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与鲁迅同行，陈钟凡途中听到鲁迅三斥“苍蝇之声”，印象极为深刻。五十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往事道：
一九二四年七月，我三十五岁，应陕西教育厅及西北大学之约，赴西安讲学，东南大学政治系教授刘静波（文海）同行。乘津浦路车北行，经商丘、开封、郑州、洛阳到陕州。越日，鲁迅、夏元瑮、王桐龄、孙伏园自北京南下，偕同西行。次朝，苍蝇哄鸣，扰人清梦，鲁迅说：“《毛诗·齐风》所咏‘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矣。”
《鸡鸣》在《诗经》里并不有名，也不引人注意，鲁迅凭借记忆随手征引，恰切幽默，颇为好玩。由此可见，鲁迅在私塾读书时打下的坚实的旧学底子。
过洛阳时，曾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瑮特地拜访军阀吴佩孚。吴问夏：“在北大教什么课？”夏答：“担任新物理中的电子研究。”吴指其壁上所悬八卦图问：“此中亦有阴阳变化奥妙，能为我阐述否？”夏回答：“此旧物理，与新物理非一回事。”吴佩孚强词夺理：“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夏元瑮与众教授谈及此事，众人皆笑。鲁迅揶揄道：“这也是苍蝇之声耳。”
有人问刘静波教什么课，刘答：“研究国际问题中的大国家主义。”鲁迅说：“是指帝国主义吧？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
有人回忆五四运动时，蔡孑民（元培）先生在天安门发表演说，强调“只有洪水能消灭猛兽”。遂有人感叹问：“这些蝇营狗苟的琐屑，自当同时消灭否？”鲁迅先生回答说：“这虽是小题大作，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鲁迅先生讨厌苍蝇，曾在《战士和苍蝇》《夏三虫》等杂文中痛斥过那些嗡嗡营营的“虫豸们”。但陈钟凡回忆所谈到的“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似乎“拔高”了鲁迅对未来的展望，未必可信。联系到陈钟凡回忆此事的那个特殊年月——1976年7月17日——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第十三章
“暑期学校讲师不日到陕”：
西安报纸对暑期学校之预告
近代以来，西安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陇海铁路1934年才通车西安），经济落后，新思想、新文化很难传入。正如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1920年1月20日在北京创刊的《秦钟》发刊词中所言：“陕西僻处西陲，交通闭塞，兼之强权凭陵压力甚大，数年以来陕西痛苦达于极点。政府视同化外，充耳不闻而金钱收买与昧心议员又钳口不言，以故国人亦不过问，鲜有知其内情者。窃思陕西者中国人之陕西也，陕西之痛苦，国人当共救之……吾陕志士闻而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也对陕西青年产生了影响，但主要限于杨钟健、李子洲、赵国宾、段韶九、王震东等在京津沪等地求学的学子。他们在北京创办的《秦钟》《共进》等刊物，“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地方社会造福”，主要刊发政治时评，对军阀陈树藩、刘镇华等在三秦大地纵兵害民、勒索捐税、强迫百姓种植罂粟等劣迹恶行予以强烈谴责，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救陕运动”“驱刘运动”，产生了不小影响。受“白话文运动”“为人生”“问题小说”“血与泪”等思潮的影响，《秦钟》《共进》也刊发了杨钟健的《乞儿》、陈顾远的《只为一个馒头》、武少文的《枪声》等与旧文学截然不同的新文学作品，表现出积极进步的姿态，但总体上处于对五四新文学的模仿阶段，艺术上比较稚嫩。因而可以说，1920年前后，五四新文学以及现代学术的“春风”依然没有吹过函谷关。这时候，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办的暑期学校邀请京津宁的全国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人们如同“久旱”期待“甘霖”一样，期待他们的到来。西安的报纸也对其非常重视，全程进行了追踪报道。
最早报道暑期学校的是《新秦日报》，其在1924年6月1日就刊发了《筹办中之暑期学校》的新闻。7月10日，《新秦日报》发布了《暑期学校讲师不日到陕》的报道：“兹闻此次所聘讲演多人，均已联翩来陕，现已行抵河南陕、灵等县，该暑期学校闻讯后，已派人前往欢迎，计其路程三五日即可到省云。”16日的《建西报》公布了《暑期学校的筹备就绪及组织》。18日的《旭报》公布了《暑期学校简章》及讲师姓名、别号、籍贯、略历、讲演题目等详细信息。《暑期学校简章》第一条云：“本校以利用暑期介绍新学术为宗旨。”
据西北大学姜彩燕教授查阅文献统计，在暑期学校开讲之前，西安的主要报纸《新秦日报》《建西报》《旭报》陆续刊发了二十多条报道：
《新秦日报》：6月1日筹办中之暑期学校；6月2日筹办中之暑期学校（续）；6月8日暑期学校讲师定期来陕；7月5日暑期讲演会兴平听讲员将莅省；7月9日暑期学校进行消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