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
　　孙伏园等的秦人印象

　　1924年7月14日，孙伏园与鲁迅等人到达西安，当时北方苦旱。他们经过郑州，“知郑州一带已有两月不曾下雨，而且以关闭南门、禁宰猪羊为他们求雨的手段”。到了陕西境内，所见更加有趣——“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们在车上，见街中走着大队衣衫整洁的人，头上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前面导以各种刺耳的音乐。这一大群‘桂冠诗人’似的人物，就是为了苦旱向老天爷游街示威的。我们如果以科学来判断他们，这种举动自然是太幼稚。但放开这一面不提，单论他们的这般模样，却令我觉着一种美的诗趣。长安城内就没有这样纯朴了，一方面虽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调和的没有肉吃以外，丝毫不见其他有趣的举动。”孙伏园觉得渭南人祈雨“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虽然滑稽，却有“一种美的诗趣”，而西安人，则相对朴实木讷多了。总之，他对陕西人有一种“了解之同情”，印象不坏——
　　自然所给予他们的并不甚薄，而陕西人因为连年兵荒，弄得活动的能力几乎极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国后的战争，历史上从五胡乱华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乱，几乎每代都有大战，一次一次地斫丧陕西人的元气，所以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这在知识阶级，或者一部分是关中的累代理学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过劳动阶级也是如此：洋车夫、骡车夫等，在街上互相冲撞，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说句笑话，陕西不但人们如此，连狗们也如此。我因为怕中国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别预备两套中国衣服带去，后来知道陕西的狗如此客气，终于连衣包也没有打开，并深悔当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尝有目我为日本人者，见陕西之狗应当愧死。）陕西人以此种态度与人相处，当然减少了许多争斗，但用来对付自然，是绝对的吃亏的。我们赴陕的时候，火车只以由北京乘至河南陕州，从陕州到潼关，尚有一百八十里黄河水道，可笑我们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边，出门时常闻人说“顺风”，这句话我们听了都当作过耳春风，谁也不去理会话中的意义；到了这种地方，才顿时觉悟所谓“顺风”者有如此大的价值，平常我们无非托了洋鬼子的洪福，来往于火车轮船能达之处，不把顺风逆风放在眼里而已。
　　孙伏园对陕西人“安静、沉默、和顺的”性格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分析，只是来自短短二十来天的走马观花，未免流于皮相。说“陕西不但人们如此，连狗们也如此”，无疑是玩笑话了。他对陕西人的印象不差，但有时也不免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孙伏园的《长安道上》在《晨报副镌》1924年8月16、17、18日连载之后，即有名为“甘生”的读者8月30日致函孙伏园，反映其中一些夸大失实的部分，孙伏园将其发表在1924年9月8日的《晨报副镌》上。孙伏园说“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洋车夫、骡车夫等，在街上互相冲撞，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甘生则认为：“先生何其滑稽！然而说是说，笑是笑，毕竟事实失真，是要不得的。我对此也不便多说，只有干脆的一句话：据我们许多人的观察，恰恰和先生所说相反。 —— 或者先生在此处也故意说反话吗？”实际上，正如甘生所言，陕西人性格以“生、蹭、冷、倔”而出名，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并不少见。孙伏园是外地人，在陕时日不多，印象片面也没有必要求全责备。
　　孙伏园说“长安差不多家家户户，门上都贴诗贴画，式如门地而较短阔，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诗，或四幅山水等类，是别没有见过的，或者还是唐人的遗风罢”。甘生认为也是无稽之谈——门上所贴“原是从贴门神演进而来，是入春过年时才贴的……既不算陕西的特色，怕说不上唐人的遗风吧”。其言不谬。
　　此外，孙伏园说，据传甘肃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穷苦人家的十几岁的孩子，衣不蔽体，“这是多么不调和的现象！我劝甘肃人一句话，就是穿衣服，给那些穷苦孩子们穿衣服”。甘生认为孙伏园“有意虚夸、有意关心”而反唇相讥道：“甘肃十七八岁的孩子，男男女女，何止成千上万？如果如先生所说，常赤裸裸一丝不挂，则满街上，满学校里，乃至满家庭里，都那样——赤裸裸的——走来走去，那真是活泼自然而好看极了！而且如果男女结婚时——甘肃男女，十七八岁时结婚的，实在不少，看一对赤裸裸的新人，行结婚大礼，那更是再好玩没有了。那么比所谓新文化运动所号召的什么‘解放’，‘自然’，‘打破虚伪’……怕还要彻底而新鲜些吧！……—— 然而可恨甘肃人实在没有那样彻底的觉悟，实在没有那样打破虚伪而赤裸裸一丝不挂的勇气！”
　　（未完待续）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