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读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专著及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多声部的文学交响》《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贾平凹〈古炉〉论》《乡村书写与区域文学经验》《不知天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一2016）》《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王蒙论》《文学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一2018）》《贾平凹长篇小说论》《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经验研究》《抉择的高度——张平小说研究》《王春林2018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原2020）》《战争与和平的人类之梦》《长篇小说的高度》《非虚构文学：真相与反思》《海派长篇小说十论》《王春林：一个人的小说阅读榜》《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21—2022）》《与杰作的灵魂相遇》等三十种。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十五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西部文艺研究》《黄河》年度优秀评论奖等。
王春林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曾说自己是“人生边上的批评者”，对自己的这个定义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王春林：当时讲这个话，或许是因为受到钱锺书先生那部《写在人生边上》著作影响的缘故。读到钱先生这部著作的时间，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那是我在自己所钟爱的文学批评道路上依然蹒跚学步的时候。记忆中，先是给张炜的长篇小说《外省书》写了一篇《思想在人生边上》的批评文章。那个时候，一度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余波未息，而张炜，一方面是因为其小说创作的旺盛，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被当时的人文精神论者树立为标杆式的存在，风头正健。肯定与时代风气的裹挟影响有关，我曾经以跟踪的方式连续撰写过数篇关于张炜长篇小说的批评文章。关于《外省书》的这一篇，是其中之一。到了2002年前后，准备结集出版我的第二部批评文集的时候，鉴于我第一部文集的标题就是借用了其中的一个篇名，所以便选择了这个篇名来作为书名。虽然直接原因如此，但现在回想起来，如此一种选择背后，一方面是钱先生那部著作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我当时偏居山西一隅从事文学批评写作的具体处境有关。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仅李锐先生给我写下了名为《告别北京》的序言，而且“百度学术”也会认为这部批评文集“所直接呈示出的正是这些年来作者轩身于远离京沪等文化中心的山西，并在此勉力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与批评的基本存在状况”。其实，认真地琢磨一下，所谓“人生边上的批评者”，也并非是要远离京沪那样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意在强调自己的文学批评怎么样才能够远离主流的思想文化时尚，怎么样才能够以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学理解与审美判断。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年，虽然说也没有能够企及这样的一种文学批评理想，但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很多时候，一种高远文学理想或者批评理想的设立，正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强劲动力。
文化艺术报：“一个人的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您已经连续做了多年。这个您个人的小说排行榜，是您的文学理想吗？
王春林：你说的这个排行榜，我已经坚持了十年有余。刚刚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游戏的性质。既然可以有其他很多个评委以投票的方式评选出的排行榜——比如，中国小说学会那个后来更名为年度中国好小说的排行榜，已经坚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那为什么就不能有由某一个人独自拍板决定的“一个人的排行榜”呢？潜藏于其后的，实际上是学术研究到底应该依循集体合作还是个人独立完成的路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中国，你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现象，那就是在写作学术文章或者著作的时候，可以说全都是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一旦要编写某种事关重大的教材，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材，似乎就一定要采取一种集体合作的方式。后一种方式的普遍流行的背后，应该是社会主义那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理念充分发生作用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集体合作的方式果然就会比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更具真理性吗？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也因此，在充分理解尊重集体合作方式所具合理性的同时，我个人更加认同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这一方面，由洪子诚先生独立完成并在学界大受好评的那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我自己当年之所以要起意做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游戏的成分固然不可忽略，但现在看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也正是出于对个人独立完成一个排行榜的迫切向往。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也可以被理解为我的文学理想之一种。
文化艺术报：做这个您个人的年度小说排行榜，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说实话，我偶尔看看小说月报后面的报刊小说目录，很难完全看完，您有时间和精力去大量阅读这些小说吗？
王春林：必须承认，你这个问题的确击中了我这个个人小说排行榜的要害。中国有那么多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每年都要发表出版真正可谓是海量的长中短篇小说，要做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这么多小说作品你读得过来吗？对此，诚实的回答就是，读不完。虽然我每年都会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小说作品的阅读之中，但却总归是能力有限，再怎么努力，也只能阅读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因此我也才总是要特别声明，自己的这个排行榜的基础，是个人极其有限的阅读视野，仅供参考，不足为凭。问题在于，其他那些采取了集体合作方式的小说排行榜，那些评委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恐怕也还是只能完成一部分作品的阅读，根本就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作品。再想想每一年都要如期而至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评委们，他们真的可以把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学作品全都有所了解吗？答案其实也只能是否定的。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些，也并不是要为自己的阅读有限辩护，而只是试图指明某种客观真相而已。
文化艺术报：您主要的批评精力是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上，为何会做一个您自己的排行榜，是对各种流行的排行榜不满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王春林：正如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会永远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一样，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学排行榜，所体现出的也无非不过是那些参与评选工作的评委们对文学发展状况的理解与评判。既然文学的一种理想状态是百花齐放式的多元并存，那么，文学排行榜也理应多多益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时代的文学排行榜不是多了，而是应该更加丰富多元。所以，我在从事以长篇小说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批评写作之余，耗费心力做一个人的年度小说排行榜，也无非不过是试图增加一个新的排行榜，而不是出于对各种流行排行榜的不满。
文化艺术报：您有一个观点：“选择即批评，或者批评即选择。”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才能进入您的批评视野？
王春林：是的，这的确是我明确提出过的一个观点。我的这一观点，其实是试图对那些热衷于酷评者的一种理性回应。或许与我的文学批评更多充满善意，充满建设性有关，经常会遭遇你为什么不像那些酷评的批评家一样进行否定性批评的指责和非议。针对如此一种责难，我的回应就是“选择即批评，或者批评即选择”。意即如果某一部作品思想艺术上存在明显的不足或根本的弊端，它根本就不可能进入我的批评视野，我根本就不会对它发表什么意见。我个人很难想象，以一种滔滔不绝的方式谈论一部缺少相应批评价值的作品，会是怎么样一种滑稽的情形。既然你已经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那干脆就弃之如敝履好了。与此相反，倘若一部作品能够进入我的批评视野，那最起码意味着它在思想艺术某一个侧面的努力需要展开相对充分的讨论与分析。
文化艺术报：有批评家提出，文学批评要有“在场感”，批评家要对作家的生活、创作全面地了解。您认可这种说法吗，您和作家的关系如何？
王春林：所谓“在场感”，某种意义上或许也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所强调的知人论世。在从事文学批评写作的过程中，批评家如果能够对批评对象也即某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有全面的了解，应该可以帮助批评家更加合理有效地理解把握所要分析的批评对象。如此一种情形，当然值得肯定。问题在于，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在很多时候，都必须面对很多陌生的面孔，陌生的作家作品。面对他（它）们，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知人论世，不可能对作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在这个时候，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个批评家敏锐的思想艺术触觉与审美判断力。面对这样的一些陌生面孔，根本就谈不上“我与作家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艺术报：您和贾平凹是忘年交，这些年您一直关注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和他的亲密关系会不会影响您对他作品的评价？
王春林：一方面是机缘巧合，另一方面是彼此性情相投，我和贾平凹之间一种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关系，维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多年时间。由于他的长篇小说在汉语写作中有着突出的代表性，早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已经在关注并不断撰文批评研究他的长篇小说。在当下时代，要想对一个作家真正做到知人论世，就少不了和他建立相对密切的师友关系。至于和贾平凹的亲密关系会不会影响我对他作品的评价这一问题，我所一向努力坚持的原则，就是友情归友情，作品归作品，尽可能客观地做出相应的思想艺术评价。虽然说由于我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存在，我对他作家作品的一些评价肯定会遭人诟病，但我却依然要坚持做出个人的独立判断。比如针对他的长篇杰作《古炉》，我从始至终都坚持是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解和判断。
文化艺术报：202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您的《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一书，您从48部获奖作品中精心选择了18部出来，为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提供了指南。从48部获奖作品中选择18部出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春林：最起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的注意力就已经集中到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这一文体领域，长期阅读研究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既然要关注长篇小说，那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肯定也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至于那本《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中所收入的18篇批评文章，并不是我从48部获奖作品中精心选择出来的。这些作品的遴选，有着不容忽视的随机性质。其中的很多部作品，在我写作相关的批评文章时，它们都还没有获奖。这就意味着，我并不是因为它们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才会去关注，并为它们写下批评文章。之所以要把它们结集出版，是因为到了2022年的时候，由于第二年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年度，我才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此前自己的相关批评文章结集出版。在得到了曹元勇兄积极响应的情况下，也才有了这样的一部专题学术著作。从随机性的角度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选择挑战的问题。
文化艺术报：在评论毕飞宇的小说创作时，您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作“法心灵的现实主义”，为何会有这个想法，它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何不同？
王春林：所谓“法心灵的现实主义”这个提法，是受到陈思和先生“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提法影响的结果。陈思和先生曾经把贾平凹《秦腔》的那种写法称之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在我的理解中，“法自然的现实主义”云云，其实也就是自然主义的意思。置身于我们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语境之中，很多时候，恐怕只能借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的说法来替代自然主义。我的“法心灵的现实主义”，意在强调毕飞宇的现实主义与传统的更注重于外部社会真实书写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他所特别重视的，乃是一种特别侧重于人物内在主体世界揭示的现实主义。
文化艺术报：文学圈的朋友说您的批评比较温和，喜欢说作家和作品的好话，这是因为您选择批评的作家和作品质地，还是您的性格？
王春林：虽然和命可兄此前没有什么交往，但仅仅是一两次的短暂接触，兄都应该能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我，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心性温和的人。倘若说文如其人，那么，如此一种温和性格投射的结果，自然也就是我文学批评的温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个心性温和的人，写出来的批评文章就一定是温和的吗？实际的情况恐怕也未必。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我的批评风格之所以会显得温和，主要还是因为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更多还是采取了一种善意的建设性的态度。在我的批评理念中，简单的否定性的酷评是容易的，真正能够有所发现的沙里淘金的工作反倒是艰难的。怎么样才能够在海量的小说作品中发现那些优秀的杰出的作品，既需要批评家具备足够敏锐的审美触觉，更需要他有相应的勇气与担当。
文化艺术报：您早期的文学理想好像是写小说，后来怎么选择了文学批评？
王春林：的确如此，或许与大学期间所遭逢的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有关，由于我在当时的文学期刊上阅读了大量当代小说，便在无形中生成了一个想要成为一名小说家的人生梦想。就这样，在大学期间，别的同学都在认真地学习功课，我的大部分时间却用在了小说的阅读和写作上。肯定是因为天资匮乏，在当时，我虽然写了不少所谓小说，投了不少稿，但一次一次收到的，依然是各个编辑部言辞温和但态度坚决的退稿信。终于，挨到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我必须完成的一项学业，就是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受到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和赵园《艰难的选择》两部著作影响的缘故，我选择了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撰写了一篇名为《倪吾诚简论》的文学批评文章。不承想，这样的一篇习作竟然成为了我个人生涯中的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就这样，我歪打正着、误打误撞地走上了一条文学批评的道路。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孟繁华说您是“文学批评前线的战士”，您如何理解同行对您的评价？
王春林：孟老师过誉，我愧不敢当。所谓“文学批评前线的战士”，在我的理解中，或许只是意味着对很多作品，尤其是新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我是第一个发出批评声音的人。虽然说在没有任何参照条件下的判断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常常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螃蟹却终归需要有第一个人去吃。由我来扮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时候会有一种乐在其中的“发现”快感。
文化艺术报：您说：“我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拥有极大的热情，而且还认为它有着不容轻易否认的思想艺术价值。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才能够坚持不懈地长期追踪中国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当代中国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春林：毋庸置疑，我个人之所以会长期跟踪研究当代的小说创作，肯定是因为这些进入我批评视野中的作品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艺术价值。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与否，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参照系。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当我试图对一部当代文学作品作出评价的时候，参照系更多的只是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至于当代中国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盲目自大，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与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间差距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我长期坚持阅读《世界文学》杂志，透过这个窗口，对当代世界文学的状况也有所了解，倘若你坚持要说我们距离世界文学的距离还很遥远，恐怕也是我所不能认同的一种判断。
文化艺术报：一些一线作家的重要作品，您几乎总是在第一时间写出评论文章，这些还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会不会影响您的判断？
王春林：诚如君言，或许与我长期紧密跟踪当下时代的小说创作有关，很多一线作家的重要作品，我总是免不了会在第一时间发出评价的声音。正如你所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系的前提下对一部作品发言，肯定有着极大的危险系数。但反过来说，或许也正因为是第一个发言者，所以蕴含于其中的，自然也少不了会有一种发现的快乐。至于说这些作品尚且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在我的理解中，这个因素大概率不会影响我的判断。从根本上说，我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在很多时候，写作者是谁并不会对我判断产生影响。
文化艺术报：在写作家和作品批评时，您更看重的是作家还是作品？
王春林：这个问题前边已经有所涉及，当我特别强调写作者是谁不会对我的审美判断产生影响的时候，其实也就已经明确意味着作品比作家更重要。
文化艺术报：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有没有出现看错一篇作品的情况？
王春林：哈哈，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写了将近四十年文学批评文章，跟踪研究了那么多的作家作品，肯定少不了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如同关羽这样的武圣，也会有大意失荆州、被迫走麦城的时候，更何况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到底看错了哪些作品，具体的例证在这里也就恕我不再一一细数了。
文化艺术报：谈点轻松的话题吧。可否谈谈您的家乡，外面的人知道文水，大多都是小学课本上的刘胡兰，文水也是武则天的故乡？
王春林：是的，你说的很对，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多时候会与那个地方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我的老家文水的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古有武则天、今有刘胡兰的缘故。
虽然只是上大学前在老家生活过短短的十七年时间，但我对文水却有着很深的感情。据县志记载，文水这一县名，与境内一条名叫文峪河的河流有关。“盖因县境文峪河自管涔龙门而下，至于峪口，其水波多纹，故以文水名之。”也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文水”和“文学”一样，都有一个“文”字，但其实，“文水”的命名，却和文学或者文化没有直接的关联。从具体的地理位置来说，文水是一块以平原地区为主，介于山和水之间的区域。东边隔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与晋商故里之一的祁县接壤，西倚那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右手一指是吕梁”的那座巍巍吕梁山。尽管行政区划属于吕梁市，但从文化习俗的角度来说，却更多地与晋中市一带相一致。因为刘胡兰与文学无关，这里姑且不说，文治武功的武则天可能需要多说几句。武则天，既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还是一位诗人，我很以这一点为自豪。武则天，不管怎么说都是文水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身为政治家的武则天，之所以也会一时兴起地舞文弄墨，以至于竟然能够在《全唐诗》中留下46首诗歌，很大程度上，缘于诗歌在唐代的普遍流行与地位崇高。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启蒙是从何时开始的？
王春林：虽然小时候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但现在想起来，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极有可能与《水浒全传》紧密相关。大约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身为村干部的父亲忽然带回家一本《水浒全传》。由于那时候的文字性读物极少，只要能够拿到手的书籍，我都要试着去读一读。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对这部《水浒全传》的阅读。虽然其中也有很多字不认识，但把上下文联系在一起，却也基本上还是能勉强连贯性地读得下去。虽然对这部中国古典名作的思想艺术内涵，在当时肯定不甚了了，属于懵懂无知的状态之中，但如果从文学启蒙的角度来说，我人生最早的文学种子，就是依凭着对这部《水浒全传》的阅读而播下的。
文化艺术报：对目前的批评生态您满意吗？
王春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文学同仁，就总是会被一种怀旧的情绪紧紧缠绕。怀什么旧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落，恐怕就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由于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奠定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路线，那个时代充满着勃勃生机，在文学界习惯于被称之为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黄金时代。在我的理解中，如果把那个时期界定为一种理想意义上的批评生态，那么，当下时代的批评生态肯定无法让我满意。
文化艺术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批评家，都需要哪些准备？
王春林：虽然已经从事了近四十年的文学批评写作，但却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约略说来，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大概需要具备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发自内心的对文学事业的热爱，二是基本的文学理论修养的具备，三是对文学作品有一种良好的审美直觉。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者和青年批评者，您有话要说吗？
王春林：说实在话，尽管当下时代青年人的文学创作未必尽如人意，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青年却永远都是文学的未来。也因此，虽然深知自己并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格，但我还是愿意在此饶舌几句。那就是，无论是青年作家，还是青年的文学批评家，我所寄希望的就是，能够在学习继承前人文学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写出令自己满意更令社会满意的带有突出原创性色彩的文学作品或者批评作品来。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