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1924年6月1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破脚骨”》一文。“破脚骨”，绍兴方言，无赖子也。据川岛（即章廷谦）《弟与兄》一文，两兄弟交恶后的次日（6月12日），周作人就写了此文拿给他看，文章极尽讽刺之能事，含沙射影攻击鲁迅。
1924年9月21日，鲁迅在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所写的“题记”中署名“宴之敖”。据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在1926年10月所作的历史小说《铸剑》中，鲁迅把“宴之敖者”刻画成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
实际上，有材料证明，在“兄弟失和”事件爆发之前，羽太信子就对鲁迅充满敌意。鲁迅在1934年所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的开头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文中的“房东太太”说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让她家小孩到鲁迅所住的前院去玩的事情，鲁迅曾给增田涉说过。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一文中说：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件事给鲁迅不小的刺激，他作于1925年10月17日的小说《孤独者》写到同样的情节：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愤然，正想发话，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
周氏兄弟还算和睦相处的时候，羽太信子就对鲁迅有这么深的敌意了。正如朱正所问——“会有人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来自讨没趣吗？”更何况鲁迅还知道她患有癔症，对自己的丈夫“冷嘲热骂，几如狂易”呢？
总而言之，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习惯摩擦所累积的矛盾的总爆发。羽太信子所言的鲁迅“调戏”“非礼”“偷窥”等不过借端生事，是驱赶鲁迅的手段，真不真实他们三人都很清楚。这其中，周作人负有很大的责任，他遇事只听老婆所言，只为自己考虑，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庭，毫无责任担当，置兄长的名誉与感受于不顾，昧着良心与之绝交，是非常卑劣的。如果再联系后来他为自己及日本妻子的生活安逸考虑，不顾亲朋好友规劝，不顾民族大义而落水附逆成为汉奸，周作人自私冷漠的性格就更不难理解了。
到了1925年10月，周作人可能“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听信妻子挑唆，对不住兄长，便在当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用笔名“丙丁”发表了一首翻译诗歌《伤逝》，借罗马诗人“喀都路死”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一幅画，表达了他对昔日兄弟情义的怀念和珍重——“从此永隔幽冥，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向鲁迅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彼时《京报副刊》的主编正是孙伏园，鲁迅经常为该刊撰稿且每天必读。不知是鲁迅自己看出来了还是孙伏园向其透露，“丙丁”就是周作人。鲁迅当然明白周作人文章里传递的信息，在看到周作人《伤逝》后的第九天即10月21日，他写下了自己小说中感情色彩最为浓重的《伤逝》。两个星期后，他又写了小说《弟兄》。这两篇小说，都可看作是对周作人《伤逝》的回应。兄弟“两个人都互道了一声‘珍重’”。1963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然而，鲁迅到底想通过《伤逝》表达什么呢，仅仅是棠棣之情吗？是这样，似乎又不是这样。当亲情、友情、爱情等各种感情复杂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单一化的解释可能简单了些。实际上，他们兄弟俩都把对方当作一个和自我同一化的“他者”了，“鲁迅从周作人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玩玩’的玩世主义，而周作人从鲁迅那里看到了自己‘为别人’的带有幻灭感的理想主义。而兄弟间又都如此相似：相似的思想、相似的气质——执拗、倔强，甚至不能谅解的怨恨都一样。对二者来说，对方就是自身厌恶的自体”。因而，他们很难和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