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说：苦大仇深、一定要报仇雪恨的人适合写小说，小说要纠结，要深邃，要纠缠不放哀哀无告还要告，不知告谁也不知要告诉谁，如施耐庵、曹雪芹；旷达高远、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适合写散文，散文要旷达，要有见识，要放下屠刀一丝不挂若有挂，无话可说却又满腔子见识要说，如庄子、苏东坡。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为什么像小说？他苦大仇深。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什么似散文？他觉得他满腔见识要表达。
　　说穆涛于世事无芥蒂，不是说穆涛不谴是非。不，他有是非，他的是非隐藏在叙述中。史学家章学诚说著史“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这就是穆涛的原则。但著史岂可无是非？章学诚给出的办法是：“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寓褒贬于叙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这些是太史公的看家本领，穆涛近乎得之。文字若是非太明爱憎太苛，就不再是叙述历史，而是在表达观点。一个人若无了是非，岂不又是糊突桶一个？不少今人都以无是非为旷达，无善恶为广大，这样的人，文学史上应该也有，最终都将湮没。你见过哪个作家就凭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留下名目？人生在世，古人讲大节不亏。大节是什么?就是大是大非、大爱大恨。
　　穆涛无芥蒂，所以通达旷远，所以潇散不拘；有是非，所以理性清澈，所以善恶分明。这是写出一流散文的条件和前提。
　　但穆涛的是非不是表现为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在他看来，这都琐碎了，小气了。穆涛不纠结一般人特别关注的历史中海量存在的这一类人事是非，他关注更大的问题。从容大气的穆涛，他的“是非观”,表现为某种历史信念。历史信念是历史学的前提。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是历史信念范畴内的问题。在此范畴之外，只有既往事实，没有历史问题。质言之，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只有成为现实问题，才能成为历史学的对象。写历史，一定是写问题，穆涛这本书中的文字，不是闲来无事乱读书，然后涂鸦，而是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中国成了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历经几千年而其命维新；为什么老大之中国又永是少年之中国；为什么政治大一统的中国，又能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朝廷意志那么独断的古代中国，又有那么多自由的甚至反叛的文学；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有那么多僵化、严厉的教条，而中国人的自然观又如此生动活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的美。
　　这些，无疑都是大问题，都是有趣的问题。一本小书，显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充分性的答案，但显然，穆涛通过他的观察，给出了必要性的答案。
　　无芥蒂而有是非，不纠结而有问题，我以此评价穆涛和他的这本历史学作品。这是很高的境界，如何平衡，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心性，穆涛恰好有这样的心性。读穆涛，有一个关键：不仅要在笔墨中找他的风格，更要在心性中找他的风度。他的文字，与他的心性，高度契合。他的文字，与其说形成了一种风格，不如说体现了一种风度。
　　庄子《逍遥游》最后，讲了一个现象：“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牦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
　　历史里到处都是机辟罔罟。写历史的人感兴趣的常常就是这些机辟罔罟，然后对之感慨，若有所思。而穆涛的这本书，对此往往略过，即便注目了，也是多描述，少感慨，若无所思。其实，对这些，他不是没看到，他是不在意——如同牦牛对草间沟坎隐藏的机辟罔罟，它就这样视若无睹地走过去，在看到与没看到之间，把它们都踏扁了，踏到泥土里去了。

　  鲍鹏山，著名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团中央“青年之声”国学教育联盟副主席，央视《百家讲坛》、上海《东方大讲坛》主讲嘉宾，浦江学堂创办人。2016年被评为“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出版有《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孔子三来”（《孔子如来》《孔子归来》《孔子原来》）、《寂寞圣哲》等著作二十多部。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编辑：北月