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第三，缓和陕西人民的反对声音，同时在教育界培植自己的势力。刘镇华在陕西横征暴敛，致使民生凋敝，除了省内外青年学生的反抗驱逐之外，老百姓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驱刘运动。从1921年底到1923年11月，陕西人民驱逐刘镇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23年1月，镇安县农民包围了县城镇嵩军营地，发生了民愤极大的抗暴斗争。4月，陕北、陕南、关中五十余县代表在三原汇集，召开陕西选举请愿团后援会，通电全国揭露刘镇华包办选举、营私舞弊的罪行，提出将举行罢税、罢市、罢工等活动予以抗议。同年，朝邑、大荔、渭南等地纷纷发生“交农”运动，反抗刘镇华的苛捐杂税和残酷镇压。这让刘镇华坐卧不安。倡办教育，毕竟是功在千秋的善举，刘镇华欲借此削减陕西百姓和省内外青年学生的不满，同时乘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在教育界扶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党羽。
第四，刘镇华意识到，可以倡办教育为名增加税额，进一步搜刮民财。为筹办西北大学，刘镇华设立了“烟卷特税”，并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说陕西“烟卷特税”每年收入可达四十万元左右，以此巨款，完全可以保证西北大学敷用。魏野畴在当时报纸上撰文指出：“烟卷特税每年征收总额固不止维持一西北大学，其余额即可为刘氏掠去，以填其私囊；或增招兵匪，多买枪械，杀戮陕人。此当日刘氏熟思审虑而决然举办之理由也。”
由上可见，筹办西北大学既可以缓和同陕西人民及青年学生的矛盾，沽办教育之名，钓重文化之誉，又可以培植个人力量，巧取豪夺，如此名利双收、人财两得的事情，刘镇华自然全力以赴。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当时的陕西教育落后，学校稀少，文盲遍地，文化教育呈现一片荒芜景象。1917年4月，候补知事朱纶焕在上报省长李根源的呈文中说，号称文化中心的西安“仅设中学两所，中等农业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各一所，高等专门学校除法政外，他无所见。高等小学校暨国民学校亦寥若晨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局为潮流所迫和民间办学的兴起，情况有所变化，但落后状况并未得到多大扭转”。这种状况也让刘镇华觉得有重新筹建西北大学的必要。
另外，甘肃就西北大学选址的异议，也加快了刘镇华办学的步伐。在筹建西北大学之初，刘镇华曾就选址问题与甘肃、新疆两省都督洽商过。两省都督认为，无论就气候条件、交通便捷还是文化积淀方面，西北大学设在西安比较合适。但当刘镇华着令傅铜等人在西安积极筹办时，甘肃教职员联合会却对西北大学设址西安提出异议，他们向全国教联会陈述：甘肃处在陕西、新疆两省之间，三省筹办西北大学，校址应该选在甘肃。当时京沪报刊对于学校选址问题多有报道讨论。陕西教育界得知情况后，据理力争。这让刘镇华意识到，如果不加速西北大学建校筹备工作，很有可能因为选址问题令他的计划落空。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快马加鞭，全力推进西北大学的重建。
首先，刘镇华在报纸上大造舆论，不断发布有关西北大学筹建的消息，从历史、地理上论证校址设在西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说陕西“烟卷特税”每年收入可达四十万元左右，完全可以保障学校用度。
其次，为了壮大声势、装点门面，1923年末他特邀“康圣人”康有为游览西安并讲学，顺便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名。
再次，加快建校的筹备工作。1923年10月，拨款一万元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为西北大学延聘教师和购买图书仪器。同时，加快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斥资四千五百元，修缮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舍（今西安市第二十中学），以该校和东大街教育厅（原《陕西日报》旧址）两处房舍作为临时校址，并开始设计在习武园一带新建校舍。他表示，在校舍建成之前，先在罚款、烟款项下拨出十万元作为开办预科经费。关键一步是，他加快立案工作，疏通各种关系，让西北大学尽快得到北洋政府的认可。为此，他“亲自出马向教育部接洽立案，他电恳吴大帅（佩孚）代向直鲁豫巡阅使曹锟说项，随后，又会同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林锡光联衔致电曹锟，转请教育部迅予批准西北大学立案”。此时恰逢曹锟贿选总统前夕，为了拉拢西北地方势力，曹锟回电表示“西北以地形关系，风气未尽开通，联省筹设大学洵为当务之急，当已转电院部迅予批准立案矣”。
1923年8月，刘镇华成立了“西北大学筹备处”，他的河南老乡傅铜任处长，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江澄任交际主任，刚从国内外考察教育归来的省立三中学监段绍岩任文牍主任，北京大学毕业生、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任会计主任，史碧如任庶务主任，西北大学正式开始筹办。8月20日，傅铜公布了《国立西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授以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后，1924年1月，北洋政府正式批准西北大学立案，任命原西北大学筹备处处长傅铜为校长。2月开始招生，共招录十七个省籍的学生四百多人，从3月份开始正式上课。这是西北大学的第二次建校。1926年下半年，在刘镇华的西安围城中，西北大学师生自动解散。国立西北大学从筹备到解散仅三年多一点时间，正式上课只有两年，是一个有始无终的学校。
西北大学的重建，“从刘镇华的主观意图上看，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对于文化教育荒芜的陕西，其作用无疑还是应该予以肯定”。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