文学理论评论著作；另主编有“中国文坛纪事”（1999年—2017年）、“中国文情报告”（2003 年—2017年）等多种文学选本和年度文学现状概观图书。《文坛新观察》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
白烨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今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了您的《从“高原”到“高峰” —— 当代文学的陕西经验》一书。这本书里的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81 年，最近的发表于2024年，是您 40 年关注陕西文学的成果总汇吧？
白烨：《从“高原”到“高峰” ——当代文学的陕西经验》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于今年5月出版的，集子里的文章，是40 多年陆陆续续写就的。也就是说，这本由不同时期写作的 60 多篇理论批评文章构成的著述，是我跟踪观察和持续评论陕西作家作品的一个论文结集。
陕西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关注陕西文学自然而然，评说陕西作家顺理成章。1979年7月，我由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写文学评论。那一时期，想看的小说，想写的评论，多是陕西作家的。集子里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陈忠实、路遥等人的评论，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习作。阅读他们的小说作品，犹如梦中回游故里；撰写他们的作品评论，重在寄寓悠悠乡思。因为熟悉他们描写的生活，了解他们使用的语言，读作品感到悦目舒心，写评论觉着得心应手。
早期写作有关陕西作家作品的评论，侧重于品评作家看取生活、构筑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的新意与妙韵，在阅读与品赏中重温怀乡之情，抒发思乡之愁。90 年代后，“陕军东征”兴起于文坛，《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等作品相继问世并连获好评。从这时起，我在关注具体作家创作情形的同时，开始注意作为群体的陕西作家的创作状况，并着意探悉陕西作家在不同个性背后的某些共性，以及这些特性与陕西的社会现实、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
从新世纪到新时代，陕西的中青年作家积极进取，成长很快，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陕西各类题材的小说创作持续向前跃进，不断涌现出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另一方面，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力作，在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中被高度关注，成为热度不减又深入人心的当代小说经典。这种情形就给人们在重读这些小说经典中总结相关的文学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我在这一时期的评论文章，在评说小说新作、推介文学新人的同时，还把较多的精力用于评说柳青等作家的小说经典的当下意义，以及这些经典作品得以产生的条件与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10 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要求“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在这一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都把创作优秀作品，构筑文艺高峰当作追求的大目标、努力的新方向。在这样的一个总趋势和大格局中，陕西作家孜孜不倦和奋勇向前，他们的身影格外显目，立足“高原”、逼近“高峰”的创作成果也相当显著。陕西作家的这些创作成就以及内含的文学经验，很值得关注，也需要总结。因此，我的这本论集，通过我对陕西小说创作的跟踪观察与持续论评，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陕西小说创作 40 多年来的艺术跋涉进程与主要创作成果，以及蕴含其中的重要经验。
文化艺术报：20世纪80 年代的陕西文学主将还是杜鹏程、王汶石这批老作家，贾平凹和路遥、陈忠实这批人刚刚起步不久，您在那个时期就看好他们吗？
白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80 年代，陕西的文学创作既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又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势头。胡采、李若冰、杜鹏程、王汶石等老作家还健在，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然而，从创作方面看，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人蓄势待发，正在崛起之中。
当时衡量作家文学水准的一种重要标志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这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中，始终都有陕西作家的身影，甚至可以说连续不断，接踵而至。在1978年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贾平凹的《满月儿》、莫伸的《窗口》同时获奖；在1981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京夫的《手杖》获奖；在1985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获奖；在 1980 年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接着在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路遥的《人生》又获奖，在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奖。这样一个十分亮眼的成绩单，在全国来看也是突出的、少有的。陕西的青年作家已经表现出来的文学激情与创作活力，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我确实比较看好他们，觉得他们在生活积累与现实观察上既有厚度，又各有优长，只要在艺术上不断进取，一定会有长足进步。
文化艺术报：您最早关注、看好的陕西作家是哪些人？
白烨：我在那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关注的陕西作家较多。老一辈作家里，很早就关注到胡采的文学评论，杜鹏程、王汶石的小说创作，李若冰、魏钢焰的散文创作等，他们都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也一直仰慕他们。
对当时一些年轻作家的关注，主要是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莫伸、邹志安等人。他们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读来也令人耳目一新，能够从中看出他们在看取现实上的锐意出新，在艺术表现上的不断进取。那个时期，陕西从事创作的青年作家比较多，许多人都在蓄势待发。1985、1986年的《延河》杂志用多期连载的方式，推出“陕西文学新军 33 人小说联展”。当时主持《延河》杂志的白描邀请我写篇综合评论，我认真阅读了33位文学新人的作品，写了一篇《延河逐浪高》的评论。这里边的作家，就有杨争光、叶广芩、冯积岐、程海、张敏、黄建国、黄卫平、王润华、郑歌龙、赵伯涛、李小虎、晋川、刘路、明琪、竹子等人。我当时在文章的末尾说道：这样一支队伍，这样一个态势，“预示着一种更深的潜力和更大的起色”。事实也证明，在这一时期初露锋芒的作家，后来都有各自的发展，有的人已经成为享誉全国的小说名家。
文化艺术报：贾平凹和路遥是最先走向全国的陕西作家，陕西作家群引起全国关注，是90年代的“陕军东征”，这批作家和这些现象，您都写过评论吧？
白烨：陕西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就崭露头角，早就引起关注了。发生于90年代的“陕军东征”，主要是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程海、京夫等5位作家的5部长篇联袂而来，让人们更为关注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5位作家的5部作品实际上是先后出现的，但确实通过“陕军东征”这样一个概念整合与媒体运作，陕西作家群更为文坛内外所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我曾在1995年与白描一起编选过一本《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华夏出版社），意在借助“陕军东征”推介陕西作家的其他作品，并先后写过《陕军七人小说创作论略》《挡不住的崛起——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等文章。2023年，陕西社科院文学所召开“陕军东征30年”纪念座谈会（实为“陕西文学的时代使命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并作了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陕军东征的”三点意义，一是陕西作家蓄势多年的群体爆发，二是长篇小说长足崛起的鲜明印记，三是新的文学时代登场的确切信号。所以，陕西作家由此引起广泛关注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长篇小说的长足崛起和市场化运作成为基本定式，也都是由此显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90 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确实具有一定的划时代的意义。
文化艺术报：陕西作家在全国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当时陕西评论家在文坛的影响力有多大的关系？那个时期，陕西的评论家和陕西籍的评论家在全国都是有话语权的吧？
白烨：陕西的文学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十分强劲。由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人构成的创作主力，不仅引领着陕西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展，而且也在全国的文学创作领域位于前列水准。在这背后，文学评论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特别是评论家胡采卓有成效的辛勤劳作。延安时期就参加边区文艺工作的胡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陕西担任作协主席、文联主席，但他始终坚持文学评论写作，并以此作为组织和引领文学创作的最好手段。50年代，他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年轻的朋友》、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等作品发表不久，就及时撰写专题评论文章予以热情推介。
他还在《从生活到艺术》《从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谈起》等理论文章中，把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等人的创作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作家“生活道路”与“艺术成就”内在关联的角度，对他们各自取得的突出艺术成就予以深度解读。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胡采再度复出，身兼数职的他不改以评论促动创作的初心，主持创办了《小说评论》，并对当时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予以倾情关注。1981年，陕西文学界在胡采的倡议下，成立了以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笔耕组”。组长：王愚，副组长：肖云儒、李星，成员：刘建军、刘建勋、李健民、畅广元、陈贤仲、蒙万夫、费秉勋、薛迪之、薛瑞生、王仲生、孙豹隐等。之后，又吸收了陈孝英、李国平等，这些成员，都是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年富力强的实力派。“笔耕组”成立之后，围绕正蓄势待发的陕西文学创作，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文学评论活动，包括对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等人的文学新作进行会诊式的座谈研讨，就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创作和青年作家的创作等专题接连召开作品研讨和创作推进的座谈会等。“笔耕组”的文学研讨和其成员的文学评论，倡导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践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文风，对当时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评与研讨，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使得不少作家回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心怀感激。“笔耕组”的成员，各有不同的批评个性，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共性，那就是做作家诤友式的朋友。因为一些成员的相继离世，一些成员年事已高，“笔耕组”在2011年光荣谢幕，其职能分别由《小说评论》杂志和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替代，但其30多年来褒优贬劣、敢于直言的批评精神，却由李国平、李震、邢小利、梁向阳、杨辉等年轻一代批评家很好地继承下来，并以他们的方式发扬光大。
在北京，从事文学评论的陕西籍的理论批评家为数不少，影响也很大。50年代就到北京从事文学编辑、文学研究的，就有阎纲、周明、何西来、刘茵、田珍颖，后来去北京的有雷抒雁、李炳银、白描和我等人。这些人的文学工作不只是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也不只是关注陕西作家，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陕西作家的研讨会必须参加，陕西作家来京必须聚餐。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陕西作家的评论与推介中，以言说和文章的方式，为陕西文学的发展尽心尽力。这种来自本土之外的助推能量与积极作用，也显然是重要的，也是有效的和有力的。
文化艺术报：陕西是现实主义文学重镇，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依然深受读者喜爱。您是资深批评家，在您看来，现实主义文学持久的魅力在哪里？
白烨：陕西自古以来的文学传统，似乎一直都与现实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从古代时期的《诗经》《史记》、杜甫、杜牧、白居易，到近代以来的郑伯奇、柯仲平、马健翎等，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何种文体，无不贯注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传统，无论是作为一种写作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精神品格，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陕西作家，使他们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艺术之路阔步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卓具特色又各有千秋的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艺术个性与文学风格。
被人们看作现实主义文学旗手的柳青，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一直是清醒而坚定的。他说：“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他特别看重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并从“典型冲突”的角度去理解“典型环境”。这体现于《创业史》的写作中，就在于他不仅注重描画社会生活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使得作品叙事跌宕起伏，而且生动鲜明地刻画出不同阶层代表人物的真实面影，同一阶层也力求描画出不同个性人物的心理特征。正因如此，《创业史》才卓具超越历史限定的深厚内力，成为人们认知合作社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引发农人心灵变动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柳青对于陕西作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回顾《白鹿原》的创作过程时，陈忠实就明确告诉人们：“我从对《创业史》的喜欢到对柳青的真诚崇拜，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一个是“创作有柳青味儿”，也即现实主义底蕴。而陈忠实又在这样两个基点上有所超越，实现了凸显自己艺术个性的艺术“剥离”。他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揉进了新的叙事形式和语言范式，以兼收并蓄的姿态尽力展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告诉人们：《白鹿原》“仍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现实主义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
陕西作家中，路遥受柳青影响最深，得柳青教益最多。他视柳青为自己的“文学教父”，他也把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写作《平凡的世界》，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但《创业史》他读了7遍，柳青创作中特有的浓烈的人民性情怀，深湛的现实主义造诣，使路遥获得了极大的启迪与激励。他坚信：“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文学认知和文化自信，路遥在文学界以追逐新潮为时尚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然秉持现实主义写法，坚守现实主义精神，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因为作品在写法上不合当时的潮流，作品在出版和评论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越来越喜欢这部人民性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的杰作，使它成为超越其他作品的超级常销作品。
陕西作家因为崇尚现实主义文学，操持现实主义手法，坚守现实主义精神，都取得了各自巨大的文学成就，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个性。这都暗含了一个绝大的文学新课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除现实主义本身的内涵、外延与意义，还需要再度认识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现实主义与中国读者的内在联系。
文化艺术报：“现实题材”是现在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热门话题，可否谈谈“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关系？
白烨：“现实题材”确实是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要理解这个话题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三个要点。
第一，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内在联系。现实题材说的是一种题材类型，现实主义指的是一种写作方法，但因为面对和处理的同样都是现实，这便使他们之间有了无法割舍的种种联系。关于现实主义，恩格斯有一段称之为经典表述的话，恩格斯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段话里包含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现实主义要求细节的真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现实主义要求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题材讲究反映生活的真实，塑造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为此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证。因此，现实主义应该是现实题材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好的现实题材的写作应该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或者最好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
第二，现实主义的原则性与开放性。现实主义的要义，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与方法。这就使现实主义本身，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又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从我们中国来看，现实主义从新文学时期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人开始，我们的新文学传统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到了当下，现实主义几乎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一个主流。现实主义是发展的，没有固定模式，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造诣、自己的需要，去进行创新和发展。
第三，关键是要有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我们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一种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因为关注人的现状、人的发展，所以会对环绕着人的环境的一些问题进行揭露或者批判，所以现实主义精神里一定包含着批判性、抗辩性，因此，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在写作中能不能真正做到富含现实主义是一回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有一个理念，就是要把人民真的放在心中，人民是历史的主角、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在创作中要以人民作为主角，这是一个总的精神。
文化艺术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学的，做批评家是否和您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经历有关？后来去了北京工作，对陕西作家的持续关注，是因为陕西作家的实力，还是乡情？
白烨：朦朦胧胧地喜欢文学，大概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回乡劳动时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也就十来岁，回乡务农，成天干农活，身体很累，精神也很感疲惫，无意中找到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看得如醉如痴。那里边写到的农村生活，既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又有甜蜜的男女爱情，觉得人家的农村多好，常常沉浸于阅读带来的种种遐想之中。后来找到有封面的完整的作品，才知道是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因此，我对浩然一直心存感激，是他的作品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候滋润过我。在回乡劳动的时候，经常有想写诗的冲动，也写了一些短诗，抒发自己的感受。后来回头再看，只不过是一些顺口溜而已。
真正了解文学并自觉地爱好上文学，是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上学之后。系统的知识学习，丰富的文学阅读，加上请作家讲课，下乡进行写作实习，都给我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文学基础，培养了一定的文学技能。那时候，喜欢诗歌，特别喜欢和痴迷郭小川、贺敬之，经常阅读他们的诗歌，他们诗中的一些名篇、名句都能背诵下来。所以，大学期间还是爱写诗，写政治抒情诗，发表在学校的墙报上。留校以后，开始学习写评论，也写的主要是诗歌评论。写过评《长征组歌》、评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评贺敬之的《中国十月》的文章。
再后来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文学编辑。这个时候对于诗歌的热情开始消退，转而关注小说。一开始爱看的，想看的，做评的，都是陕西作家的作品。有关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的小说评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可以说，评论陕西的作家作品，是自然而然的，评论他们，我感觉得心应手，也是在“精神还乡”。我在《从“高原”到“高峰”》的后记里说到，评论陕西作家作品，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一开始是寄寓乡情与乡思，后来是评论和推介文学新人，再后来是由研读文学经典来总结可资借鉴的文学经验。
文化艺术报：在您看来，成为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白烨：我很欣赏法国批评家圣佩韦关于文学评论的一个说法，他说：“所谓评论家，不过是懂得读书而教给他人读的人。”所以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读者，爱读书、会读书，有很好的感悟能力与捕捉能力，能读懂作品中隐藏的种种妙韵，通过自己的感知发见出来。当然，这种审美能力的背后，还需要有感知生活的能力、理论概括的能力、欣赏艺术的能力，这同样需要生活的经验、知识的储备、艺术的历练。
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与表达上，我喜欢那种明达畅快、言之有物的文风，驾轻就熟、深入浅出的文字，也即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感染力。我曾暗自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力求“以简约诠释复杂，感性地表达理性”。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但一直是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文化艺术报：对于年轻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白烨：年轻作者，是创作的新生力量，文学的希望所在。现在的年轻作者，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在审时度势中循序渐进。在前不久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活动周·中国文学新力量专场”的“鲁院一堂课”上，我曾针对青年作家的现状提出了三点建议与希望：第一，专心致志，坚定文学追求的目标。与前辈作家相比，现在的青年作家对文学的热爱不够专一，有时甚至显得三心二意，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青年作家要经常审视和反思自己对文学的爱是否足够纯粹、坚定不移。第二，审时度势，确立清晰的文化坐标。当下文化场域与文学环境，复杂而缭乱，诱惑人、吸引人的东西太多，包括从事文学写作本身也有很多选择，是靠近传统、学习经典，还是靠近市场、趋向流行，这些都令人难以抉择。要“守常知变”“持经达变”，先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才会有清晰的定位和足够的定力，从而使自己在缭乱的文化环境中不迷失，不忙乱。第三，守正创新，创建自己的艺术路标。青年作家需要在创作中增强自己的艺术辨识度，而增强艺术辨识度的途径就是出新求变，只有出新求变的东西，才属于你自己，才可能有艺术辨识度。艺术创新要注意技巧方面的创新，但这并不是全部，决定作家创新能力与辨识度的，不是单方面某种能力，而是一个写作者的综合能力。在这其中，作家在体验生活与阅读社会方面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更为重要。还有就是大量阅读经典作品，学习、吸纳和借鉴有益的文学养分。
提出这些建议，与年轻同仁共勉。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