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因其巨大，从一处去向另一处，人们用在路上的时间特别多。于是这个城市任何时间，总有各种各样的人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

原标题：春晓：声音是我灵魂的出口

北京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因其巨大，从一处去向另一处，人们用在路上的时间特别多。于是这个城市任何时间，总有各种各样的人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

北京是一个丰富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会交织着许多电波，电波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路上的人相遇。

春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蓝调北京节目的主持人。 “一杯茶，一首歌，一个蓝调北京。”从2004年元旦，每天晚上，她的声音会出现在某个固定的频率中，一年365期节目，她已经主持了14年。“这么多年，每天一小时，几千个夜晚，我只有一个晚上缺席，因为颈椎的问题，实在没法起床。”她的语气里有骄傲，又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原来自己把一个同样的工作风雨无阻地坚持了这么久。

14年，每个晚上，在路上，也许陪伴了时光，也许抚平了焦虑，也许碰撞出故事，也许改变了节奏……她的声音究竟遇见过多少同频的心灵？

分享的那些心情，播放的那些歌曲，无论是固定收听，还是偶尔相遇，无论听的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她并不在意。

至于有没有人会关心这个声音的来源——是谁，有怎样的经历？走过什么样的路，路过什么样的人？她也不在意。

“无论是我配音的片子，还是我在电台做的节目，我觉得我都是个配角。配音不用说，在电台，你是夜色里陪伴人家在路上的一个声音的配角。可这是我认为自己最舒适的位置。台前站的是别人，没有主角的压力，也没有谁会特别在意你。在幕后，我就像个不被人监督的小孩，以主角的心态，找到了可以尽兴玩耍的时间，尽兴玩耍的舞台。这样的表达，对于一个不够勇敢，羞怯又有点自卑的人真的是最尽兴的一种方式了。”

造梦空间

7月的一个周五，要步入休息天的城市慢下来。晚上7点，春晓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她的嘉宾——一个吉他手两个歌者已经在门口等她了。

他们彼此打着招呼，聊着近况，调侃对方两句，笑一会儿，那种轻轻松松的状态像老友在周末的一个聚会。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她把周五的节目留给了非专业的歌者。让不同职业的普通人唱歌，是她安排节目的初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说话是一种表达，歌唱也是一种表达。节目里不一定总要出现那么完美的声音，那么娴熟的技巧。反而是普通人的歌唱更有新鲜感。他们歌唱的那种情感，打动自己，也能融化听者。”

几个人围坐在一间小会议室，排练。

吉他弹响，歌声伴随而起。

她闲闲听着，偶尔插句话：

“我觉得你不用去跟吉他的节奏，也没必要拔高，你用自己的节奏唱，看到那个歌的画面，让它自然地出来，其实很动人……”

“哎，你不是北方人吗，怎么听你吐字里有点南方人前后鼻音不分的感觉，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给她来一段和声，这支歌实在是每个人都忍不住要唱出声的……”

21点，她慢悠悠，带着点慵懒，开启了用音乐讲述的蓝调时光。

暑天，直播间里的冷气却有点冻人。她套了件灰色的厚毛衣，待在一大堆庞杂的机器后面。 她比寻常节奏慢半拍的声音，她从记忆里抽出冥想的状态，她所谈论的别离的话题，使得乐音人声都掉落在清冷里，变得遥远而虚幻。而她则更像一个对着火堆喃喃的旅人，火光在她脸上跳跃着，风吹过来吹过去，把她的声音带走，到不知道哪里的地方降落；那里有一双耳朵，一个同频共振的接收器：

“喜欢开车夜行北京，喜欢夜行北京时听蓝调北京，喜欢听蓝调北京时车窗外的夜色，喜欢春晓用音乐聊生活的播音方式，喜欢春晓像雨点轻轻敲打我心的声音……”

“耳边是一个名叫蓝调北京的电台节目，DJ是一个声音低沉幽远的女人，说话慢条斯理，带着岁月的沧桑，听她的话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记忆。她的歌都是缓慢的情歌，伤感、悠扬，仿佛我的心情……”

“春晓的蓝调北京，她舒缓的声线，配合蓝调音乐，就像做瑜伽，让我的精神开始慢慢沉，慢慢沉，慢慢宁静……”

接受到她电波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春晓是谁，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最后落向哪里。“我不想成为人家生活的主角，就是恰好的时间相互陪伴，产生一点共振。我深知没有一种长相、没一个声音是可以讨好所有人的，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企图心去讨好所有人。但遇到同类我会很高兴。一个同频的人对我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是谁，但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在，是内心的力量。”

节目结束，她在直播间门口站了一会儿：“对于我，这一个小时是时间之外的时间，就好像你周围地球在转动，时光在流逝，可你不在那里面，你是在梦里。这是一个造梦的地方。有人给你一份工作，还给你发工资，你却用它来做梦，你很享受一天的这一段时光。这很难得呀，所以这么多年，有的人升职了，有的人改行了，他们也有人建议我去再开辟新的阵地，可我愿意在这里。”

老灵魂

春晓是湖南人，名字是父亲给她起的，因为她生在春天的黎明，凌晨四五点，是白天也是夜；是春晓，也是春眠不觉晓。她觉得这个名字和她很契合，她是春晓。

做了主持人，也曾给自己起过高大上的艺名，叫着总是那么隔，好像是和她无关的陌生人，就又叫回“春晓”，踏实，自在。

她不是一个对自己人生有规划的人，随意而散淡，跟着感觉走。她信任自己的直觉，很小就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做一份说话的职业。

“我小时候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他们工作很忙，就把我寄养在外婆家。外婆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很多人会记得自己童年的许多事儿，但我好像都不记得了，我童年里最多的东西，就是发呆。”

孤独的童年，没有伙伴，无人沟通，她的世界里缺少陪伴的声音，倾诉的欲望反而比其他孩子更强烈。她渴望说话，渴望表达。

“内心的孤独感好像与生俱来，可又需要交流，需要听见声音，那就自言自语。我几乎没有高中以前的朋友留在记忆里了，内心觉得那是我一段不愿意面对的时光。性格比较懦弱，长得不好看，成绩也不是很好。好像没有任何东西让你能够和外部世界很通畅地沟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与人打交道。”

虽然性格的原因，她很长一段时间忙着自卑，可她又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自己的礼物和天赋，总有一个位置因你而设。

毕业后，她找到了这个位置，在长沙电台音乐频道主持了6年《黄金十二点》的节目。

“我喜欢讲话，所以很早就有一种预感，我将来可能要做主持人。但我这种性格又不愿意走到人群中，在人群中去表达。那在电台这个岗位上，声音是我的一个出口。我不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之类的话，那好像你是对着一个城市说话。我表达的对象常常是虚拟的一个人，那状态其实还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

上世纪90年代，甜美的声音是电台播音的主流，“那时候流行又甜又脆又亮，好像银铃般的声音，我的声音离这个标准实在太远了。”

和主流离得很远，也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多少有点迷茫。她不听自己的节目，也从没有给自己留一份节目的录音。后来，有人告诉她，其实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是做你自己。她把这话记在心里。“当你不知道要什么风格的时候，做自己是最自在、最舒服的状态，你把这种东西传递出去就对了。”

她知道了声音只是一个人的壳，而心才是声音的源。

“你的声音壳里有个什么样的源？”问她。

“我觉得自己从来就是个老灵魂。因为没有童年去放我的童心，所以我那个童心，在身体里就没有尽兴过，因为从来就不天真，所以也不会更老下去。”她大笑起来，“但我那个童心变成了不甘心，一直没有泯灭，所以我又像个孩子，对世界很好奇，对人很好奇，那个好奇心一直很强烈。”

因为对世界好奇又对人好奇，她喜欢旅行；因为对世界有兴趣，又不擅长走进人群，享受大众的欢乐，她喜欢和花草打交道，认识同样喜欢花草的人，和他们一起去旅行，去世界各地看花园。

她从湖南来到北京，本只想短暂停留，可这里却成了她目前生活过的最久的地方。

“在北京这个城市，什么人你都能看到，而我又对人特别有兴趣。如果你是一个奇怪的人，你一定会在北京找到同类，大家不会觉得你奇怪。每一种人，都能找到你的同类。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理想在这里都会得到尊重，得到放大。而且你有多大的才能，基本上就能得到多大的释放和回报。这个城市包容，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人的梦，也看到很多人实现了梦。你所见的让你的视野打开了，更包容，懂得分享，也会愿意把自己更打开一些，突破固有的界限。”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既愿意享受孤独，又喜欢表达的人。而在北京，总有一些人在陌生的领域给人新鲜的碰撞，可这个城市大，距离的成本、时间的成本，又让人的黏合度没有那么高，很容易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于是，她在北京晃荡了两年，听从直觉的召唤定居下来。

“我觉得湖南是我的土壤，北京是我的空间。湖南赋予我的是一个基因，天生的热血、倔强，但是北京给了我呈现最好自己的空间。”

给电影《无极》中张柏芝配音、为旅游卫视频道“身未动，心已远”做宣传片、在“快乐女声”“超级女声”节目中当评委，都是她来北京后做出的尝试。然而她喜欢的依然是电台，“电台这个行业，相对都是和单纯的东西打交道，文字呀音乐呀，不对着事不对着人，不用费心琢磨，你自己也比较单纯。不用走到台前，被别人去讨论，成为和你不相关的人的茶余饭后，被声名追着，被人群裹挟着。这么多年虽然看起来（这个工作）是枯燥的重复，但因为你珍惜这一小时，你会觉得是很美好的过程。我想不到现在还有比它更有乐趣的事情。”

身未动 心已远

最近，很认真看了央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天山脚下》。

在世界杯期间换台时被吸引的，一个长镜头，是转场的人和马群在翻山越岭，沉默的马和人，沉默的山和水。

停下来看，解说是女声，很沉静，不煽情却深情，娓娓地讲着哈萨克人对于马的情意。忽然就被打动了。

然后，你坐在了那个声音的主角对面，她黑衣白裤素颜，穿得宽松而舒适，状态也是如此，闲适自在。

“去年10月，他们（《天山脚下》）找到我，我就看了片尾，一下就感动了。他们前前后后拍摄用了3年多的时间吧，最后就只有短短5集，付出的精力和呈现的量其实是不对等的，极不对等。通过片尾的几个画面，你就知道他们下了多少功夫，如此讲究，那么大气，完全是用电影的质感呈现给你的。使你看见了，就特别想成为中间一员，哪怕是其中的一棵树，一口井。每个人都希望给自己留作品吧，我是说来到这个世界上留一个印记。那给这么优秀的东西做解说，你会觉得因为喜欢，你在做的时候自己都闪着光。当然，你不在乎别人有没有看到你这个光。”

《天山脚下》不是她解说的第一部纪录片。2009年，《台北故宫》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她的解说引起了关注，也引来争议。她当时说：“我寻求的不是肯定，而是参与，参与一件纯粹个人喜欢和有意义的事。”

现在她依然是这样的观点，她也不觉得在其中是做配音工作，她觉得自己是观众，在看的过程中去给人讲故事。

她说她工作起来会很慢，因为她更愿意在里面多停留一阵，直到那些画面，那些人，那些故事渐渐被融化在声音里。

她讲这些年她自己的变化，她讲她对很多事情都不求甚解，却越来越了解自己。

“有一次去主持一个节目，他们给我穿上晚礼服，箍得紧紧的，简直都不能呼吸；头上扎了结；然后领口上，一只大的黑蝎子的装饰，二十几只腿那么夸张地伸开；妆化得很浓，穿着那个手足无措。虽然那样的我，外表也许美化了，缺陷被修饰了，但那不是我。我是一个不能在不舒适状态去说话的人，所以我一上台张口，就出错了。我后来说，你们请我来，不是因为我有名，不是因为我漂亮，你们请我来，是说话的，可把我弄成这样，我就说不了话了。现在，因为见到了许多生命中没有束缚的人，渐渐被他们影响，不管到哪里，我要自己得体就好，妆越化越淡，衣服合适舒服就行，越来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要自己自在。”

和她聊天，没多久，就意识到我们是同类：她对我有好奇心，她在观察我，一如我用好奇心在观察她。她在校正我声音不准确的地方，一如我在校正我对她声音产生的错觉。她试图在谈话中把我放置在前台，使得自己更靠近一个聆听者的位置，这恰恰也是我想要做的……

“我从不以声音的好坏来判断人。和面相一样，声音分为很多层次，通过它，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灵魂。我甚至可以不见到一个人，就能感觉到他的状态，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的话语可以装饰，外表可以装饰，但有很多东西是伪装不了的。你观察他的言谈举止，细节会给你很多想要的答案。”说到这儿，她忽然笑了，戏谑地看着我，“我相信我用的方法，你也在用。”

我在她言谈的映射中看见自己。这真是奇妙，同时，被她看穿的尴尬渐渐变成释然，最终我们真的放松下来。

“我不是一个能享受这种（采访）时间的人，被你‘侦察’的感觉太紧张了。其实包括你刚才把那个（录音笔）打开，无形中给人带来压力。”她说，“所以我要主动出击，‘反侦察’，让你紧张，那时候你会顾不上观察我。”她大笑。

她做到了，我说要看看她工作时的状态，她却把我从旁观者变成了她节目的嘉宾——我被她安排在节目中唱一首歌。

想到要对着话筒把自己唱给听众，我早在节目开始很久前就把情绪拉成了满弓，而她是在自己待了十几年熟悉的主场。

不过，那依然是个愉快的夜晚。如果你有机会路过一片篝火，又看见一群围着篝火舞蹈歌唱的人，何妨加入他们，在歌声中醉倒，黎明再登程时，行囊里会多了一个美梦。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