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忠德
那年清明节假期，我在秦岭西河考察时，捡到一根豪猪身上的“箭”，还在红外相机里看到了豪猪。
周围是一片翠绿的竹林，竹子有酒杯那么粗，其间生着几棵高大笔直的桦树，林下铺排着落叶枯枝，像是地毯。小路就是从竹林中穿过，伸展向前方山头。那根钢毛就横在小路中央层叠着的树叶上面，枯黄衬托出黑白相间的“箭矢”格外扎眼。
我对秦岭里的一切皆感好奇，随手捡起来，问同行的西河保护站站长熊柏泉，老熊说，那是豪猪落下的防身武器。
这根钢毛，形似纺锤，粗如筷子，但比筷子要长，约摸一尺二寸，两头白色，是那种煮熟的鸡蛋清，夹着淡黑色，是慢慢浓到中间去的。一端粗些，色淡显微黄，是与皮肉相生的接头。另一端细而尖，异常锋利，摸一摸，仿佛触上了麦芒。
豪猪于我而言，并不生疏，但都来自书本或他人讲述，没有亲眼见过。我问老熊：秦岭里豪猪多不？他回答：不算多，保护区里没人敢整，区外有人捕杀。这家伙白天在洞里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填饱肚子，但我们有秘密武器可以拍到它。
听了老熊的话，我的好奇一下子被悬挂起来。走了不远，老熊指着路中间一棵小橡子树，有些神秘地说：武器在这儿呢。
顺着他的手势，看到距地面一米多高的树干上绑着个正方形的“铁疙瘩”，我顿时明白过来，这不就是老熊说过多次的红外相机嘛。有了这个宝贝，可对野外进行多方面监测，大大节省了体力，提高了监测效果。许多非常灵敏的小动物，诸如夜间出来溜达的野物，人们拿相机很难甚至无法拍到，但红外相机是守株待兔的那个“人”，却比那人收获大多了，把消失多年的秦岭豹子都拍到了。
老熊掏出钥匙开了锁，一阵鼓捣后，让我贴近看，果然相机屏幕上闪出了一只豪猪，老熊不断按动，豪猪连同它周遭的树丛岩石清晰地进入眼球，越来越近，最后只剩下一只豪猪了。
我就睁大眼睛，定定地瞅着，打量着这个从未谋面的朋友。
豪猪身材臃肿，有些畸形，头小身大，没有布封笔下马的优美线条与匀称身躯。就像河马不是马，豪猪也不是猪。与猪不同宗，没有猪毛，长得像老鼠，鼠眉鼠眼的，却不生鼠毛，生活习性倒很相似，时常出没于树丛洞穴，喜欢啃食树皮，故归入噬齿目。
它的被毛到底有啥特别的？我恍然大悟，让自己激动了好一阵。豪猪以背部到尾部披着圆柱形的钢毛，又粗又直，黑白相间，形似纺锤，恰如斜插着一把扇子，是用簇箭一样的荆棘编织的，又尖又硬，比秦岭里的狼牙刺还锋利，它就是浑身带“箭”的猪嘛，怪不得又叫“箭猪”。
它的防身武器就是那一把把“扇子”。《西游记》里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扇几下，火焰山的大火便挡住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让他猴相毕现。箭猪身上的“箭”发出的沙沙声，警告那些不识相的侵犯者，若是对方犯了傻执意进攻，肯定会吃大亏的。它会倒退着冲上去，用那些锐利的“箭矢”，戳向敌方。这一招酷似降龙十八掌，厉害无比，怪不得约翰·巴勒斯说：“如果大自然的机体构成就是一种动物捕猎在它之下的另一种动物，那么可怜的魔鬼实际上从豪猪身上咬了一口之后就不再咬了。”
漫长的生命进化，让箭猪披上了这套“箭筒”，运用娴熟，不曾失手。
它们是群居动物，三五只生活在一个洞里，浑身的硬刺都没有扎着对方，看来它们是很好地保持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这与非洲野牛不同，它们往往成几十、几百、上千头的大群，拥挤在一起，彼此取暖，互帮互助，共同应对天敌——凶狠残忍的狮子。野牛皮毛光滑，个头高大，它们的防身武器是锋利的犄角和有力的蹄子。而箭猪就是那身似箭矢的钢毛，要防身，还要防伤同类，它们的心思就多了，行动就很谨慎。它们活着，千百万年地活到了今天，自然形成了一套对它们而言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这套规则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人类？
王元华在《九十年代日记》中说：“半夜醒来有这样的想法：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往往不能建立一种合理的正常关系。他们不是像刺猬或豪猪为了避免伤害，你不碰我，我也不碰你，就是像豺狼一旦碰在一起就眼睛发红，露出了牙齿。”我以为王元化所说的，不仅仅限于知识分子，也应该指全体中国人——要不鲁迅先生就过时了！蒋蓝先生在其动物随笔《动物论语》中干脆称之为“豪猪法则”，还做了深刻精彩的论断。
我是个浅薄人，像秦岭里的小溪，清清浅浅的，不可能对这等高深理论有啥领悟，只是敬重着箭猪，把在西河捡到的那支箭带回家，放进书柜，时不时地凝视一番，仅此而已。
想起多年前余家沟就有箭猪生活，这几年难得见了。大哥曾是一名出色的猎人，养着一只勇猛强悍的狗——大黄。大黄抓兔子、麂子从不放空，敢和百多斤重的野猪打斗，但它最怕箭猪。大哥说，后山上那只箭猪才十多斤重，很老了，身上的披毛泛黄，跑不动了，可大黄每次搏斗总是受挫，不是被箭射伤，就是被扎得满嘴淌血，最后只要瞄见老箭猪，调头就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