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双霖
父亲起床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他总是赶在日出之前开始一天的劳作。父亲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也不像其他被生活折磨得不堪的男人，猛抽几袋旱烟才起床忙碌，更不像当地人那样喝了浓茶吃了蒸馍才上地干活。记忆里，父亲总是嘴对酒瓶猛喝几口就出门去了。父亲一生喝过多少酒，这是个谜。他为什么那么爱喝酒，也是个谜。他酒量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又从来没有醉过，这一点足足令我佩服。
很小的时候，喝酒是奢侈的，只有除夕前几天，父亲才想方设法扣几角钱，到供销社的酒缸里灌二两散“西凤”。我也喜欢跟着父亲去灌酒。酒缸与盐柜挨着，我喜欢伸出小脑袋，狠劲地闻酒与盐混合的味道。不花分文就可以闻酒与盐那浓烈扑鼻的生活味道，仿佛是一种享受。
大年三十，母亲会想方设法做一盆米饭。很多时候米是不够的，她就在米里掺玉米糁和大豆甚至土豆，混合在一起蒸。再困难，也得有豆腐、洋芋粉、白菜、粉条之类，好在那时候我们全家都不吃肉，也免了在过年的时候为买不起肉而犯熬煎。四个菜端上来后，父亲小心翼翼拿出黑瓷瓶，拔开瓶塞，一股酒香窜出来。家里唯一像样的酒器是一个黄铜酒盅，是从遥远的故乡带来的。他倒半盅酒，倒进嘴里，还舍不得一咕噜咽下，让酒在舌尖停留片刻，再咽下去，咽下后还要咂几下嘴。父亲喝上三杯就把酒瓶盖上了，剩下的要等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会拿出来。
父亲真正可以在那个白瓷酒壶里倒上二两，喝到壶底朝天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后了。他战战兢兢从土里刨出一个小布包，拿出师傅送给他的白果木刻的罗盘和几本发黄的线装书。书是活版印刷的，有几分破烂，发出一股霉味。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一直沉默寡言的父亲，居然会一点风水，会择黄道吉日，也会勘察阳宅阴宅。谁家儿女结婚或者有邻里盖房搬家都来请父亲合日子。父亲问了诸如生辰八字之类的问题，手指头配合念念有词的口诀，认认真真地掐算起来。临了，来人就给父亲一瓶廉价白酒和两包“宝成”牌香烟做酬谢。慢慢地父亲那口木箱子，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白酒。有几次同学来家里，我就偷偷地拿父亲的酒招待同学。父亲高兴的时候也会主动给我拿两瓶出来。
父亲一生不喝好酒。偶尔给富裕人家勘察阳宅阴宅，也会得到当时可谓高档的高脖子“西凤”，他便拿到小卖铺换三瓶“老太白”。他喝酒讲数量不讲质量。
酒是父亲的早餐。他在太阳出来之前，窸窸窣窣起来，洗把脸，灌几口酒就出去了。我们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割回牛腰粗的一捆青草，把草往饲养室一扔，开始给家里的老黄牛剁草。父亲也在酒桌上和大家一起喝，但不超量，只要他感觉差不多了，谁劝也不喝，不似我这样贪杯。我没有见过父亲醉酒的样子。
一年夏天，有人说父亲晕倒在玉米地边了，好在没有大碍。从那以后父亲开始远离了酒，也干不动农活了。有时候实在想喝，就把酒瓶凑到鼻子前闻一闻。他说：人一辈子吃多少喝多少是有定数的，现在老了，血压高了，不敢再喝了。
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父亲病倒了。他没有吃到那年的新麦。我们把父亲安顿在他自己选择的墓穴后，开始清理他的遗物，掀开那口木箱，里面塞满了五花八门的劣质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