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王桐龄记录更详：
十日午前八点，发陕州，由黄河乘船，溯流西上，向潼关。
陕州为水陆通衢，州南门外为大道，北门外为黄河。自陕至潼约一百八十里——当地人谓一里等于平常里数一里八分，谓之大里 本可坐车以 ——行，然山路崎岖，颠簸殊甚，久旱无雨，尘埃障天蔽日，鼻为之塞。同行者人数较多，雇车殊不易——此间车夫多天津人，又刁又狡，故辛南已先决计乘船。余等亦以乘船较为舒服，乐得赞成。
既乘以后，觉着甚不舒服。盖黄河无客船，仅有载货船，前后尖，中间宽，两头之舱不能容物；中间之舱有席顶，无木顶，席甚薄，下雨则漏；两旁用木板作围屏，板皆用钉钉住，不能启闭，闷坐舱中，不能睹两旁之物；前后有窦无门，无物遮护，遇风由窦通风，甚凉爽，遇雨则由窦溅水，甚沾濡。余等十七人，分乘二船，余船三舱，共乘九人，每舱三人，船顶甚低，舱甚窄，每舱又各有行李二三件，局促殊甚。余等卧则屈膝，坐则折腰，立则鞠躬，人人终日抱膝长吟，无自由回旋之余地。余等皆久居陆地，不惯在船上出恭。黄河中流多滩，船旁滩拉纤以行，旁（傍）岸之机会甚少。偶尔旁（傍）岸，船主为赶程道计，多不停留。故余等在船上四日之间，上岸出恭之机会绝少。此起居之不便也。
黄河之水半杂泥沙、灰尘、便溺，饮之辄胸前作恶。余等携汽水，可以解渴，但多饮则腹作泄。途中不旁（傍）岸，无处可以吃饭，故托船夫做面汤、馒头疗饥，然粗恶殊甚。余等携有罐头鱼肉，然此物多陈旧，常吃则肠胃不适。此饮食之不便也。
余船水手共五人，一人在船后扶舵，一人在船头撑篙，三人在岸上拉纤，途中行四日，皆遇西风，不能急行，是日宿灵宝县东，约行五十里左右。
由王桐龄的描述来看，他们所乘之船空间狭小，又不能观看沿途风景，加之起居和饮食又极为不便，这样的旅行无疑是极为难受的。鲁迅生在江南水乡，并不以为苦。据迎接鲁迅等人的张辛南回忆：“从陕州乘民船到潼关这一段，我记得天气颇清朗，有的在舱里看书谈天，有的在船外流览风景。鲁迅先生总在一个舱的当中盘腿而坐对我们讲些故事。因为时间久了，他所讲的我不能一一记住，但是他初到北京造谒江叔海先生时，寒暄数语后，江先生即谈起那天的天气，就哈哈大笑了几声，这件事却是他船上告诉我们的。鲁迅这一段富有处世哲学意味的故事，只是叙述，未曾批评。”
7月11日，鲁迅记：“晨发灵宝。上午遇大雨，逆风，舟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
鲁迅一行在河南灵宝“遇大雨”，黄流滚滚，航行十分危险；且“逆风”“舟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一天并没有前进多少。陈钟凡记：“十一日晨四时，发灵宝，八时抵函谷。……是日阻风，只行三十里。晚狂飙大作，船身摇荡，榜人裸体入水，与逆风相搏，二时始脱险。”从陈氏的记录来看，情况很严重，并不是鲁迅轻描淡写的那样。王桐龄记道：“十一日，遇雨，数行数止，宿于灵宝县西，仅行二十里左右。夜间上端雨水暴至，溜头甚高——夜间不能见，大约至少亦在一尺以上——冲动船锚，船向下行，漂流数里。余知船身颇旧，而未知水手驾驶之能力何若；稍有疏虞，则河身宽数里，流甚急，雨甚大，天气甚冷，夜色已深，对面不能睹物，虽善泅水者，亦难达到岸上，将有葬身鱼腹之虑，心甚惴惴。然恐惊同伴，故坚卧不起，不敢声张。幸而船长年老，颇谙练，顺风水之性，漂流数里，止于水较浅、流较缓之河滩上，遂停泊焉。”
同行的孙伏园回忆：“陕州下车后就坐船在黄河内溯流西上，至灵宝附近夜间上游暴雨，黄河滚滚东流，在急流之处，犹如一泻千里，航行十分艰险。”张辛南的记录更为惊险：“上船之后，大风大雨整夜不息，我以责任在身，恐有不测，时时出舱探望情况，船主总是劝我回舱去。但我总不放心，我最后出舱探望的那一次，船主就板起面孔来向我说：‘你不懂船上的规矩，今晚大风大雨何等利害，如果龙王爷动了气，全船上的生命，我就不能负责了。’次早风雨停息，我又出来。那位船主很严重的向我说：‘你不知道，昨天晚上险呀！如此大风大雨，船不能下锚，倒行十余里，如果倒行到鬼门（陕州近处黄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为人、神、鬼三门，惟人门可通舟楫，其险过于长江之三峡），那就没救了。幸托庇龙王保佑，得安然无事，诸位先生真是大命。’”船主所说的“鬼门”就是黄河三门峡中水流最湍急的地方。每逢夏秋水涨，黄土峡谷都会涌出携带大量泥沙的洪流，河窄湍急，旋涡密布，激流深险，船只一般不敢通过。鬼门岛上据说有三百多年前刻下的“削壁雄流，神工鬼斧”一行大字。由此可见鲁迅一行坐船西行的惊险。如果翻了船，中国文学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12日，鲁迅记：“晴。晨发舟，仍逆风，雇四人牵船以进。夜泊阌乡。腹写（泻）。”
陈钟凡记：“晨发达子营，西风阻舟，行驶极缓。五时抵阌乡……”风雨过后，依然不顺。12日，鲁迅等人因为船上饮食不卫生，开始腹泻。13日抵达潼关后，腹泻还未愈，继续服用止泻药“Help两次十四粒”。
13日，鲁迅记：“晴。晨发阌乡。下午抵潼关，夜宿自动车站。腹写（泻），服Help两次十四粒。”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