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今日起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引言
一百年前的“炬火”
1924年7月7日，北京西车站，雨后晚晴，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
这一天的傍晚，许钦文和陶元庆正好经过西车站。陶元庆忽然叫了许钦文一声说：“周建人在这里吃夜饭!”许钦文“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在玻璃门内的灯光下，映着昂着微翘胡子的鲁迅先生的侧影”。陶元庆当时还没有见过鲁迅，误将鲁迅当成周建人。
这次“夜饭”，是陕西省长驻京代表在西车站食堂为鲁迅及其他即将前往西安讲学的学者的饯行宴。
餐毕，鲁迅等十二人登上火车，一路向西。
鲁迅一生中曾两次远行讲学。除了这次的长安行，还有1926—1927年间的远赴厦门、广州任教。
长安行总计三十六天，在西安停留二十一天。
1924年7月7日晚，鲁迅由京启程，14日下午抵达西安，用时七天。8月4日晨从西安返京，8月12日夜半抵京，归程用时九天。
这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次西行讲学。这一路，鲁迅乘火车，转渡船，倒汽车，坐骡车，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备尝艰辛。他对当时的西安并无多大兴趣，他魂牵梦绕的是——古长安。
与鲁迅同行的俱为京津宁的名家巨擘——历史学家王桐龄、人类学家李济之、外交家蒋廷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钟凡、物理学家夏元瑮等，可谓风云际会，人物翩翩。他们应国立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办的暑期学校之邀，以民国时期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面向广大学员讲述中国文化的发源、汉民族的特性、人类学的发展、欧洲近代史与法兰西革命、中国文字的演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或立一端之说，或骋一偏之长，或绍介学界之预流，或传播自己之研究，对于偏僻闭塞、与外几乎隔绝的现代学术的不毛地带西安而言，百年一遇，千载一时，无疑是一场久盼而终至的雨露甘霖。
用鲁迅的话讲，这是黑暗中的“炬火”。
在暑期学校的讲师之中，周树人（鲁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小说大家”的声望而最受大家的关注。
鲁迅长安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做准备。他置身于李隆基、杨玉环风流倜傥的长安，寻绎天宝盛世的遗风余韵，无奈西安“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杨贵妃》的创作计划最终搁浅，留下无尽的遗憾。
不过，鲁迅也有不少的欣喜和收获。
1924年7月21日至29日，鲁迅在西北大学礼堂讲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八天十一讲，共计十二小时。当听讲学员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后，大礼堂很快座无虚席，甚至连走廊也站满听众。此次讲演，鲁迅以刚刚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为蓝本，深入浅出、钩玄提要，同时又“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勰语），为研读《中国小说史略》必不可少之补充，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普及的典范。
讲演之余，鲁迅游古迹、逛街市、购文物、赏秦腔、尝鸦片……悦心怡情，兴味盎然。返京后，他完成了与长安行相关的《说胡须》《看镜有感》《立论》《出关》等，并在1925年创作力爆发，是一生中最高产的时期。就此而言，长安行之于鲁迅，具有非常重要的“中转”意义。
日月逾迈，光阴荏苒，鲁迅的长安行倏忽间已整整百年。他说：“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遗憾的是，百载苍黄，世变遽剧，鲁迅的“炬火”也式微为历史的微光，更遑论“太阳”。
谯周不再，英雄不作，绛帐萧萧，难掩空寂寥落。
陈寿云：“萤烛末光，增辉日月；尘埃之微，补益山海。”毕竟，我们还有鲁迅的这束微光。
“红尘白日长安路，马足车轮不暂闲。”（张元宗《望终南山》）百年前北京西车站驶向西安的火车的“奇卡奇卡”声，可谓“长安古道音尘绝”的现代之响。
我们且随着鲁迅冷峻深邃的凝视，去看看那个“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的民国长安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